【美新处底特律十一月二十四日电】题：福特的亚洲之行被看作是重申亚洲的前途对美国的利害关系
国务卿基辛格说，福特总统下周的亚洲之行的目的是“重申那个广阔地区的前途对我们的利害关系和加强重要的双边联系”。
基辛格博士预料，福特先生从十二月一日至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讨论的范围和坦率程度将和我们前几次会谈一样”。
基辛格博士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向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这样的态度最有利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因为“他们的社会不同，但是他们的政策却都是以现实态度为基础的”。
基辛格博士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最近几年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对我们两国的影响之外；它已改变了国际局势”。
基辛格博士强调说：“迫使我们双方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作出一个新的开端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将继续下去。它们可能成为一个持久的和日益增进的关系的基础。”
基辛格这篇讲话的题目是《制订一项持久的对外政策》。这篇讲话涉及了全球很多角落的局势。但是它特别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他说，华盛顿将“谋求在东南亚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结构。”他讲话的其他要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仍然致力于实现”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原则”。“我们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异议——这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坚持的一个原则。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解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剩下的分歧意见，但是我们的政策的方向是明确的”。
缓和：美国“在解决冲突方面将采取灵活和合作态度。但是我们决不会听任把缓和变成取得单方面利益的一种手法……我们将持灵活态度，但是我们将坚持必须采取对等原则和克制态度”。
“如果我们放松警惕”，同各主要共产党国家缓和紧张关系的作法就“不能持久。我们必须懂得既需要防务，也需要缓和紧张关系，既需要在发生危机时采取坚定行动，也需要有在现实和公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意愿”。
美国“应当准备采取这二者中的无论哪一种方针。抉择要由我们的对手去作出”。安哥拉：美国“不能无视……苏联在安哥拉大量增加武器的行动，这在十五年来第一次把大国竞争引入非洲。苏联这种卷入作法特别引起非洲国家的愤慨”。
莫斯科“仍然有机会采取一种克制政策，从而将使非洲人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自己的分歧。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针，我们将乐于合作。但是时间就要来不及了；继续实行一种干涉主义的政策必然要威胁其他方面的关系”。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二十四日电】据达卡电台报道，孟加拉国陆军的铁腕人物齐亚·拉赫曼少将警告说，某些人正在阴谋破坏这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达卡电台报道，拉赫曼昨晚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重申了政府的无政治党派性质，并强调，政府的目的是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恢复孟加拉国的民主。拉赫曼说，不久即将再释放许多政治犯。但是他警告说，不应把这种做法看作是示弱。
拉赫曼少将说：“我们不允许国内再发生动乱，不容再发生流血事件。”他还说，武装部队、人民和政府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他号召军事和非军事组织机构及爱国公民帮助政府对付卖国贼和外国特务。
他昨晚的讲话表明，仍然存在反对政府的问题，虽然政府已经答应要举行大选和恢复民主制。孟加拉国电台援引拉赫曼的话说：“国内某些人在外界势力的帮助下正在阴谋破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拉赫曼少将还谴责“反国家分子试图制造暴动和破坏事件”，并特别指出私藏武器的人是“和平与秩序的最大的敌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该电台报道拉赫曼少将说，孟加拉国将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且将继续作出努力来发展与友好国家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十一月号登载一篇文章，题为《十字路口上的缓和
——美苏关系与第三世界》，摘要如下：
最近，美苏关系中的不和谐声音日益明显，美中关系的步伐也迟迟不前。美苏间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的僵局无论怎样也解决不了，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也不能想象会解决台湾问题并使美中正式恢复邦交问题大踏步前进。
这种情况加深了西方国家对缓和的怀疑和幻灭感，批判和重新评价的动向加强了。西欧对葡萄牙政治局势的混乱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等形势感到危机来临，这种情绪又唤起了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和戒心。
美国国内的情况，以国会为主对基辛格外交的批判，在中东西奈半岛第二次兵力脱离接触协定完成以后仍有增无已。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访苏，帮了他连任总统的忙。那以后只过三年，美国国民的情绪和时代的气氛都有了很大变化。即使在明年总统选举以后，美国的缓和外交是否能够再次恢复生气也是疑问。随着现实的美苏关系、美中关系一时失去了动力，西方对缓和的一致赞同和理想也就完全垮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西方内部对缓和的批判和重新评价，根据各自立场的不同而有千差万别，但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可以说是“平衡论”。认为一九七二年以来的缓和在外交、军事、经济一切领域中，只是使苏联一方面得到了利益，而西方不仅未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反而失去了东西。这种看法在美国不得不从印度支那撤出以后更为加深了。
第二类是“道义论”，以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的制度为问题。说闭眼不看苏联限制犹太血统的居民出国，镇压所谓自由派和反体制派，也就是搞“放任对方”的缓和外交，这怎么能行呢？
第三类是对超级大国之间的越顶交易的戒心。在日本有过尼克松时代美中接近的痛苦记忆。在西欧各国之间也不能消除这样的担忧：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互相削减中欧兵力问题上只单方面地对苏联让步，这不是任凭苏联威胁西欧吗？
第四类是小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大国主义和优先考虑先进国家提出异议。
以上列举的对缓和的四种异议，既互有联系但又具有各自的意义。批判缓和与基辛格外交对美国来说，缓和本来是在收缩对海外的承诺即美国外交后撤的时候，用来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制造新的均势以谋求固定现状的。其背景是美国已经认识到，用核的绝对优势和美元的力量来遏制共产主义国家，控制西方各国和第三世界，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确实改变了政策，从冷战外交改变为所谓“对话外交”。单纯地说，美国失掉了维持庞大的海外承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得不后撤。保持绝对优势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只能依靠相对的均势。始终以实力为外交的第一要素，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
因此不能完全驳倒基辛格外交“对苏联让步太多”“美国外交后退太多”的批判。
基辛格国务卿遭到国内保守派、鹰派的压力，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范围，降低了谈判能力，美国外交暂时将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虽然还不能认为将会发生由缓和完全倒退到重新展开冷战的事态，但是，至少美苏关系、美中关系将不会是象基辛格所想象的那种“灵活的关系”。缓和的步伐与第三世界回顾一下缓和的具体过程吧。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产生的缓和，以一九七三年夏季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自一九七三年夏季开始的后期，一方面是缓和逐渐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越来越活跃。
一九七二年以来的缓和贯穿着两个原则。一个是推动美苏之间管理核军备，以避免核战争。另一个是不让地区性的争端发展成为大国之间的争端。
第一个原则表现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努力，产生了防止美苏核战争的协定。但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眼下不仅没有带来核军备的管理或裁军，反而煽动起来从质量上扩大核军备的竞争。美苏相互争夺核优势的恶性循环不仅没能克服，最近这种恶性循环反而加深并且表面化了。
第二个原则是在解决越南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有人认为，美国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大国在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的对立——中国叫作争霸，有时它可能和地区性争端纠缠在一起，有引起代理人战争的危险，这从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例子来看也很清楚。这种地区性争端和代理人战争一旦转化为面对面的大国之间的对抗，就有引起核战争的危险。因为这是违反缓和的第一个原则的，所以没有特殊的情况，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超级大国和一部分先进国家为了加强自己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并维持本国的军火工业，出口大量武器，就有加剧地区性的紧张，甚至带来世界性扩散核武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