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以《杨振宁谈历次访华及其它》为题，译载一篇由迈克尔·芒
克整理的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记，摘转如下：
问：你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你同毛主席进行过的科学讨论吗？
答：我在一九七三年访问中国时，曾提出要见毛主席，但对毛主席会接见我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一天下午，当别人通知我毛主席愿意会见我时，我感到惊奇和非常荣幸。我们的谈话是在非常轻松和无拘束的气氛下进行的，主席很懂得怎样使我解除局促不安。
他问我在进行些什么物理学研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时，他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使我惊奇的是，他显然一直在注视着一些当代高能物理学的发展。他向我问及关于基本粒子是否可分割的目前讨论的情况，我告诉他讨论依然在热烈进行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在我看来，毛主席对物理学真的非常有兴趣。我的推测是，他的哲学兴趣同他要了解我们在实验室所要了解的有些关系。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少数几个真正的伟人之一。他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其它许多部分知识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在我和他交谈时，我以为我瞥见了他在智力方面的杰出的才能和他作为人民领袖的才干。问：毛主席还对其他哪些问题有兴趣呢？
答：我们谈到许多问题。例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并且引述了一些古典著作。
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他向我问道：在你们的科学领域中，“理论”和“思想”这两个词的用法如何呢？这个概念上的差异我从未想到，因此我考虑了一下并经过细心盘算，才作了一个复杂的回答。接着，我们讨论了这两个词在普通的中文和英文里的涵义，并比较它们在学术物理学方面的含义。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小的。这方面的讨论并没有导致特殊的结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谈了概念的各种问题，为了用词准确，他是很细心的。
问：我们知道你也和周总理谈了关于科学的问题。
答：毛主席会见我时，周总理和北京大学的周培源也在座。我们四人的谈话是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的。我曾会见总理多次，他向我问了许多事情，包括各种科学的发展情况。
我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次访问总理，那次全是他问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的印象是，他对美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但要从我这里证实他所获得的消息。他问了广泛的问题——木匠、教授和政府官员的工资怎么样？——校园里学生的骚动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的看法，谁是真正控制美国的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尽力作答。
问：你认为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对世界科学将有什么贡献呢？
答：显然，直到现在，中国对现代科学所作的贡献并没有应有的那样大。在过去几年间的中国之行中，我在各地都看见这样的标语，说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我把今天的中国同三十年前我当学生时的中国比较时，就觉得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卓越非凡的了。我认为这种进步势头将继续下去，并且我毫不怀疑，中国将来会在科学和技术的各个方面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将一定会在某一方面取得迅速的进步，那末我就会首先举出医疗保健事业，因为中国集中而极其有远见地强调公共卫生和其他与人民福利事业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在其它领域就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就。问：科学与学校课程是怎样配合的呢？
答：当我访问中学时期在北京的母校时，我觉得他们非常强调要学生用手去学会做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工作。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培育种子或收获粮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设有工场车间，使他们能够从事各类的劳动。我要强调一下的是，这种精神是比美国人所认识的要大得多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在旧中国，学生不但没有任何可以接近工场或农场的途径，而且假若有的知识分子这样做的话，会被认为是有失尊严的。
基于这样强烈的和极端不健康的传统，中学生过去对用劳力操作的人是看不起的。我想新的精神就是直接针对这种思想的，而且我还感到，在这方面，中国已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改进。人生的最终意义的概念已经改变了。这对现代科学说来是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的。
问：有些美国人说，不但把中学生而且把年长的科学家也送到农村去，这样的运动是会降低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减慢科学上的进展的。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发生呢？
答：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中国并没有把这个方针变刻板化，从而损害真正的进展。例如，我在复旦大学曾向一群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问及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全都到农村去。他们回答说，虽然他们有很多人志愿报名去农村，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会被派去。农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都去，科学家被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谁也不能立即放下他的工作，收拾一下就到农村去。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科学家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把到农村去工作看作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过程，那些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真正地认为，社会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这是一种在旧中国完全不存在的全新的态度，在劳心者优于劳力者的思想仍然流行的美国，也找不到的这种全新的态度。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机会到农村去工作，而那些到了农村的科学家是很热情地工作的。令人感动的事情是，我在中国所遇到的科学家，他们的个人抱负是和国家的愿望相同的。
问：中国对科学天才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地重视呢？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答：我想“天才”在中国是一个不好的字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承认特定个人的贡献。例如，已故的李四光教授，他的努力终于为中国打开了大庆油田，他被确认为在中国石油生产自给自足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不认为这是由于李教授的“天才”，而是由于他理解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并敢于反对中国没有大量石油储藏可供开采的“专家”论断。
中国已立下了非常高的理想目标，并要迅速前进。这要求每一个公民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作出更多的努力。爱因斯坦在物理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会受到称赞的。我觉得没有理由相信，爱因斯坦的研究在中国就不能像当他在世时在欧美一样成功。
问：中国有个说法，叫做“盖棺论定”，你能否对蒋介石之死和中国统一的前景谈一些意见？
答：我不认为我对他的看法有任何重要性的，但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怎样看他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很鄙视蒋介石的，而这就是进行历史评价最重要的东西。
至于中国统一和台湾重投祖国怀抱的问题，我相信上海公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制定了基本的原则。
我不知道将怎样完成统一，但我不相信像有些人希望相信的那样，就是过去四年间保持的局面能够再长久维持下去。如果你把外交的总发展和这期间国际力量对比合计一下，你就会发觉这个发展势头是迅速的，而统一只是不远的将来的事情。
【本刊讯】香港《快报》十月十二日刊载一篇题为《英文简体字试验失败》的文章，摘转如下：
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四十年来以唱独脚戏的苦干精神极力提倡简化英文，但现在终于承认失败而不再在这份报纸上使用简体字。
在英文中，文字是根据语言的发音而用字母拼成的。但有许多英文的单字，由一长串字母拼成，就像我国文字中的许多笔划繁复的单字一样，是完全不必要而且可以加以简化的。
这种道理大家都知道，文字繁复是一种缺点，但是要纠正这种缺点，却谈何容易。《芝加哥论坛报》自一九三四年起推行英文简体字运动，获得当时最享盛名的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赞成和支持。该报首先使用八十个简体字，皆保持原来的读音，但把拼法简化，如Ｔｈｒｏｕｇｈ变成Ｔｈｒｕ，Ｔｈｏｕｇｈ变成Ｔｈｏ，Ｔｈｏｒｏｕｇｈ变成Ｔｈｏｒｏ。又如把Ｅｐｉｌｏｇｕｅ和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简化成Ｅｐｉｌｏｇ和Ｄｉａ－ｌｏｇ。
但到现在为止，除了上述最后两个简体字已被普遍接受之外，其余七十八个简体字始终无法广泛推行，有些小学校曾经试图推行这些简体字，结果发觉非但无法使孩子们节省学习文字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增加了小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麻烦。
原因是英文简化的原则是把每一个长字减去几个字母而保持原来读音。这一原则看来完全合理，但在实施时却行不通，因为各地的人读音不同。譬如说：Ｎｉｇｈｔ简化为Ｎｉｔｅ，在大多数美国人读来完全一样，但德萨斯州人却读成Ｎｉｅ。Ｔｈｏｕｇｈ变成Ｔｈｏ，在美国可以通行，但爱尔兰人却读成Ｔｈｏｏ。Ｌｏｖｅ变成Ｌｕｖ，在大多数英语民族中可以通行，但利物浦地区的英国人则宁愿把这个字拼成Ｌ．ｏｏｖ。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注定了这项改革运动的失败。
【本刊讯】香港《海洋文艺》一九七五年九月号以《英国出版了东方文学大辞典》为题报道：
英国「乔治艾伦及恩云」出版公司去年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大辞典》。由捷克学者普鲁塞克担任主编，编辑顾问集合了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密执安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多间大学的教授共十二人，由他们合力编撰。
《东方文学大辞典》共分三卷。第一卷是《东亚文学》，第二卷是《南亚及东南亚文学》第三卷是《西亚及北非文学》。其中收有二千篇论文，特别是关于亚洲与北非的文学，几乎都有论及。．第一卷《东亚文学》的封面，以鲁迅先生的墨迹作设计，很有特点，这一卷包含有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的文学作家与其作品的介绍。
第二卷包括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诸国的文学。
第三卷为《西亚及北非文学》，上溯至古代埃及和近东古国的文学与文化，近代则论及苏联近东地区的文化，对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阿拉伯诸国，包括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北非诸国。
书用每一个命题，介绍了各东方国家的作品及其情况，包括古代、中古及近代的作家，并分析其时代背景与不同影响。另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文学样式，亦作专题介绍。
最初这部文学辞典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始筹划的，后来却因苏联入侵捷克，转至英国，结果在伦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