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十月四日刊登希思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毛的思想……》，副题是：《为什么我们应注意到这位机敏的政治家关于世界面临灾难的警告》，摘要如下：
前些日子我在北京同毛泽东主席进行的会谈是我在过去十五个月中同他举行的第二次会谈。除了他的亲密同事外，很少人有这种机会。
交谈是直率的，因为毛主席本人对欧洲事务和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感兴趣。
当然，在我们解决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纠纷，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我是首相。中国领导人当时很重视这项行动，而且现在也没有忘记。
但是，毛泽东和今天统治中国的那些人如此关切的是欧洲在他们的世界战略概念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同他进行的两次会谈中，我们特别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很热情地欢迎我。他祝贺我身体强健。
他喜欢在开头就向他的客人提出尖锐的问题，然后用手势有力地强调他自己的论点。
毛主席很了解世界局势，他对我的影响同欧洲三位伟大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时代对我的影响一样。生动的图景我在听毛泽东谈他对未来的看法时，我想起我是多么经常地听到丘吉尔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他自己的想法。
当毛泽东讲明他对苏联的真正意图的看法时，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同阿登纳总理会谈的那一天。当时，先是讨论关于英国加入欧洲的谈判的问题，但很快就转而阐述了苏联力量的现实情况。
当毛泽东谈及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我们这些人应对它们持何种态度时，我脑子就浮现出这样一种生动的图景：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的书房里面对着我坐在他的书桌旁边，用他富于表达感情的双手以同样的方式强调他的看法。
人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肯定不会同意彼此的意见，虽然在世界局势方面，他们有共同看法的地方比人们可能认为的要多。但是，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集中研究世界战略的。
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决策人的个性和特性都是极感兴趣的。
今天，某些评论家说中国政府中在决策方面存在着真空，我迄今为止发现情况与此相反。
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我遇见过的任何其他一些人都未能如此透彻地分析世界局势和他们在这种局势中所处的地位，也未能如此冷静地研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每一步的影响。
在我看来，好象这些人日日夜夜坐在一起讨论每一种可能性，估价每一个行动，研究每一种选择，然后做出结论。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帮助，因为在内战期间和长征途中，现在的领导人中有这么多人曾同毛主席一起工作。
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是谨慎地行事的，一次走一步。他们每天遇到的国内问题使他们更有必要这样做，他们必须有把握能够养活约八亿人，尽管在作出一切努力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国家的人口在本世纪末甚至可能达十亿。准备斗争首先必须使人民吃饱。已有十三年没有看到饥荒的幽灵。中国人决心把它永远驱除。他们仍然是十分贫穷的人民：毛泽东最了解这一点。他向我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领导人认为决定英国应当留在欧洲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对欧洲的团结和力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担心欧洲人在今年夏天同俄国人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可能是欺骗了自己。
“慕尼黑”是经常用的一个词，这主要不是在使苏联可以放手进攻中国这种意义上的出卖，而是欧洲人自己的一种出卖，让俄国人放手扩大他们在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期望至少是英国人看到这方面的危险。他们认为美国让它的部队留在欧洲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虽然他们了解一位美国总统在撤出越南之后所面临的困难。核武器他们估计，苏联和美国增加它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能力和继续增加这些武器的程度——他们特别指出苏联的海军能力和潜艇舰队的扩张——将最后带来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样一种灾难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人认为他们告诫世界提防这种灾难是正确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必须致力于防止出现这种灾难。
【时事社东京十月四日电】题：无视田中访苏时的协议，外务省对葛罗米柯文章将提出抗议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杂志《共产党人》最新一期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文章就北方领土问题说：“对于日本毫无根据的要求，我们将予以反击。”外务省认为这篇文章极成问题，说葛罗米柯文章是践踏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首相访苏时在日苏之间达成的“归还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问题包括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之内”这一协议的。该省打算在详尽研究这篇文章的全文之后，不久将再次向苏联方面通告日本政府的立场，并且提出抗议。
这是外务省人士四日晚上透露的。外务省认为葛罗米柯文章中特别成问题的是说“关于北方领土的毫无根据的要求”这一点，这种论调虽然没有说“北方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但显然是对田中访苏时达成的协议的挑衅。还有，葛罗米柯外长今年内行将访日，在这个时候却发表了这篇文章。对此，外务省人士感到苏联的意图是，它抓住下述形势，想乘机一举转而采取强硬态度，“退到一九七三年以前的状态”，因而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些形势是：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二、三木首相的一名外交智襄平泽和重以“私人见解”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分别归还”北方领土的言论，给人造成了国家舆论已经分裂的印象；等等。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九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目的是帮助第三世界自力更生》，摘要如下：
随着报纸上大量出现不发达国家每况愈下的消息，不研究中国在促进第三世界发展方面的作用，对中国的估价将是不全面的。
“促进发展”而不是仅仅提供援助——以此来描述中国的立场要比描述任何其他国家的立场更为确切。因为中国自身便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正在自己的国土上想方设法解决第三世界最典型的问题，并正在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富国和穷国对抗局面的条件。
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就不能真正做到发展。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方针认为可以接受外国的发展援助，把它作为发展经济的辅助手段，但是决不能把它看作主要的支持。
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变成援助国的中国就是以这样的条件给人援助的。它的援助大部分目的在于使受援国得以迅速在某一工业部门自力更生。
如果用援助建立起来的设施必须要在援助国的监督下才能继续使用，或者在维修或补充零件和备件方面，甚至在进行扩建方面都要依靠援助国的话，那就不能叫自力更生。规定把一部分产品给予援助国也不行，除非是在满足了国内需要并且已设法使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之后。中国完全排斥这种用产品偿还贷款的做法（这在其他援助国是很普通的做法），中国不承认这算得上援助。
约在一九五六年，当中国开始偿还早期的苏联贷款和利息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开始扩大它自己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了。北朝鲜是第一个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接着在几年之内就援助尼泊尔、柬埔寨、缅甸、蒙古、印度尼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两个在中国对外援助中显得很突出的国家一——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和巴基斯坦。
中国第一次帮助人家奠定纺织工业的基础就是在锡兰，为锡兰建设几个大厂和散布全国各地的五十个小厂提供了贷款和设备。巴基斯坦也许是接受中国援助的数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仅次于北越和坦桑尼亚。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援助的重点转到了非洲和中东最不发达的地方。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六十个国家中有三十多个在非洲。
除了少数几个为了应付特别迫切的需要而兴建的大工程——例如，阿尔巴尼亚沃—德耶河上发电十亿度的毛泽东水电站和坦赞铁路
——而外，中国的发展援助计划通常都预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以便这些援助项目开始收益而收回投资。
中国援助的一个情况是，在外国工作的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按所在国的生活标准付给工资。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的生活水平是低下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开支。通常，一个援建项目的足足一半费用是花在工资和薪金上的，而中国人在这一项开支里所拿的钱不到其他人所拿的半数。
中国的援助虽然规模要比旨在控制全盘的发展布局的援助小些，但是仍然是颇有影响的，而且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当中国的援助在一九七○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之为共产党国家的援助计划中占据领先地位时，人们迅速地认识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新份量。
中国的援助是无息的。这是新的意义上的援助，偿还援款可以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偿还不妨碍受援国的发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