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文学报》第三十九期以《毛分子从＜水浒＞中寻求什么》为题，拼凑了一组外国报刊和通讯社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按语。
按语全文如下：
九月初，在批判六个世纪以前写的很流行的小说《水浒》的口号下，中国又开展了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强调说，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开始的。
然而，小说本身也好，里面列举的人物也好，都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外国观察家指出，“辩论的对象，是当前的政治，而不是文艺作品的典型人物”。这家《人民日报》清楚地阐明了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所追求的目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对于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这一巩固毛主义，把它作为中国今后几个世纪“不可逆转”的方针的企图，体现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投降主义”的要求中。
这场新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外国观察家的密切注意。我们把世界报刊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应刊登如下。
【本刊讯】香港《虎报》十月一日发表题为《中国和未来》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自从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在昨天满二十六周年，它标志着国内越来越稳定，在外交政策方代。面则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
在国内，过去十二个月的创伤少于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些年头。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危急时期，而北京的新闻传播工具则报道中国的工农业在过去十二个月里仍然取得了稳步发展。就一个不受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混乱的影响的闭关自守的国家的经济而言，这种记录并不出人意料。
整个说来，中国继续保持着一月份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团结的精神。．
由此可见国内情况仍然是光明的，但是，北京在对外关系上是否能够同样乐观，正在成为一个大问号。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采取了明确的步骤以改善它同某些紧邻的关系。
虽然这展示了中国的日益扩大的外交关系的一幅光明的图景，但是，在北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遭到的失败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胜利。
的确，美国的失败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是理想化为了事实。但是，新的印度支那在将来是不是能同样令人愉快，还有特分晓。
【本刊讯】美国广播通讯社九月二十五日发表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的一篇评论，题为《字里行间；看葛罗米柯在三十届联大的发言》，全文如下：
苏联外长在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人们熟知的包罗万象的讲话中，对第二次大战结束和联合国诞生三十周年作出了评价，把缓和说成是制定世界未来计划的格言和钥匙。
人们原来设想，缓和是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以来事态发展所发生的激烈对抗过程中一个极美好的转折点。可是，现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怀疑缓和是万灵药。葛罗米柯本人了解人们这种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所以他说，“如果低估反对缓和的人的抵制，那就错了”。但是谁是“反对缓和的人”呢？葛罗米柯有意避免指名道姓。
缓和的整个哲学和理论，现在是混乱不堪的，这也许是因为实际上有两种缓和，它们是既含混不清而又互不相同的一对孪生子——是如此地相象又如此地不同。第一种缓和是退出冷战。第二种缓和是把缓和当作世界政治和平的基石的理论。正是这第二种缓和遭到了怀疑，甚至遭到了挑战和疑惧。
当人们把整个的概念当作一回事的时候，困难就产生出来了。正是本着这种浑然一体的态度，葛罗米柯理所当然地向反对缓和的人们问道，除了唯一的一条出路，即退回到冷战的日子以外，他们还能提出什么替代的办法。确实，并不存在着什么反对共处的可畏的“敌人”——在美国的极右翼行列中是有一些诘难者，但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来反对人们普遍拒绝回到冷战去的态度呢
——而这种态度是西方、日本和第三世界都已经采取了的，是美国人民已经采取了的，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已经采取了的。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不是从葛罗米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过分夸大的倾向谈论缓和的那些言词中，而是从他关于世界各主要危机地区的议论中看出这样的答案。我们正是从一厢情愿的想法和严峻的现实之间的这些差别，看到了产生怀疑的根源。
理想是跟美国热情地结婚；而现实——正象葛罗米柯自己所说的那样——则是一对情人在大会议程的每个重要问题上的争吵。
在中东问题上，不管两个大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形势显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笑剧和一个败局。假如说在这个地区是有磋商或者合作的话，那么这就是缓和的效用的一个可怜的证明。
在朝鲜问题上，这两个大国分别参加了大会的两个互相对抗的提案，而且美国扬言说如果出现人为的战争威胁就要使用原子武器。难道世界不该问一问：这算一种什么样的缓和？
智利怎样呢？在这里，难道美国和苏联不是显然处于——虽然肯定是无形地处于两极对抗之中？
在陷于一场流血混战的安哥拉，葛罗米柯谈到了“敌视解放斗争的势力”。我们又要问，谁是这种“势力”，以至于如果坦坦率率地指出谁是这种势力，那就会是一种对于缓和有失礼貌的事情？
葛罗米柯说，对于那种粗暴地使用压力以影响葡萄牙正在发展中的局势的企图，世界深深感到不安。确实是这样。看来，缓和在这里又没有起作用——甚至在庄严的赫尔辛基协议宣布反对干涉各国内政以后，依然如此。
当然，在联合国日益增大的舆论看来，缓和也没有在裁军方面起着有希望的作用，只不过是两个大国竭力想摆脱一场主要与它们自己有关的武器竞赛而已。普遍裁军甚至连一个开头也没有。
鉴于缓和的这种种虚弱，各国代表们日益产生一种感想，那就是在一个发生内讧的家庭里
——而现阶段的缓和就正是这种情形——是不可能设想出或者建立起一种世界秩序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八日在《天声人语》栏登载一篇谈我国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展开了批判长篇小说《水浒》的群众运动。
在日本，相当于《水浒》的群众文学作品恐怕就是《忠臣藏》（日本古典演唱曲艺《净?g璃》之一——本刊注）。《水浒》以义为宗旨结集了一百零八人，而日本的《忠臣藏》是描写四十七名义士的。《假名手本忠臣藏》（即日文字母字帖《忠臣藏》之意——本刊注）中的“序文”，据说就是吸取了《水浒》的思想，所以未必是毫无关系的。笔者模仿中国写了这篇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忠臣藏》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一个反面教材”。《忠臣藏》问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广泛流传于我国，影响极深。如何正确地分析和评论这部作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首先，这部作品只不过是细致地宣传怎样向人民之宿敌将军投降的。
《忠臣藏》的投降路线首先表现在只反对贪官吉良，而不反对将军这个根本问题上。一旦打完仗，大石内藏助的工作就是派使者到总管家的住宅提出关于事件经过的书面报告。
这一事件是武士们的内部斗争，双方都需要保卫以将军纲吉为头目的封建剥削制度。因而斗争的开端只不过是关于形式化的古代、中世纪的礼仪，只限于对贪官进行报复的范围。
赤穗藩还采取过份残酷的政策，垄断盐，向农民收缴以超过六成的重税，压低在盐田工作的海滨工人的工资。将军纲吉听从柳泽吉保这个大概还不如石坂浩二那么体面出色的人的进言，命令义士剖腹，他一方面维护儒教的秩序。另一方面巩固法律万能的封建制度。
【本刊讯】资料：据现在所知，最早传入日本的《水浒》是李贽批点的《忠义水浒传》。李贽的本子可能是刻印在明代万历三十年前后（十七世纪初）。其后金圣叹批点的本子传至日本。
日本最早翻刻《水浒传》，时在公元一七二八年。是由京都的林九兵卫翻刻的。这部《忠义水浒传》，由江户时期通晓汉语的冈岛冠山，加上了日文假名标音的读法。这个本子只刻印到第二十回，以后未再续出。
冈岛冠山也是日本第一个翻译《水浒传》的译者。他翻译编写的《通俗忠义水浒传》，公元一七五七年刊行。冠山的假名标读本和翻译本，都是据李贽的百回本。《水浒》在日本的流传和出版，导致众多模拟本子的出现。所谓模拟，就是把《水浒》加以改编、演化，写成日本小说故事。日本文学史理论著作把《本朝水浒传》称为“后世读本的开山祖”、“水浒翻案（改编）的先驱”。
在十八、十九世纪，这些模拟本子在日本曾经风行一时。
模拟《水浒》的那些作品，大都接受了《水浒》那种投降、招安、忠义的思想，具有《水浒》同样的特点。
日本模拟《水浒》创作的第一个特点，是只反奸臣、宠臣。这一点和《水浒》完全一致。
模拟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鼓吹效忠于封建领主的“义士”精神、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江户时期幕府统治是无上权威，它的威势凌驾于天皇之上，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们。模拟作品可以说是美化幕府统治的作品，大封建领主高高在上，下边是“忠义”之士为他们卖命、死斗。
模拟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都对农民起义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咒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对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加以歪曲，代之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奸臣与忠臣的斗争，所谓“好”封建领主与恶封建领主的斗争。梁山泊转化为日本地点，在日本“举义”的是什么人呢？是封建领主的“忠臣”、“义士”，甚而就是领主本人。
模拟作品的第四个特点，是极力歪曲梁山泊里那些坚持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人物，李逵、晁盖、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样人物的反抗精神均被抹煞。许多模拟作品根本不提这些人，把他们屏弃在作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