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四日刊登一篇书刊介绍，题为《〈“中国通”们〉这本书》，摘转如下：
今年秋天，在美国出版界中受到谈论最多的新书是《“中国通”们》（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ｎｄＳ）。这本书描述了号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外交官在五十年代华盛顿反共浪潮中被解职以后的情况，并且介绍了他们遭到解职的经过。
此书作者Ｅ·Ｊ·康恩，一共在书中收集了十四个人的材料，把他们的经历一一报道出来，里面有很多小故事，而且相当露骨的暴露了这些人的上司既伪善又胆小如鼠的作风。
美国有人把这本书称之为“先知先觉者的悲剧”。这十四个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有的在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之下任政治顾问，也有的在大使馆中任职。这些人有机会到过延安，或是与八路军驻在后方人员见面，因此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的意见相左。他们在交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一系最后必然垮台，美国最后不得不承认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朝鲜战争一起，美国出现了一股逆流，要追究美国“失掉中国”的责任。刮起这阵黑风的，有参议员麦卡锡（此人已死，不是上届竞选总统的参议员麦卡锡），还有亲蒋的所谓“中国问题游说团”。这股逆流因此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首先遭到攻击和调查的是约翰
·戴维斯，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对美国可能“不忠”，于是华盛顿当局以“缺乏判断能力”为名将他解除外交官职务。戴维斯当时在秘鲁任参事，解职以后也未回国，就在当地改营家具制造生意。
戴维斯之后轮到了谢伟思。此人当时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而且向国务院提出了报告，写明自己的意见。国务院以他将报告副本交给《美亚杂志》编辑、“对美国不忠”为理由，而将他解职。谢伟思一度当了推销员，贩卖纸浆机械，生活颇为清苦，后来，他一直栖身于加州大学图书馆馆员。（关于这一事件，谢伟思自己曾写了一本书。今年五月，他曾访华。）
再有的就是原任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朝鲜战争爆发时任国务院中国组组长的艾德蒙·克拉勃了。朝鲜战争一起，他向国务院提出警告，认为这会招来中国参战。这本来是一个合乎后来事实发展的分析，却在“麦卡锡主义”逆流中又被认为“不忠”。结果，国务院以他在几年前曾经到左翼杂志《新消息》办公室说了几句话为理由，将他降职到历史资料部门，然后解职。他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中国通”们》的作者认为，从这二十年的历史来看，美国一步步渗入越南，并且亲自派遣重兵到印度支那战场作战，这一错着有着长远的背景。这背景便是，在“麦卡锡主义”的逆流中可以称得为亚洲通的美国外交官员数量不足，而且畏首畏尾，不敢发言，以致整个国家被推上了错误路线。
《纽约时报》以采访越南战场新闻而出名的记者大维·赫尔巴斯坦说，“如果戴维斯是负责远东部门的副国务卿，谢伟思是大使，则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在他们遭到整肃和开刀之后，接替他们工作的人，只能够仰国会保守派议员的鼻息，听从死硬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的命令，采取反共的路线。”
《“中国通”们》一书还指出，五十年代追查谁“失掉中国”的麦卡锡主义到了六十年代，余波犹在。因此，尽管这些外交官当初的确对中国情形作了准确的判断，但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们的名誉仍然无法恢复。此书作者还特别指出，在艾森豪威尔政权之后上台的肯尼迪，虽然号称是“明智”总统，而且已完全知道了麦卡锡主义对“中国通”们所施加的迫害，可是他仍然声称，“希望下一任总统给他们恢复名誉”，而不愿亲自着手。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外务省人士分析，基辛格确认反对霸权是为了显示美中关系的紧密程度，日本不改变立场》，摘要如下：
正在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乔冠华外长十九日主持的晚宴会上，根据美中上海联合公报，确认了“反对霸权”。就此问题，外务省人士二十日表明了如下看法：“日美对于‘反对霸权’的根本分歧在于‘受中苏对立的影响的日本’和‘可以利用中苏对立的美国’的这个差距。即使基辛格国务卿率先确认了反对霸权，日美基本立场的不同也是明确的，不能简单地采取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可以的说法。”
关于基辛格国务卿利用这个机会谈及反对霸权问题，这个人士认为：“丢掉印度支那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个新事态，然而却证明，美中关系同一九七二年二月发表美中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的当时没有变化。”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一日电】题：首相对日中条约持“静观”态度，说要注视条约谈判的演变
三木首相二十一日下午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谈到仍无进展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时说：“希望尽早地达成协议。”但又说，当前要在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宫泽外相和乔冠华外长会谈的基础上，“注视今后的研究工作和外交谈判的演变”，再次表示了要继续“静观”的态度。
这番话是在回答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的质询时说的。
冈田说：“三木首相应该亲自访华，谋求解决。”
首相回答说：“如有必要，我到哪里去也不厌烦，因为是有对象的，我不好随便说什么时候去。”同时又表示慎重态度说：“前不久，刚刚举行过日中外长会谈，我想在研究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后应该决定怎么办。”
冈田进一步追问道：“在日中条约中写进‘反对第三国的霸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采取这种方式谈判没有进展，是否因为国内存在着牵制力量？”对此，首相回答说：“我不受任何人的牵制。”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十月二十日发表多恩伯格发自慕尼黑的一篇专稿，题目是《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预示着冬天的动乱》，摘要如下：
在北京指责莫斯科使用“和希特勒同样的手法”，而苏联人把中国人称做“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的时候，这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的关系很明显地处于低潮。
观察家认为，自从六年前中苏两国的部队在乌苏里江边界上打过一小仗、莫斯科扬言要对中国的核试验场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来，中苏关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坏。
就以新的苏联—东德友好条约为例吧。条约中埋下了同中苏冲突极为有关的伏笔。
莫斯科和东柏林上次在一九六四年签订的条约使双方在任何一方遭到军事进攻时都有义务保卫对方，但这种进攻仅指“在欧洲”。而根据新条约的措词，一旦在任何地方遭到“来自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武装进攻时，它们有义务互相保卫。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只能是，一旦苏联与中国发生战争，东柏林现在就有义务赶紧去保卫苏联。
事实上，这一新的双边条约把华沙条约的规定向东延长了几千英里，达到了苏联在亚洲的国境。
莫斯科同其所有的欧洲共产党盟国订有双边的友好互助条约。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它一直想改变或修改这些条约，以便使这些国家有义务在军事上卷入与中国的战争。
虽然克里姆林宫一九七○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它所企求的东西，但是，其它国家至今还程度不等地踌躇未决。
人们把与东柏林签订条约的时间看成是了解中苏关系的一个不祥的晴雨表。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迹象：
对于一九七四年三月被迫降落在中国领土上的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三名驾驶员继续被拘留的问题，苏联在沉默了近一年之后，上月又就此公开攻击了北京。
同时，在莫斯科，外交界鸡尾酒会上（这里一直是了解中苏关系的好地方），正流传着苏联与中国的边界上即将发生武装对抗的说法。
虽然最近返回莫斯科的副外长、苏联首席谈判代表伊利切夫表示了乐观，但苏中关于调整边界和解决乌苏里江边界争端的会谈实际上似乎已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更加尖锐了。
北京不再只是指责莫斯科的“反动性、帝国主义和沙皇的政策超过了老沙皇”，而且最近还指责克里姆林宫使用“和希特勒同样的手法”，“也谈和平但实际上是要战争”。中国人说，俄国人“要的是整个世界”。
另一方面，据莫斯科说，“鼓吹新的世界大战主张的”正好是中国。
不管谁是对的——如果有人对的话，一切迹象表明，中苏今年将有一个动乱的冬天。
【塔斯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真理报》记者从华盛顿报道，在就如何制定“越南战争后的纪元”的美国对外政策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反对缓和的人急忙提出了将再次使美国处于“世界宪兵”地位的新的“理论”。
该报指出，刚刚问世的由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和国务院情报司领导人克莱恩写的《世界力量对比估价；战略动向分析》一书阐述了这种理论中的一个理论。“克莱恩鼓吹建立美国卵翼下的新的军事集团”。
这篇通讯指出，反动势力不顾国际关系中重要的积极进展，违背各国人民巩固和平和扩大各国互利合作的渴望，继续要求增加军事拨款，力图使奄奄一息的侵略集团起死回生，反对缓和紧张局势。
《真理报》写道，这些势力由于仇视和平，往往与毛分子相勾结。
“大家知道，近来北京首领在破坏国际缓和方面特别卖劲，试图阻挠任何制止军备竞赛的计划。现在，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一事，已成了毛分子掀起新的反苏浪潮和攻击缓和政策的借口。美国有一部分新闻机构也加入了这场宣传运动，它们倒不反对借这个题目捞一票。它们放风说，北京和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具有‘相吻合的利益’，说什么这会加强北京和华盛顿‘对苏联的地位’，这些新闻机构显然是在向反对缓和的人的磨盘里注水。”
《真理报》归纳道：
“基辛格在北京进行的会谈将有何种结局，时间自会表明。但是现在就已经清楚的是，北京的挑拨伎俩是针对国际缓和的，是对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现实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