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十九日刊登苏兹贝格发自华盛顿的一篇评论，题为《再次下中国这盘棋》《对外事务》，摘要如下：
基辛格从一九七一年为尼克松总统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起就开始了作为一个新的中国通的生涯，可是在他这回第八次去北京的时候，他却充分意识到在这座外交迷宫里需要耐心和谨慎从事。
就互派大使而不是互设联络处的这个意义而言的“正常化”目前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福特总统下个月接着基辛格最近这一次的开道旅行前往北京的时候也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因此，在国务卿本周将要进行的会谈中大概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北京已经同华盛顿打过招呼：美国即使在台湾问题上原地不动，福特先生也将受到欢迎。
然而，在做出这种表示的同时，中国今年已经对一些事情发出了怨言：取消了北京文艺团体的访问，取消了美国市长们的访问，抗议西藏流亡者的音乐团体到这里进行访问。
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天来从中国吹向美国的风已经变得凉了一点。
主要的事实是，中美关系仍然集中在两国都需要的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上暗中合作，集中在对双方都认为重要的问题上有类似的看法。所有这一切可以缩短为一个词，就是俄国。
当基辛格和尼克松第一次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时，他们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国家作为去莫斯科的后门，他们正在谋求同莫斯科搞削减武器和缓和。对后一种做法，始终必须向北京作充分解释，北京的谅解和信任是华盛顿所需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分歧不如它们目前需要限制苏联的扩张趋势来得重要。最近几个月使得北京对这种趋势有深刻的感受。
中国再次担心莫斯科要包围它。因此，北京对美苏缓和的进展，对俄国武装力量相对增加和苏联背后的北约组织软弱无力的状况都很敏感。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别，尽管政治不同，全球性的目的不同，两国对俄国却有共同的关注。这就是目前的会谈和访问要做的事情。双方都认为在对待莫斯科方面，需要在合作规则上彼此谅解。
从美国的观点来说，我们不希望中国的好斗态度或疑心破坏我们同莫斯科缓和的根本政策。从中国的观点来说，他们不希望缓和的政策破坏中国本身。这不是新事情，正象我所说过的，这也不是戏剧性的事情。可是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盘棋下得如何。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月十八日报道：戴维·艾森豪威尔和夫人朱莉·艾森豪威尔将对中国进行几周的访问，日期很可能在十二月底，这次私人旅行是前总统尼克松两星期以前建议的。
这位尼克松总统的女婿今天说，这次旅行是应一九七二年这位前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尼克松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发出的邀请。
艾森豪威尔说，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一名工作人员十月初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打电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询问，艾森豪威尔夫妇是否可以进行访问。
戴维·艾森豪威尔和夫人朱莉·艾森豪威尔星期二晚上同中国驻美国的两名高级使节
——联络处主任黄镇和他的夫人朱霖一道进餐，朱霖也是代表团高级成员。
艾森豪威尔说，在进晚餐时，中国官员向这对夫妇提出最后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已接受邀请。
他强调，这次旅行是私人安排的个人活动，没有同国务院或福特政府的任何成员进行过接触。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六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美国单车和“中国热”》，摘要如下：
据说，今天的中国，是自行车（单车）最多的国家。
中国自行车之所以多，主要是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你买他买，自行车便日益增多。可是，这为数众多的自行车，看在爱用汽车而又饱受空气污染、备尝交通阻塞之苦的美国人眼中，却是另有一功。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利用自行车代步，不仅可减少空气污染，免受车塞之苦，而且可以节约能源。这种“发现”，自从美国人通过访问新中国而传回美国后，原先不爱自行车的美国人，开始改变了态度，逐渐有人弃汽车而就自行车。
随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掀起了“中国热”，美国人之中，学中国人使用自行车代步的人更越来越多。尤其是美国著名心脏病医学权威、历任美国总统医生的怀特，于访华后，声称用自行车代步有益健康，能减少心脏病之后，美国人骑自行车更蔚然成风，数年之间，全美的自行车数量，竟然以倍数增加。
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全美国只有五百六十五万四千多辆自行车，平均每一千个美国人中，只有二十九点六辆。一九七一年，美国人开始与中国交往，“中国热”刚刚掀起，自行车的数量便陡然增加，达到八百八十四万九千余辆，平均每一千美国人拥有自行车四十二点七辆。
次年春天，尼克松访问中国；年内，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纷纷访华，“中国热”越来越热；怀特医生的访华心得也在稍后发表了。于是，这一年，美国自行车的数量，更加大增特增。到了一九七三年，美国自行车继续报增，扳上了一千五百万辆的新高峰，每千人所拥有的自行车，也第一次达到七十二（七一点九）辆的高峰。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六日电】两名美国人和一度在美国工作过的一名意大利人，因癌症研究发现了“肿瘤病毒和细胞基因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今天共同被授予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金。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戴维·巴尔的摩（三十七岁）、威斯康星大学的霍华德·马丁·特明（四十岁）和在伦敦皇家癌症基金会实验室工作的雷纳托·杜尔贝科（六十一岁）分享十四万三千美元奖金。
瑞典卡罗林医学研究所评奖委员会说明了他们工作的背景如下：
“除疣病毒外，病毒引起人体肿瘤还没有得到证实。疣病毒所引起的肿瘤是良性的。可是，看来人们有可能将发现病毒参与引起了人体上至少某些性质更为严重的肿瘤。”
巴尔的摩（纽约人）和特明（费城出生）的工作是以美国的弗朗西斯·佩顿·劳斯的发现为基础的，劳斯曾在一九六六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金。劳斯在多年以前证明了病毒能引起癌症。
杜尔贝科（出生在意大利）原来在都灵大学受教育和工作。他在一九四九年去美国，研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的脱氧核糖核酸肿瘤病毒对在实验室条件下所培养的细胞的影响。他发现病毒繁殖抑或导致细胞的破坏，同时伴随着释放出新产生的病毒微粒，抑或导致细胞变形。
没有观察到变形的细胞产生病毒微粒。
接着，人们提出了问题：是病毒造成了细胞变形，而后消失了呢？
还是病毒的遗传物质留在变形的细胞里了呢？
卡罗林医学研究所评奖委员会成员指出，发现病毒的某些“足印”这一点说明，它留在变形的细胞里了。
这个评奖机构说：“这一点终于被杜尔贝科和与他共同工作的人所确证了。他们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发现，病毒的遗传物质构成了变形细胞的遗传物质。因此，细胞获得了源出于传染病毒的遗传性。”
卡罗林研究所说，特明和巴尔的摩发现在核糖核酸肿瘤病毒微粒里出现某种酶使核糖核酸转移为脱氧核糖核酸，与此同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美联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十月十六日电】巴尔的摩今天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说，看来病毒在引起人体癌中只起很小的作用。
巴尔的摩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并不是要贬低病毒学的工作，但是今天所能得到的证据是，病毒在致癌方面起的作用是小的。”
巴尔的摩说：“我认为，今天进行医治的最大希望在研究致癌的环境原因。”
巴尔的摩说，对病毒及其引起遗传的基本单位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如果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拥有一个大得多的武器库来研究人体癌症了。”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朝鲜半岛的安全是基辛格战略的出发点；作为固定现状的立足点；日本从侧面予以密切协作》，摘要如下：
基辛格在同宫泽外相的会谈中，朝鲜问题占用了许多时间，据估计，在同邓小平副总理等中国首脑会谈时，“朝鲜半岛的安全保障问题”也将成为主要议题。
据认为，与朝鲜半岛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美国、中国、苏联之中，进行“日美”“美中”协商，这是“基辛格战略”的正式开始。
基辛格的目的是，甩掉日中苏各国所说的“南北自主统一”的“方针”，目前，将沿着它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现状的“真实想法”来谋求解决朝鲜问题。“基辛格战略”的第一步是通过“美朝接触”来打开局面，访华的基辛格将根据日美中苏四国的打算和力量的平衡，来争取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拉到“对话”席上。
“基辛格战略”的轴心是他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大演说时呼吁的“召开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设想。但是北朝鲜表示反对基辛格的建议。对此，美国方面没有改变强硬态度，说：“绝对不同意没有韩国参加的会谈”。我国一直专心与“基辛格战略”进行紧密配合，并从侧面提供了合作。另一方面，在“基辛格战略”布局过程中，中苏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微妙态度显露了出来。即使根据宫泽外相的印象，苏联的态度也是冷静的，甚至据说葛罗米柯外长“没有表示拒绝”。
中国在九月份派遣张春桥访问了北朝鲜，但没有发表联合声明。随着印支战争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实行收缩，中苏在亚洲的对立激化，这一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反苏态度，从牵制苏联来说，中国不能无视美国驻南朝鲜军的存在。
基辛格在同中国首脑的会谈中，一方面考虑中朝间的微妙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良好的美中关系为背景，要探索同有关国家进行对话——包括“美朝接触”的可能性等在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