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月十二日刊登英国前首相希思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新的太平洋世界中的关键性作用》，摘要如下：
我在太平洋地区所到之处，都发现人们对中国、对其领导人和对其政策有浓厚的兴趣。从大洋东边的美国到大洋西边的日本、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谁都想了解那里的目前情况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笼罩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变革气氛。
这些国家必须使自己迅速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美国从越南撤退以及共和政体的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期待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中，我有两次难得的机会同毛泽东主席及其同事讨论他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在我与之谈判或讨论过此种问题的许多人中，我不记得还有谁曾给我留下如此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对其意欲奉行的政策及其含义进行了透彻的现实的思考。同时，他们的态度并不僵硬。他们真诚地希望听取他人对局势的评断，并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是从以他们自己、俄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欧洲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基础的世界性战略这一角度出发的。
中苏关系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理论争论；第二，关于苏联打算并将继续寻求控制中国的活动的看法；第三，因五十年代末苏联撤退专家、技术援助和其它设施而产生的深切的愤恨情绪。
关于中国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说的真正捍卫者的观点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但这种观点并不妨碍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完全的、令人满意的国际关系。的确，我认为，考虑到欧洲和中国都曾卷入的往昔史，中国对英国和我们欧洲共同体中一些伙伴所怀的热烈感情是很不寻常的。
当人们带我参观北京的颐和园时，我询问了这些建筑物的实际建筑日期。我的导游对我说，原来的建筑物在一八六○年被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联军烧毁了。后来重建了颐和园，但在一九○○年又被八国联军破坏了。我看到的是第三次建的颐和园。他还说：“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对一八六○年和一九○○年发生的事情不负任何责任，我们知道，今天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对中国怀有敌意。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完美的正常关系。”被出卖之所以出现同苏联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苏联背离了真正的革命原则，再次变为——用中国人的话说——帝国主义和侵略性国家，并设法控制它的邻国——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因此，不愿受苏联控制这个第二个因素就作为对第一个因素即理论争论的反应出现了。第三个因素，即对于被苏联出卖所感到的激愤情绪，已使中国更加决心保持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
有些中国领导人有这种印象：西方的政治家们担心中国和苏联联合起来设法控制世界。我自己的体会是，这并不是目前要深切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强调说，我在上面描述的这些分歧是如此深刻，如果有这种担心，那也是没有理由的。总之，中国人在中美两国正在履行的上海公报中已打下他们同美国发展关系的坚定基础。
很难设想在美国切断同台湾的联系之前北京会同华盛顿建立正式关系。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人民，他们认为，形势将会随着时间演进。这也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象朝鲜这样的其它领土问题的态度。
中国领导深信，欧洲联合是必要的。自然，他们希望看到在苏联的西侧有一个强大的欧洲。他们不希望看到欧洲由于苏联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受到侵蚀。他们担心，赫尔辛基协议会使欧洲人感到茫然，以致尽管苏联军事力量日益在加强，他们仍然忽视自己的安全。
中国政府必须保证要使八亿人有饭吃。尽管特别强调计划生育，但是，到本世纪末，很可能有十亿人。在过去几年，以前有过的那种饥荒已在中国消失了。中国的领袖们决心保证永远不使饥荒再次出现。
太平洋地区那些现在正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国家关心那里的领导的未来，这是自然的。我毫不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政策仍然是由最高领导人制定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清楚的，因为毛主席再次表现出局势是完全由他控制的。
困境在太平洋并非只有日本处于如何既同中国改善关系又同苏联改善关系这种困境。中国希望在同日本签订的拟议协定中把反霸权条款包括进去。关于这一点，人们可能认为我们都可以同意。另一方面，苏联认为这种条款只能是针对它的。
作一次太平洋之行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总会迫使你重新考虑你对问题的看法。在欧洲，政治格局多半是固定的，虽然在边缘可能有某种腐蚀。从经济上讲，我们倾向于一心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企图孤立地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是毫无用处的。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必须从世界范围来看。太平洋现在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场所，今后数十年内仍会如此。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同太平洋联在一起。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九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军火工业：一种在衰退中保持兴旺的工业》，摘要如下：
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虽然衰退使得企业界的大部分摇摇摆摆地倒退了，但许多和政府做生意的公司在渡过这场风暴时损失比较少。
在电子工业、航空和宇宙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建筑工业等方面，联邦所花的美元常常是保持稳定还是遭受惊人的损失的决定因素。
由于政府的订货，一些公司的销售额甚至增加了。
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的雷西恩公司是一家制造导弹系统和电子装备的公司，一九七四年是它七十年代生意最好的一年。销售额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一，达到十九亿美元。这家公司的没有交货的订货达到了历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年底达二十六亿美元。鲜明的对照。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事情和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的衰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许多公司因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逐步停止和政府飞机订货的下降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在最近的这次衰退中，政府的订货保持平稳，甚至还增加了。
例如电子工业，一九七四年对政府的销售额为一百一十多亿美元，而一九七三年是一百零八亿美元。电子工业学会的威廉·西姆科克斯估计，今年和美国政府做的生意甚至还会增加，销售额估计将达到一百三十亿美元。繁忙的造船厂。去年，全国的造船厂已订货而未交货的海军舰艇有九艘，今年的数目和去年的数目类似。
占这一生意的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三家公司是：通用动力公司；坦尼英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利顿工业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科戈尔斯造船厂。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一位发言人指出：“政府的合同稳步增加，我们现在未交货的订货是历来最多之一。”
自一九七四年初以来，这家公司已交付五艘海军的大舰只，这家公司现正建造价值二亿一千万美元的一个造船厂以接受今后的订货。在航空和宇宙航空工业方面。许多公司谈起来同样乐观。马里兰州杰曼敦的费尔柴尔德宇宙航空公司预料，由于该公司签订了为空军生产六百多架Ａ—１０喷气飞机的合同，在七十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将是很忙的。
总部设在圣路易斯的通用动力公司的生意也上升了。这家公司说，现在已恢复了由于对有争论的Ｆ—１１１战斗轰炸机的订货的下降而失去的销售额。这家公司和空军签订了一项总额为四亿一千七百万美元的研制八架Ｆ—１６飞机的合同。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购买这种飞机的总数可能达到三千架，每架Ｆ—１６飞机的价格大约五百万美元。
由于有了政府的生意，圣路易斯的另一家公司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已有所恢复。这家公司的政府订货的未交订货额——主要是为空军和海军制造喷气机——已从在它的生意中占百分之五十七上升到去年的百分之六十五。
在衰退期间，其它几家主要的航空和宇宙航空公司对政府的销售额保持稳定或上升，其中包括：林—坦科—沃特空间公司、格鲁曼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罗克维尔国际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诺思罗普飞机公司。
去年，各航空和宇宙航空公司一共卖给政府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货物，而今年卖给政府的数额应能达到大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货物。需要新样品。看来前景也是好的。尽管美国的武装部队不会增加，但是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器械已过时，而且正要求一些公司设计和生产新型的飞机、坦克、舰艇和导弹。
对这些防务产品的未交订货现在共计为二百五十五亿美元，而一九七四年初为二百一十四亿美元。预料，国防部的开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结束的财政年度里将上升大约百分之七。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也自一九七三年的最低点逐步地增加了它的开支，那时这个局签订的合同总额只有二十亿美元多一点。目前，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签订了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合同的公司有二十几家，签订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还有六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