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商业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西德外长根舍的文章，题为《欧洲的未来》，摘要如下：
回顾一下德国和法国担任共同体主席的即将结束的一年，可以看出，一九七四年世界范围的事态发展，如能源危机、货币问题和国际收支危机，使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这种不是没有危险的发展是能够制止的。我们曾经有力地反对一国单独行动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挡住和取消了违反共同体的措施。还在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共同体的存在又有了较好保障。问题只能共同加以解决，这一见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今年年底我们规定了共同前进的路线的头几站，我们要沿着这条路线去反对威胁西方世界的通货膨胀、衰退和失业的危险。我们一致认为，战胜这些危险必须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同等重要的目标，欧洲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与其伙伴紧密协调一致采取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措施。对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我们认为首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上升，但这是在稳定中的上升。通货膨胀性的扩张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
有两件事情对欧洲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方针必须一致，政治决心不能减弱。
共同体内的经济一体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欧洲政治统一的基础，具体地说就是逐步建立欧洲联盟的基础。欧洲联盟是仅次于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欧洲第二个远景，即使还没有关于它的共同的整体方案。我对欧洲议会的报告寄于特别的希望：欧洲议会能够并将会大大推动欧洲的政治统一。
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作为德国人一如既往地认为政治统一的完成在于成立一个欧洲联邦国家。我们应当坚持这一点。但是，在共同体内种下的联盟的萌芽仍然保留的情况下，九国现在已经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不承认这些进展那是愚蠢的。
欧洲政治合作组织自一九七○年开始以来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总的来说，它已证明是九国进行政治合作的良好组织。欧洲政治合作范围内的集中外交是九国实行共同对外政策的准备阶段，其目的是：运用欧洲的影响去争取一个比较公正、比较自由和比较宽容的世界。只有作到使欧洲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合作组织所下的决心互相协调时，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一九九七五年对于扩大了的共同体的继续存在、从而对于欧洲的前途是命运攸关的一年。英国人民将在十月之前对英国去留共同体一事作出决定。我相信英国人民的健全的现实感，相信共同体在政治上会明智地适当满足英国的愿望而不自抱自弃。其他的新成员国也习惯于在共同体中生活。
对建设欧洲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仍在于地中海北部地区。葡萄牙人民将在大选中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当选的政府的任务将是确定它对共同体的关系。希腊共和国已重申希望同共同体进一步一体化，应当使同希腊共和国的联系成员关系充满活力。
一月份我们将在扩大和改善欧洲共同体迄今为止的、卓有成效的联系成员政策的同时，同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四十五个发展中国家缔结条约，其中有许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欧洲共同体这样做将模范地调整它同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关系。同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国家和同以色列的互相合作的新协定即将签定，随后很快将签定其他协定，如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新贸易协定。欧洲—阿拉伯对话正在继续进行。
所有这一切将充实欧洲共同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伙伴关系，并给予这种关系以坚实的基础。
共同体同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这样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其他工业国的合作今后仍然具有特殊意义。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六日以《委托十五日将访华的保利带三木信件给周总理，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题报道：
最近即将访问北京的自民党党员保利茂，于六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同三木首相会谈了三十分钟，正式说明了访华的意图，同时还就悬而未决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前景等交换了意见。会谈时，首相说，“愿积极促进邦交正常化以后，日中两国之间的最大课题的和平友好条约在最近恢复谈判”，同时表明了委托保利把“首相亲笔信”带给周总理的意向。
首相首先强调了下列基本态度，他说，“三木政权代替了田中政权，但是，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准备无条件地、诚实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公布的联合声明的五项原则”。并要求向中国政府首脑转达下述想法，即尽早开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且积极予以对待。
保利在会见记者时说：“去年春天，田川说，由于曾经发生过‘保利信件’之事，劝我访华。后来，传来了中国方面的意向。我本来打算在秋天访问，但是由于政情不稳，拖了下来，我认为（由于政权的更迭等），统治体制有时可能变化，但是两国人民的关系是不会变的。”
【共同社东京一月六日电】六日已正式决定，自民党的保利茂十五日将携带三木首相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亲笔信访华。
亲笔信的内容将转达内阁的方针，即：三木政权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尽最大的努力推进日中友好关系，同时写进了首相的意向，要积极地认真对待日中间最大的悬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奥斯诺斯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气氛中的隆冬寒意》，摘要如下：
自从新年节日以来，莫斯科的气氛有些变化。
对同美国的缓和，以及一九七四年最后几个月里大肆宣扬的苏联中东战略前景的乐观的评价突然停止了。苏联一些通常可靠的人士却暗示可能要对政策重新进行估计，他们还暗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内关系紧张。
俄国一位通常小心谨慎的人士昨晚评论说：“自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我们还未曾有过象现在这样感到捉摸不定的时候。”
这种看法很可能是言过其实的。宣布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定期地推迟访问中东，以及后来泄露出来的关于他身体上和政治上患小病的暗示，可能会从苏埃关系继续出现的问题中得到解释。同华盛顿的关系出现寒意，可能是苏联对贸易法案的措词感到愤怒的短期结果。
目前引起人们兴趣的这种气氛形成时神秘而迅速，这种气氛也可能会同样神秘而迅速地消失。然而，如果克里姆林宫墙内确实在对人事或政策作出某些重大的变动的话，那么现在大概是可以看得见这种变化的某些迹象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外交官员、新闻工作者和与他们交谈的苏联人士，都异常热烈地交换传说的消息和猜测。一位美国外交官确信不疑地说，“正在出现某种重要的事情”，他又说，他丝毫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
显然，问题的核心是不久前苏联引人注目地宣布两个消息：十二月十九日苏联以强烈的口气否认曾在放宽对犹太人和其他人实行的外移限制问题上同美国达成交易，以换取贸易优惠，本周宣布推迟早就预告的勃列日涅夫一月中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访问。
这两件事非常快地接连发生，使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顺利的外交被打乱了。
同美国的缓和，苏联人的态度比起去年十一月底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议后感到兴奋的那几天来，显然变得更加有保留了。某种失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使分析家们感到惊讶的是，苏联人对美国国会公开宣布他们要放宽对外移的限制长时间地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在贷款问题上作的种种限制表现出沮丧的情绪。
美国大使馆注意到：这里对有关美国的反面消息的报道增多了。一位苏联人士今天进一步说，外交部的一些官员要求：干脆拒绝贸易法。
当然，只有在最高一级才能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据一些消息说，至少，在目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不是在生病、休假，就是不在市内。肯定人们看不见他们。
一再有消息说，六十八岁的勃列日涅夫疲劳过度，害了重感冒（还有一些消息说，他得了一种麻烦的病——咽喉感染）。据葡萄牙外交部长苏亚雷斯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不在市内”。
柯西金总理显然在工作，但是，一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据苏联人士说，生病的还有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两人都是执政的政治局的实权人物。
虽然十二月三十日简单地宣布勃列日涅夫不去中东而未作任何解释，但是在这里和开罗马上就出现这样一种说法：这位苏联领导人从身体上来看目前不宜作这次费力伤神的旅行。
然而，不管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如何，消息灵通的苏联人认为，取消这次访问的真实原因是，苏联同埃及在如何着手解决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
外国和苏联的分析家们一致认为，有重大意义的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中东问题以及对美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已被迫接受党内上层领导中持强硬路线者的立场。
要是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在十年来赢得了逐渐积蓄起来的权威之后，可能现在处于一种微妙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