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一月三日电】题：保利茂将于十五日首次访华，与中国首脑举行会谈
自民党保利茂首次访问中国一事，三日已正式决定。他早就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邀请，预定本月十五日直飞北京，逗留五天，与中国首脑举行会谈，然后经由上海回国。陪同保利前往的有该党坪川信三和田川诚一两人。
可以认为，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发表“保利信件”的当时，保利同中国之间产生了决定性的“鸿沟”，并且，在前些时候的政治变动中，他又离开了党内主流派。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竟邀请保利，将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且，去年底已开始同中国举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在这个时候，保利访华将会对谈判的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引人注意的。
保利一行在北京逗留期间，会见中国的哪位领导人，举行怎样的会谈，是值得注意的。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争取生存的新竞赛……第三世界是怎样得到自己的地位的……民主国家仍然在竞赛中走在前头》，摘要如下：
自从原子弹出现以来，世界就在进行一场争取生存的竞赛。这场竞赛是要看看在不受约束的国家竞争——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竞争——使世界上的问题最后变得无法处理以前，是否能够建立一种会防止世界战争的国际安全体系。
在一九七四年期间，这种竞赛是不分上下的。到年底，谋求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仍在取得进展，但是看来在一九七五年有被赶上的危险，除非它们额外作出努力。
苏美和缓仍然有效，虽然和缓在中东问题上受到了压力。在中东，对发生战争的恐惧再次给早些时候对和平所抱的希望投下了阴影；苏中分歧象过去一样深刻；美国与北京的关系仍然是融洽的，但是在踏步不前；越南人之间和柬埔寨人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其猛烈程度没有减少；印度爆炸了一个核装置。
葡萄牙在非洲的统治的崩溃预示老殖民帝国的终结，但是却为南部非洲的不肯定的未来——是和平，还是加紧进行游击战——开辟了道路。
在欧洲，共同市场为生存而斗争，东西方和缓在维持下去，但是在减少双方的武装部队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结束了，但是塞浦路斯危机破坏了北约组织的东南翼，并且几乎使希腊和土耳其打起来。
但是，这一年的主要事态发展是石油危机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致命打击。已建立的统治集团在国际上以及在工业化国家内都受到挑战。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向富有的工业强国一向据有的统治地位挑战。在西方的工业国内部，工人们要求更为平等地分享国家的财富，地方特性和地方自治的支持者向全国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挑战。
这些事态发展使得有可能出现咄咄逼人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出现造成战争的新原因的社会冲突，除非能够在国内外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公平的经济秩序。
在这一年开始时，世界仍然由于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禁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和非阿拉伯产油国使石油价格上涨三倍所造成的震动而晕头转向。上述情况加剧了已经在发展的通货膨胀和衰退的问题。
看来它们加剧了国际经济机构（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崩溃所处于的瘫痪状态。
人们只是逐渐认识到（或许还没有充分地了解），石油危机不仅仅是阿拉伯利用石油作为对以色列取得有限的政治目的的一种战术武器的后果，而是一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不能取消的改变。现在可以认为，这是从前非常强大的主要工业国和从前是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的分水岭。
产油国关于把油价提高到同它们这个重要商品的“真正的价格”价值更相适应的水平的联合决定，导致了本世纪中在整个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第一个根本的改变。
西方的主要贸易国找不到有效的经济方法或军事方法来阻止中东（还有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软弱得多的产油国采取联合行动。
当世界正在为改变和恢复它的经济而斗争的时候，它面临在中东和南部非洲的两个政治危机，这两个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将来对东西方缓和的希望和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东冲突不是石油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取得和平解决无疑将使石油购销更易于得到合作性的解决。然而，更为紧迫的是，如果没有取得和平解决，目前的趋势是朝着另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发展，而超级大国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埃及和叙利亚同以色列达成的脱离接触协议看来为中东的持久和平开辟了一代人的时间内最好的前景。但是调解失去了势头：由于双方大肆重新武装，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走上外交舞台，新的怀疑产生了。
美国和以色列的新政府看来在采取和平主动方面处在较弱的地位，而基辛格的不使俄国人参与调解的进程和尽可能把他们排除在中东之外的政策已经破坏了超级大国在一个地区的合作的基础，而在这个地区，缓和一直是最脆弱的但也是最需要的。这一点不只是对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对于塞浦路斯的解决也是千真万确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九六○年关于非洲“改变风向”的著名预言，已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破坏南部非洲的基础的暴风雨中得到实现。
目前正在发生的决定性变化最终是由葡萄牙在非洲四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突然的但并非不可预料的垮台所造成的。今年四月反对卡埃塔诺政权的军事政变，不只是摧毁欧洲最老的法西斯政权和结束在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三个激烈的殖民战争，它还决定性地改变了南部非洲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对比。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给残存的白人统治的国家（南非和罗得西亚）展现出两种选择：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接受同黑非洲扩大军事冲突（同时不可避免地冒着外国更大程度卷入的风险）；或是谋求一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的危险的种族冲突。
在大陆发生重大变化的另一个地区是非洲之角。今年九月塞拉西皇帝继他的陆军于二月发起“爬行革命”之后被废黜一事，使这个有战略意义的敏感的红海地区出现了新的不安全的因素。
迄今一直无法在黑非洲发挥有效作用的俄国人对非洲之角的事态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也希望他们在乌干达的政策能取得重大成功。在乌干达，他们不声不响地成了阿明将军不得人心的暴政的重要军事支持者。
在莫斯科这方面来说，对非洲这些事态的主要兴趣不仅在于削弱西方在非洲的影响，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抗衡中国人的影响。近几年来，北京通过它的积极的、但是却是很自谦的政策在博得非洲友谊方面轻易地胜过莫斯科。
新的挑战的复杂性，尤其是在面对通货膨胀、衰退和高油价的新问题的情况下经济管理之难，促使许多评论家对工业国的民主制度的前途作出忧郁的预言。可是，在过去一年中，民主制度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弹性确比共产党政权大得多。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三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吉田写的一则消息，题目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在中旬开始谈判；中国准备响应；驻中国大使小川表示要尽快缔结》，摘要如下：
日本驻中国大使小川，二日在该大使馆举行日本人新年集会讲话时说，“希望尽快缔结规定日中关系的基本条约”，从而表明要积极着手实现目前日中关系中最大的课题——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据此间可靠的人士说，“中国方面的态度是，只要日本政府把态度决定下来，在任何时候都响应进行谈判”。日本大使馆人士虽然也声明“还没有接到外务省特别的指示”，但估计可能在本月中旬通过日中双方的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因此，此间占上风的看法认为，由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步伐曾有过迟缓的倾向，但是，外交谈判早则将在一月中旬开始。
但是，如果由于过分地照顾台湾问题，在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首脑中间出现推迟日中关系进展的事态，那么，也不排除产生新问题的可能性。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一日刊登一条消息，摘要如下：
外务省不久将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中国政府谈判。这个情况是外务省人士在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透露的。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同于结束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和约，是一项“为了巩固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条约。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政府考虑把台湾、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本刊注）问题同该条约分开。外务省人士认为，领土问题或者恢复日台航线问题等“困难的问题不牵扯进去，那么，半年就可能达成协议”；也有人认为，在建交三周年的九月以前，该条约或许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