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五日电】（记者：达尼洛夫）福特总统在访华期间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功，就是获得关于七名死亡的美国军事人员的消息，并且为将来对共产党中国外交上的承认奠定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基础。
这两个具体的结果显然超出了在总统上星期六动身去中国之前，这里的一些美国高级官员所扼要说明的对这次北京最高级会议抱的有限希望。
但是，尽管有这些发展，在福特政府对苏联采取的缓和政策方面，美国和中国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在外交方面，透露的最重大情况是副总理邓小平向福特总统表示，中国愿意用“日本式”的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
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则认为台湾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并同它保持外交关系和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国务卿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希望制订一项以日本一九七二年九月承认北京的办法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日本当时在同台湾保持着非常活跃但是非正式的贸易关系的同时，顺从了北京的要求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美国现在显然是愿意考虑断绝同国民党人的历史悠久的关系和废除一九五五年签订的防御条约。
但是，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年中右翼共和党人的反对，这样的行动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不实际的。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十二月五日刊登一则题为《台特工小组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如下：
据一项经常可靠的消息来源透露：警方政治部人员在观塘月华街破获一个国府特工“军火库”后，再拘捕一名特工小组领导人——在国军情报中甚有名望的上校军官。
消息说：该上校姓黄，化名何某，在“军火库”破获后，曾欲逃上一艘开往台湾的货轮，但政治部人员早已“恭候”船旁，把他带往域多利道政治犯拘留中心。
消息来源又称：黄上校是“军火案”以来最后落网的一名嫌疑特工，在落案中，共有两名上校被捕，较早时被揭破身份的上校姓梅。
黄上校原籍绍兴，近十年来，以商人身份在本港活动，但经常因“生意”关系，来往港台间。他为人敦厚善良，从表面上绝难想象他是老牌特务。
警方目前怀疑黄上校在过去多年来，主持一个地下组织，专门派遣人员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消息说：黄上校主要是指派本港居留有年的居民，进入大陆破坏，他们都是极端反共的分子。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五日刊载克拉夫特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北京向缓和宣战》，摘要如下：
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指出：“战争的因素在明显增长”，“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对此，我表示十分怀疑。
我认为，可能性大得多的是，中国人谈论战争将在西方开始，这是出于无知和狡猾。我认为中国人不完全了解欧洲的力量均势——以及美国的势不可当的核力量——防止苏联采取危险行动的程度。至于狡猾，就是让美国及其盟国不断地扰乱苏联，从而减轻对北京的压力，这显然符合中国的目的。中国人甚至把他们最近的大多数言论同时发表可能是为了为美国日益增长的反对缓和的情绪推波助澜。
当然，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别有用心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论点是无稽之谈。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确需要认真对待，事实上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但中国人的论点，特别是经常以不确切的方式夸夸其谈地表示的论点远不是对国际事务的正确判断。当然，美国不应当仅仅因为怕触犯中国，而不敢在控制军事方面采取走向缓和的步骤。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十二月六日在一篇题为《我们的关切和抗议》的社论中说：福特此次访问匪区，在结束访问的答宴中致词时，曾说：“在我们的会谈中，本人曾重申美国有意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又据北平四日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说，美国正考虑以日本对中共的方式，作为未来美国可能承认中共的参考。”虽然基辛格用了“考虑”、“未来”、“可能”与“参考”这些字眼；但我们对于这种表示与谈话，仍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
【法新社台北十二月六日电】台北今天充满恐惧，主要报章的社论，均强调美国可能要跟随“日本的方式”来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图。
英文的《中国邮报》说，福特承认对于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的保证，明显地显示了这一危险。并称这是“出卖”台湾来支持“中共”。
五、退休与医疗我的弟弟今年四十八岁，却已退休四年了。他原在福建工作，为肺病所缠，虽经治好，但体力不易恢复，很易疲劳。组织上照顾他，让他提前退休。退休金按原工资七折支取，医疗仍是全部公费。这件事，我一直很难相信，放心不下。这次到家亲眼看到他的退休证件和证件上按月领取退休金的记录，不禁深深感叹。
他因为自己苦于疾病，很关心我的身体。我在两年前做裁剪工作时，手指被剪刀弄伤。从那以后，有时就觉半边上身，特别是半面脸有火灼感觉，偶而还有些发麻。人常觉得极度疲劳，胸部发闷。因是工伤，曾在雇方指定的医生及劳工处委托的医疗所诊治过，但医生们那副冷漠和敷衍的态度实在令人气沮，结果不了了之。这次在上海，弟弟坚持要陪我到医院去。先到神经科，医生认真地为我作了很全面的检查，还检查了眼睛。然后很有把握地告诉我，神经系统并无问题，甲状腺亦正常。我的一些症状属于神经过度疲劳。今后要劳逸适当，注意休息。经常吃些复合维生素Ｂ。隔半年注射一个疗程的Ｂ１２。第二天前往，医生为我测了血压，并开了几张检验单要我验血和做心电图。检查结果：是高血压症，但问题不大。只要生活上多加注意，精神不要太紧张，读书做事要劳逸适当，注意休息睡眠，饮食上多吃菜，少吃荤，即使不吃药也会好的。全部挂号、检查和药物（可服二周）的费用为人民币四元一角三分（合美金约二元三角）。医药收费之低，真是难以想象。若是国内职工、干部，有公费和劳保待遇，就连这也全由国家支付。此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医生们的工作态度。他们不但细心听我自诉病情，认真检查诊视，而且在检查诊断之后，还向病人详细解说。他们一面治病，一面灌输给病人许多医药卫生知识。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实在有莫大好处。
六、菜市场离我家不远，就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我要父亲妹妹陪我去看一次。以后又看了两个市场。总的印象：菜场分布很平均，足能应付市民需要。主要集市在清晨和下午两次，特别是清晨，来购物的人最多。一般菜蔬随时可买，但时鲜菜蔬有时就要排队。例如我去时正是“三春嫩韭”最好吃的时候，买的人多，供不应求，就要排队。菜场人员早已估计到了，事先就拣好扎好，每人限买一扎。每扎一角钱，约一斤多些。按一角钱一扎，而不按一斤一扎，是考虑到出售时收款方便，发卖迅速，节省人们排队的时间。每人限买一扎，就可以有较多的人能买到，大家都能尝鲜。营养菜是为着病人的需要。外来的旅客，也有特殊供应，以示照顾。但我未去申请，因为家里吃的已经很丰富。豆制品如豆腐等，是计划供应的，每人每十天可购一次。以我家来说，六个人集中起来，每三、四天可以吃一次豆腐。豆芽就更少了，每年“五一”、国庆、元旦、春节才有供应。这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这是“内销服从外销”：出口量多的东西，国内就少供应些；出口量少的，国内就多供应些。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人民讲清楚了，人民也都赞成。
七、知识分子我另有个堂妹在四川工作，这次未能见到。而妹夫因工作关系恰到上海，会见了。他有三个孩子。第一胎是双生，两个女孩子。后来又生一个男孩。弟妹们就说他有封建思想，一定要生个儿子。他解释说：“我并不一定要儿子，但总是有男有女的好。如果大家都生女的，将来结婚也不好办。”大家都笑说，这个问题实在无需他来担心。他又说：“我现在三个孩子，生活上也不紧。生活上不要太宽裕，太宽裕了要变修正主义。”他这话我弄不懂了，环顾弟弟，弟弟说：“他还不是为他想要儿子作辩解，不过他这句话的本身是对的。因为生活太安逸，就不肯吃苦，而怕吃苦就不革命。”我说：“那么，不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他说：“要的，但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想到全中国，想到全世界，这就需要艰苦奋斗。”谈到这里，父亲插口说：“别听他的！他就会讲。吃拌芹菜还要放虾米，不放虾米就说不好吃。你为什么不想想全世界？全世界现在都在吃虾米吗？”弟弟笑着向我点点头说：“对的，我是有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
弟弟说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吃惊。问他：“怎么？你是资产阶级？”他笑说：“不是，我是国家干部。但从思想上说，我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改造好。”我说：“怎么样才能改造好？”他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妹夫讲：“我以前虽也下过乡，但时间短，很多农活没干过。掏粪就没干过。累倒不怕，可是很脏。我又是学医的，讲卫生。要下粪池掏粪，农民一跳就下去了。我怎么办？不下不行，就硬着头皮下。可仍是慢慢地跨下去，怕粪水溅起来。出来之后，人家在河沟里把腿洗一洗就忙着送肥下田。我则洗了又洗，要洗半天。人家头上脸上溅了粪也不在意。我回到住地则用肥皂拼命洗，还觉得有股味道。为什么农民就没有这个问题呢？慢慢地，我们种的庄稼一点点长大起来了。自己劳动的成果是连着心的。等到要追肥的时候，我起粪就积极了。这时就只想到粪有用，而不觉得它脏臭了。说起来很简单，但只有自己劳动，才会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所以干部要下乡，知识青年要下乡。只有自己做了农民，才会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我问：“为什么一定要下乡？到工厂做工不行吗？”他所讲的，我不能完全记下来。虽然我已增加了一些了解，但我相信，自己没有亲身体会，我的了解一定是很有限度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