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不是说大陆上的同胞把回国华侨当作外人看呢？
答：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起于国内的同胞把我们当外人，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失落感愧的心情造成。失落，是因为我们当年出国的时候，认为可以在外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结果所得到的，也许是若干物质满足，但精神上却十分空虚，这种空虚，在客观环境迫使你有家归不得时，还可以勉强的忍在心底，但是一旦有机会重见到祖国、亲人，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感愧，是因为祖国改天换地的新生，而自己对这一切毫无贡献，回去又受到这样的亲情照顾，使人恋恋不舍。国外的旧生活因为这次回去在自己的眼中变了颜色；暂时又不能留在国内，因而发生一种不知所从，不知所属的矛盾。这是我对自己的分析。
不过这种凄凉矛盾之感很快的就被一种健康的感情代替了。我回来以后写了些文章，被国内的《参考消息》转载了。《参考消息》是一份销行全国的日刊，专门转载大陆以外的各种文字报刊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很多国内读者和几十年不见的亲友们热情的来信。每一封都是热情洋溢，都使我感动得流泪，我都把它们看作珍贵的万金“家书”。
让我找一封念两句给你们听听，这封信上说：“看到你的文章的，在新中国最少也有二千万人……我们过去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当时怎么能够想象，写一篇通讯报道能获得上千万人去读，去议论并受到称赞呢！？”提到《参考消息》时，他说：“我们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反动的东西都一律登载，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去看，去议，这当中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与力量，人民群众享有多么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民主。相反，今天在美国和苏联这些国家，谁又敢办一张专门刊登新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刊物，报道他们的活动，重要文件，文章，通讯，让他们本国人民自由去看去议呢！？”他最后写了三首旧诗“表示你的文章多么有感染力量，使人感情激荡，不吐不快……。”其中有四句是：“白白发还乡堪回首，青春复活倍增欢。纵横热泪感人处，祖国山河正好看。”……这样的感情，怎么还会使人觉得国内同胞把我们当作外人呢？
问：中国对华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
答：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好象叶剑英将军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不反对华侨入外国籍，并且鼓励大家在海外安居乐业。中国欢迎华侨回国观光省亲，并不主动的鼓励大家回去安家落户。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国内报纸报道已入外籍的学者回国的活动时总是指明是“×籍××学家×××”，身份清清楚楚。这并不是对入外籍的华侨见外，而是说明一个事实。这和蒋介石政权的作风完全不同。蒋政权平常不顾海外中国人的死活，但华侨一在海外赢得荣誉，或有了特殊成就，他们就抢着以此向自己的脸上贴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少留美学人一获得国际荣誉，或是在著名大学作了正教授或讲座教授，台湾就设法请他做院士。说是选，实是送，这种作风，对海外和在台湾的学人同是一种侮辱。对海外学人，是以此利用他们的成就作政治工具，并无尊重学术的诚意。对留台学人，则是意味着不到外国镀金，就很难做上“院士”，这充分显示出蒋政权在学术上的殖民地的自卑感。
新中国不把华侨当外人，但也不把已入外籍的华侨硬说是中国公民。爱国要自动自发，国家可爱，侨胞会自动的认同、回归。革命，更要自动自发，自己真正有了决心和认识，才回去安家落户。我两次回国，接触了多方面的人，大家都表示欢迎华侨回来观光省亲，从没有人要鼓励华侨回国安家落户。我也认识几个回去安家落户的留美学人，他们都是自己先下了决心，几经要求，先请准作短期居留，最后才在国内定居的。
作为一个已入外籍的中国人，我感到回国观光省亲，有点象出嫁的女儿，或入赘的儿子回娘家，骨肉亲情依旧，但身份已有所不同，除非你决定离婚，但娘家人并不鼓励你这样做，这是一种非常健康、合理、光明正大的关系。
问：你自己第二次回国，和第一次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感想？
答：我有两个很清楚的感觉，一个是回家了，一个是落实了。我们这回经过的地方和上次差不多，在广州、杭州、上海、北京，住的都是同样的旅馆，里面的工作同志都还记得我，都亲热的欢迎我。
我上次告诉他们这回要带孩子来，他们一见面就问：“你的爱人跟孩子怎么没有来？”他们也记得我是爱吃馍的北方人，到了饭厅，不用我说，他们就端来一盘热腾腾的馒头。一到广州，我就换上布鞋、中山装，除了对美国同事外，就一句英文也不说了……。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是回了家。这种愉快是无法形容的。
我感到落实，是因为去年是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激动，太兴奋，从看到盖在我护照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领事部的签证起，到和母亲、弟弟们团圆，都使人觉得象在做梦，觉得可能不是真的，觉得可能稍瞬即逝。
这次回去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的感情也从激动变落实了。这种落实之感，不但更满足，而且使我确信这个存在了二十五年的现实，还在迅速的成长壮大，一定会发展到二百五十年，二千五百年……。（三）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巴尔干培植影响》，摘要如下：
随着巴尔干局势如此动荡不安，中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正在增加，以至使北京的共产主义对手苏联感到不安，因为苏联认为该地区属于它的势力范围。
北京在为加强它同罗马尼亚已经很热的关系而努力，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中闹独立性的成员国。布加勒斯特对北京的努力作出了响应。结果，当莫斯科的苏联官员们谈论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时，便一再嘀咕什么“中国抱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企图”。
十一月下旬，中国在北京同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与地拉那之间开设了定期航线，这是北京对巴尔干国家的兴趣增加的一种信号。
尽管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两个国家去年大大地改善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北京强烈支持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政策，赞扬它的“反对苏联霸权的正义斗争”。
几年来中国一直在改善它同土耳其的关系，雅典政府改组以后，北京正在向着加强同希腊的关系的方向前进。中国在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表言论时，谨慎地避免激怒任何一方。
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北京正努力侵入莫斯科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最亲密的盟国保加利亚。北京电台最近开始了保加利亚语广播。
北京并不是为在巴尔干争夺影响而向莫斯科挑战，但北京的确似乎希望力量对比多少能有所改变。
除了保加利亚之外，中国的言论在其他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都流传甚广。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内罗毕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在非洲同苏联人竞争》，摘要如下：
中国和苏联继续在非洲争夺影响。
北京和莫斯科都已在这个大陆上逐渐取得可观的立足点，它们的渗透年复一年地增加。
据估计，中国现在在非洲有两万五千名工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作。据估计，苏联在非洲大陆上约有一千人，其中多数是军事顾问。修建铁路对比之下，北京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在非洲国家兴建提高威望的建筑工程上，例如坦赞铁路。
苏联在印度洋海军活动的增加以及莫斯科在中东承担的义务是苏联在撒哈拉以东和以南的非洲大陆展开活动的原因。北京在东非的主要立足点是坦桑尼亚。但是埃塞俄比亚最近宣布它将走向社会主义的声明，无疑会促使中国人加紧努力，以扩大在那里的影响。这可能使中国同莫斯科发生直接的政治上的竞争。
同时，中国人已经逐步编制了一个接受他们援助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花名册。例如在索马里，他们正在修筑两条主要公路，尽管苏联在那里拥有压倒的影响。在苏丹，中国人同样也在修筑公路。
在西非，北京在毛里塔尼亚正忙于修建一个港口，在马里修建一座糖厂，在加纳从事灌溉、生产化学产品和纺织品的活动。发展农业从给中非的扎伊尔一亿美元贷款来发展农业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北京对非洲的兴趣具有令人惊讶的规模。中国的另一个工程是为在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建一个新机场。而在东非，北京已经提供贷款在乌干达修一水坝和灌溉工程。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十日刊登奥尔登·惠特曼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禁书重见天日》，摘要如下：
一本于一九六○年印行、后来由于现在仍然不清楚的情况而被其出版者麦克米伦公司销毁的书，现在已由哈珀—罗—奥克塔根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名叫《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作者是东亚问题专家罗斯·科恩。他的书对院外援华集团持强烈批评的态度。院外援华集团是由那些在五十年代谋求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人和国民党中国人组成的一个大杂烩组织。
科恩在一九六○年是加利福尼亚州亨博尔特州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现在是萨克拉门托的一位私人顾问，他根据他保存的书信和文件叙述了他的书被禁和重新出版的经过。
他在一九五八年受托写《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一书，并在事先收到五百美元的稿费。该书原定一九六○年三月出版。
在将要出版前大约两星期，出版公司总经理布雷特通知科恩说，中国国民党大使馆扬言，如果这本书出版的话，就要法律起诉。在该书序言中得罪人的一句话是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一些美国人在美国合作进行非法的毒品贩运活动。没有具体指出人名。
科恩的书重新出版受到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赞扬，其中包括汤姆森博士。汤姆森博士是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会长，并且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成员。他说：“这本书是关于我们对华关系中一个主要方面的极其重要的叙述”。另一个说自己因这本书的重新出版而感到高兴的人是埃德蒙·克拉布。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曾担任美国驻北京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