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每日快报》九月十八日发表题为《第一夫人的红色中国之行将成为一次历史性事件》的社论，摘要如下：
第一夫人即将于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亲善访问将成为一次历史性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她此行绝非仅仅是一次亲善访问，而是要同她的东道主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但是，不管第一夫人此行在这方面取得的最终结果如何，仅仅是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访问这一事实就一定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中国毫无疑问是菲律宾最重要的邻国，因为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离菲律宾近，并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有很大的潜力。然而，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一九六五年，菲律宾政府却把它搞成了一块菲律宾人碰不得的地方，禁止他们去访问大陆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同中国人进行联系。这是一种本身就站不住脚的危险政策，它使我们对这样一个国家一无所知，而这个国家却是我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一切理由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的。
马科斯总统上任以后就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他消除了妨碍菲律宾人去中国旅行的障碍，而中国人反过来也向我们开放了他们的边界。自那以后，两国之间的来往一直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学生、艺术家、贸易代表团、医生、运动员、学者以及其它人士。
因此，马科斯总统打开同中国联系的英明决策逐步促进了相互间的认识、友谊和谅解而消除了过去的敌视和猜疑，促进了贸易和商业而消除了过去的隔绝状态，也促进了双方扩大和增加已有的接触的愿望。这一共同愿望的最新和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表示就是马科斯夫人由于周恩来总理邀请而即将进行的访问。她的访问只能增进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又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而且有利于我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律宾人民唯一能说的是祝第一夫人的历史性访问获得成功。
【本刊讯】菲律宾《时代日报》九月十八日发表题为《中国之行》的社论，摘要如下：
第一夫人预定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一周访问是菲中关系悠久的历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这次访问，虽然名义上只是一次友好访问，却肯定要超过这一点，因为马科斯夫人是以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去的。因此，预料第一夫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将同她的中国东道主就菲中关系进行有实质内容的讨论。
不论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作出什么决定，光是第一夫人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那里去这一点就足以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就了。
总统打开同中国的来往的开明政策已经使我们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与这种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菲律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增进了，它们代替了仇视和猜疑。现在双方都有扩大已有的接触的愿望。第一夫人此行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表示。毫无疑问，她此行将加深已有的了解，并且增进菲中之间已经在发展中的友谊。归根结底，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的融洽能对世界这一部分的和平和安宁起很大的作用。
【路透社马尼拉九月十九日电】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将动身前往中国作一次历时八天的访问，此行可望为北京和马尼拉今后的关系奠定某种基础。
这是这里的政治观察家的一致看法。
按照官方的说法，她的中国之行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即同中国官员探讨“进行双边合作，特别是在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双边合作，以期最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菲律宾对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是马尼拉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
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马科斯夫人受权讨论中国和菲律宾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在此之前，两国都把它们采取的相互敌对的对外政策缓和下来了。今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其它成员国大概将很关心地注视这次访问。
观察家们认为，作为一个开端，她可能至少将带着两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协定回国。
【本刊讯】蒋帮《展望》月刊九月十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菲律宾酝酿与匪建交十万火急下周书楷悄然“归宁”》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九七四年开始，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急遽改变，马科斯总统及第一夫人伊梅尔达以下的政府首脑，不论在公开或私下的言谈中，已不止一次表明了菲律宾急欲与毛共建交的意向。
不仅是菲律宾，整个东南亚都亮起了红灯，因此，政府当局派外交部政务次长杨西昆去了印尼，会晤了苏哈托总统；前任外长现任政务委员周书楷前往泰国及菲律宾。
周书楷十八年前曾任驻菲律宾公使，他于三年多前自驻美大使任所调返出任外交部长后，算起来这是三度“归宁”了。不过，这三次的心情迥然不同。
第一次：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出席亚太理事会议。七月十六日，尼克松总统宣布，不久将来正式访问中国大陆。这一消息来得很突然，外国记者立刻包围他，请他就此事的看法发表谈话，当时，他的心情相当沉重。
第二次：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这时，我国已被迫退出联合国三个月，外交节节失利。在国际间一片低气压笼罩之下，他再度访问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接见了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周书楷。马科斯表示，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中菲友好将保持不变。
这是第三次“归宁”——菲律宾已亮起了红灯，正在酝酿与毛共建交，传闻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即将访问大陆。周书楷以特使身份访菲，时间迫切，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八月三日下午，他晋见了马科斯总统。两年多前，马科斯亲口的保证言犹在耳，此番再度长谈，同一地点，同一对象，而所谈的是单刀直入的一个问题，只是岁月无情，世事变化太快，此一时彼一时也，往事如烟，那堪回首？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九月十八日发表卡尔·戴维森的一篇题为《你站在哪一边》的文章，摘要如下：
现在在中国进行的反对孔夫子的斗争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否有关系？
罗伯特·弗雷德写的作为激进论坛登在上星期的《前卫》周刊的文章《孔夫子和旧的思想方法》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作了积极的回答。
弗雷德在谈论中国的批孔运动时说：“陈腐的思想是不能革命的。只有那些敢于同有害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决裂的人才能向新世界迈进。”
他把它同这里的情况联系起来，指出美国的统治阶级“不仅使用武器，而且还使用一切陈腐的思想方法把我们拉向后退，其中包括它的主要思想支柱：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宗派主义泥潭的极端个人主义。在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儒学’开刀之前，我们是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和团结广大的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斗争的。”
弗雷德的观点是有理的和正确的。“极端个人主义”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他人之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在实践中的影响无疑是有害的。
但是，这种观点需要更加深入地加以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如何正在中国展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落后思想和习惯的特殊性。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人在把敌人拟人化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把孔子及其教义——“旧习惯”的集中表现——当做目标，使反动的思想意识具体化，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能使群众掌握旧和新之间矛盾的特殊性，并用这种办法来提高他们对整个反动观点的认识。用这种办法武装了思想的人民，能够较好地把旧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联系起来。例如，不仅把林彪同孔子联系起来而且竭力说明，在过去五十年中国出现的十次大的错误路线中，每一次都有孔子的思想根源。
从这个经验中吸取教训并把它应用于美国，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美国，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是，仅仅说这一点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例如，每个国家和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潮有它自己民族的性质和特点。法国有它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英国有它的经验主义，德国有它的理想主义等。
在美国，垄断资本正式的意识形态是实用主义，它们渗透在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切方面，尤其是集中在教育制度方面。因此，它们在群众的思想中有市场，同时，它们还渗入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之中。
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一种科学的“经验”和“实践”哲学的姿态出现。它特别容易欺骗人，因为它的创始人有意识地发明这个主义以“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对立，把二者“合二而一”。
正是由于它的“科学的”和“实践”的这种假面具，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发展现代修正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线比赫鲁晓夫早十几年就出现了，表明了实用主义渗透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
因此，美国共产主义者反对他们自己的“儒学”的斗争有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并揭露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第二揭露它在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代表，例如白劳德、格斯·霍尔和其他机会主义者。
因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主导思想，共产主义者必须考虑到，在理解“总结”作为真理标准的“经验”和“实践”的观念方面，必将有两条路线、两种方法。实用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常常使用同样的字眼，但含义却完全不同。
首先，实用主义者关于实践的路线看轻理论。他们说，革命理论只是一种“工作假设”，而不是有关的客观真理，它反映了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斗争中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出来的客观现实。实用主义最通常的形式是“美国例外论”。
第二，实用主义用实践标准来考验思想的时候只是看是否取得了一时的利益和收获，而不是去争取达到最后的战略目标。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既掌握着国家政权，又有一个经过文化革命锻炼的先锋党来大规模地进行反对“旧的思想方法”的斗争。目前，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方法和目的必须比这温和得多。
但是尽管如此，必须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以及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实际工作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