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二日刊登了瓦尔特·京策尔撰写的一篇评论，题为《莫斯科的狂妄要求》，摘要如下：
对于相互保持着正常关系的国家来说，商定其官方代表访问和回访，以及商定同其他国家的那些在可望及的时间内掌权的反对党政治家会晤，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德国政治家科尔和施特劳斯打算应邀前往北京，那么在原则上对这个计划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莫斯科及其追随者在这种关系方面却主张另外的原则。克里姆林宫喜欢用独裁的方法，来决定一个外国的政治家那里可以去，那里不能去。它也给自己赋予了这种权利，即通过其宣传机关肆无忌惮的、毫无根据的怀疑开始把不合它心意的访问说成是对和平的敌视。这是根据原始人类的原则发生的：访问莫斯科有助于和平，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之外的国家就有害于和平；如果到北京访问，就是反叛。按照这个逻辑，虽然每个西方的共产党领袖都能访问莫斯科，都能接受苏联共产党书记处或更高机构进行革命行动的指令，但如果参议员杰克逊或施特劳斯到北京去，就会说成是危险的。
苏维埃帝国的有关当局，在听到联盟党主席要到北京的最初消息时，就对施特劳斯和科尔进行了谴责和诽谤。在波恩政府机构对莫斯科对反对党的攻击保持长期沉默的怂恿下，它们谴责了与科尔和施特劳斯访问计划有关那种深奥的意图。这种做法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也没揭示出什么秘密。如果莫斯科对英国反对党领袖希思或对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北京之行表示愤怒的话，那么它现在仍然在使用指桑骂槐这种陈旧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就应该警告英、美或德国政府说，克里姆林宫把它们与中国领导人的紧密接触，看成是对苏联的不友好的行动。看来，它妄图得到限制主权国家行动自由的权利。对于莫斯科来说，根据政治上的陆上交通秩序，当然可以自由使用地球上所有的路线。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刊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儒家思想评价极低》，摘要如下：
曾认为为期遥远的第十四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不久即将召开了。迄今为止，这种会议一直在欧美各地举行，这届是首次在亚洲，也是第一次在日本举行，开幕式定于八月十九日。美、苏、西德、英国的科学史界的专家们将齐集一堂，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次莫大的激励。
李约瑟博士是本届会议的主席，将是第四次来日本访问。他的巨著《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已有日译本刊行，在日本知识界他已是知名的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逗留，战后，作为郭沫若先生的友人也曾多次访问中国。他的巨著，如稍许夸张地说是本世纪最大的业绩之一。但是，如果说他不仅仅是“亚洲通”，那么在学问上也不只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家。对于迄今以欧洲为中心评价科学技术的立场，无视亚洲，尤其轻视中国所做出的贡献，李约瑟博士是非常气愤的。似乎是这种心情使他坚持着研究工作。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过去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如何伟大，现在他还在精力充沛地继续从事他的这项研究工作。
现在，中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维护奴隶制的孔子受到彻底批判。与此虽然不尽相同，但李约瑟博士从科学史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评价是极低的。他认为，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一味关心人类之间的问题，对自然科学的关心几乎一点儿没有。
并且，他认为，儒家轻视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技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莫如说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当然，不能不看到，汉代以后，信奉儒教的官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做出巨大贡献，但是，这一事实与儒家本来的思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李约瑟博士认为，在思想上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是儒家和儒教，而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道教。
回顾中国的历史即可看到，在道家和道教的虔诚信奉者中，曾出现可谓化学起源的炼丹术及医药学的研究家，他们也曾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
道家本来就注重自然，关心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技术。
道家与通常所认为的隐士有不同的性格，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关心。李约瑟博士详细地论述了上述事实。
【本刊讯】日本《北海道新闻》七月二十三日登载一篇报道，题目是《关西经济界对日中经济交流干劲十足，对中国展受欢迎抱有信心》，摘要如下：
在大阪千里丘陵的万国博览会纪念公园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连日来参观者拥挤不堪，宛如再现了四年前的万国博览会。致力于举办这个展览会的关西财界人士心满意足地说，“这么多人看到新中国的真实面貌，对促进日中两国的友好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还干劲十足地想借举办中国展览会的机会，进一步促进同中国的经济交流。
中国展览会出乎预料地受到人们的欢迎，关西财界人士从中吸取了力量，兴高采烈地说：“日中经济交流的主动权今后将操在关西手里。”
关西经济界的对中国交流的渠道日中经济协会关西总部（总部部长是钟渊化学公司董事长中司清）也完成了准备工作，最近已开始正式活动。具体地说，就是相继举行了致力于成立旨在搜集中国情报的“资料中心”的资料委员会会议，和以解决贸易业务方面的问题为目的的商社恳谈会的第一次聚会。并且还受通产省的委托，研究关于我国和中国的纤维工业，这个研究所不久也将成立。
关西各行业的人参观了中国展览会以后的感想是：“中国也能生产这样高水平的东西了吗？”“西服料子的质量比韩国的好。”“小卖部的毛巾是用中国生产的优质棉花和棉纱制成的，所以比日本的产品更高级。”“缝纫机、自行车等，品种少，样式也不漂亮，却是出色的实用品。”“食品便宜。”评价都很好，想看一看中国实际生产情况的心情油然而生。
以去年六月神户市同天津市结成友好城市为开端，大阪—上海、京都—西安、奈良—西安，以及关西的各城市都争先恐后地结了缘。并且，大阪府以府立贸易馆为中心，培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贸易人员。各自治体也很关心日中友好，形成了支持经济界动向的体制，所以关西的日中交流今后将越发兴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三日刊登一封署名卡普兰的读者来信，标题是《美中贸易：沉重的关税》，摘要如下：编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人中间，参议员杰克逊竟然会说：“同中国的贸易正在牢固的贸易基础上发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今年美中贸易的确将超过美苏贸易。然而这种贸易将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最近的预测表明，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将以十二到十五与一之比（去年是十一与一之比）对美国有利。这种贸易是这样不平等。
造成这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的关税。在我们的关税歧视得这样厉害的情况下，中国货无法竞争。
只有国会有权结束这种歧视。而在国会中，有一个人被认为是对共产党国家的关税问题的领导人杰克逊。
只要他一宣布，他正在领导一个给中国以平等地位（最惠国地位）的运动，接着他真正进行领导，问题就会解决。然后美中贸易可以开始在牢固的基础上发展。
但是相反的，参议员杰克逊阻挠了这样的行动，因为他设法利用关税问题迫使苏联为犹太人移居敞开大门。
现在是他采取只有他才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同中国建立适当的贸易关系的时候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三十日报道了一条消息，标题是《日中贸易上半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点六》，摘要如下：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二十九日总结的今年上半年（一月到六月）日中贸易情况，贸易额总计十三亿八千二百五十二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仍然是兴旺的。上半年的特点是：一、日本进口的商品中过去最多的生丝第一次被原油取代，占了第一位；二、日本出口的增长率四年来第一次超过了进口，有减少倾向的中国人超幅度扩大了；三、进出口在价格上都明显地有了大幅度的上涨，和款额的增加相比，数量的增长不多。
日本出口在机械、机器、纤维和纤维制品方面有了增加，而化学肥料、钢铁的增长则滞缓了，这种情况是显著的。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建设在飞跃发展，特别把重点放在运输能力的增强上。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二十五日以《令人神往的社会》为题，报道维也纳大学教授拉辛格谈访华之行，摘要如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我们对中国人民努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及逐渐消灭社会上的差距，十分感佩，将来有机会能重访一遍，便更好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社会科学院拉辛格教授，昨日在返回本港的列车上对记者发表他的访华观感时，既感旅程愉快，但又觉得时间太短，意犹未尽。
拉辛格教授是奥地利医生学者访华团的成员之一。该团一行二十人，最近在我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到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阖家向往中国拉辛格教授这次是阖家利用暑假前来中国旅行。他们一家共六人，除他和他的太太（大学教授）外，还有他的母亲（中学校长）、他的岳父（大学教授）、岳母及小舅。“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中国文物展览去年冬季在维也纳举行以来，我们一家人都很向往中国，很渴望前来中国看看她的新的社会制度。”拉辛格带着兴奋的心情说。
在参观访问的过程中，拉辛格教授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印象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程”。他表示看到，通过对刘少奇反动路线的批判，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在上海市郊参观一个公社时，他们听到那里的稻米生产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成倍地增长，一年可以种上两造至三造的作物。他们在那里参观时，正是禾穗飘香，稻田是金黄色一片的，等待收割。此外，田野里还种满胀红了的蕃茄，长得已非常可爱，等待采摘。到处都充满了丰收的景象。看到许多大字报拉辛格教授还谈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是广泛的，同时正深入地发展。”他说：“无论在街上、工厂或学校里，都张贴了许多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很多人观看，人民群众都很关心它们所写的东西。它们的内容，大都是批判林彪效法孔子搞‘克己复礼’，企图把新中国带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去。”他深有体会地指出：“中国人民现在要批判孔子在封建社会中企图复辟奴隶制度，也要批判林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中能够取得成绩，全赖重视了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教育。”教育和医疗制度以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来说，拉辛格教授很关心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他一再表示感到，在培育下一代子女方面，中国很注重政治方面的教育。从幼稚园开始，便是这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方向更加明确。无论在大、中、小学校里，政治课都占了一定的教学时间。以清华大学为例，上政治课的时间共占去总的教学时间百分之十五。
拉辛格教授还觉得，我国的教育制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在清华大学里，他们看到学生们在实验室自行制造原子粒及电子计算机的配件及其他电子仪器。学生们有不少是来自工农群众或是在中学毕业后曾经到工厂、农村取得实践经验的。到大学毕业了，他们又分配到工厂或农村去，为劳动人民服务。此外，医疗制度亦面向农村，公社里面，社员们都可以享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本来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这样的教育制度，”拉辛格说：“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密得多了！”
拉辛格教授表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令人神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