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三日刊登一篇访问记，题为《幕后工作人员谈〈万紫千红〉》，报道该报记者与影片《万紫千红》的导演张鑫炎、摄影师蒋锡伟和录音师岳敬远座谈拍摄该片的经过、体会和经验。文章摘要如下：
问：《万紫千红》这部电影很受观众欢迎，最近正在全国各地放映，并将发行全世界，因此观众很希望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幕后工作人员们的拍摄情况，和有什么宝贵的经验？
张：谈不上什么经验，因为我们也是在摸索中。去年公司派我们拍摄《万紫千红》，最初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只是抱着一个原则：着重突出亚非拉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拍了大约十万英尺胶片，回来加以整理，目前选择剪辑出一万多英尺来，大概只用了十分之一。十万英尺片子的取舍
问：那么是怎样进行取舍选择的呢？
张：我们去拍摄之前，是曾经商量过的。因为，我们过去拍的大多是故事片，拍纪录片缺乏经验，不免浪费了不少胶片。举个例子吧，最初我们的想象中，在首都机场迎接亚非拉运动员的场面，一定很热闹，所以花去了不少时间和胶片，结果并不如理想。记得那时，我们半夜就在机场上等待，结果飞机很晚才到，有些国家的运动员，已经是第三次访问北京了，他们对北京并不觉得陌生；有些呢，是初次来的，对北京就有点陌生了。结果，拍下来的胶片，都不能用上。这就是由于主观愿望和实际情况不相符，消耗了不少时间，也造成了一种浪费。这倒是个经验教训。这次“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接待安排上，是比较自然的，不着重形式上的东西，就如到工厂去访问罢，工人都在正常操作和生产，并没有停下手来，所以拍出来的好处是自然，而且也热情。又比方，当中国领导人接见亚非拉代表团时，周总理跟台湾同胞的代表拥抱的镜头很突出。台湾同胞住处跟我们很近，他们初到时，没有带衣服和球拍，我们跟着他们拍了不少胶片，如给他们度身做衣服，在台湾厅接受接待，运动员跟他们联欢，在北京的台湾同胞跟他们联欢，都是充满温暖的镜头，我们都拍了，回来一看，觉得不能全部用上。突出台湾同胞是重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过分盖过了亚非拉乒乓球运动员。文艺节目如何拍摄
问：是否有关杂技表演的场面也拍了，后来没有用上？
张：杂技表演我们没有拍，因为考虑到有关杂技的影片比较多。另一方面，比方亚非拉朋友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的节目很多，如全用上，会显得太长了，观众看来就会觉得比较拖沓。当时，观众看节目的反应也很难拍得好，因为光线不足。事实上，当晚拍摄晚会的条件是较差的，事先准备工作不足；到达会场，连有什么节目都不知道的，光线也不充足。尽管拍得很长，冲洗之后，找了些人来看，可能因为他们对歌舞比较爱好，都提议不要剪掉。另一方面，主观上认为参加表演的单位都属第一流的，很难看得到这样好的表演，舍不得剪掉。但如果全部用上，同整部影片的气氛看来是不够调和的。
岳：那些表演的团体是由全国各地挑出最好的，我们知道的时间很仓促，事先连什么节目都不知道。到了会场，才问我们拍不拍？拍！拍了再讲嘛。机器架起来就拍。一直到开幕前几分钟，我们还没决定怎样拍，来宾都进来了，我们好急呀，大家忙成一团，互相不能照顾。
张：还有一个困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都想让他们亮亮相，如把出场式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拍上一段，那就占去全部影片半个钟头以上的时间。我们实在无能为力照顾周全。
蒋：比方每个国家拍五英尺胶片，也要好长一段时间，有观众集中看十分钟同样的东西，就会感到很沉闷。怎样创新呢，这仍是要研究的。拍新闻简报便比较简单，但拍纪录片应有所不同。
张：上次我们拍亚非乒乓友谊赛的《友谊花开》，就拖得长了些，看来很易发闷。
问：你们在摄影方面克服过些什么困难？
蒋：在香港，我们多半是拍故事片。这次要拍一部纪录片，开始时还不知道该怎样掌握机器，我们这个摄制组有四个摄影师，带了四部机器去进行工作，出发之前跟导演研究过这次的任务，到北京后又了解到不少三洲运动员间团结友谊的好人好事，心中有了底，便掌握机器去摄取需要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是这次大会那宏伟的场面感染了我们，譬如开幕式的场面，该如何拍才能把壮丽雄奇的气氛表现出来？最初没有把握，但一到现场，那热烈的气氛把我们感染住了，溶汇进去了，所以才能拍出较为生动活泼的场面。当时，我们拿着机器拼命拍，一盒四百英尺胶片一会儿就拍完，助手换片也换得满头大汗，当时一心只想把这难得的场面拍下，后果如何，当时是不曾想及的。民族宫顶拍摄日出
问：据说你们拍静的场面也花了不少功夫，如片子开头天安门广场那一组镜头，拍得很美，是怎样拍的？
蒋：我们本来有计划要拍日出时照耀天安门这个镜头的，打算在片头用，所以每天早上去等待，这是要碰运气的。刚好，我们去民族宫的第二天就拍到了。
问：影片中有关长城的片段，拍得很是生动活泼，你们是不是抓紧了时机抢拍的？
蒋：以前在《友谊花开》里，我们也拍过长城。这次我们去拍，主要是要拍运动员的欢乐情景，我们带了两部机器去，运动员还未来，我们就先带了一部机器爬上高处，一部则留在下面。第一次去拍时，下着毛毛雨，我们第二次再去时，天气也不大好，纪录片还是要拍的，要真实报道嘛。于是，我们放大胆子拍了。当时气压很低，一片云在镜头前飘过，我们连这片云也“纪录”了下来，回来一看，效果顶好的。由此可见，要大胆去闯才行。拍完了高处，马上就把机器往下搬。我们带了好多镜头。很重的，半途，刚好能把运动员很兴高采烈地往上爬的镜头收猎入镜，才继续赶快再往下跑。下面只有一部机器，要彼此配合起来工作，忽然拉丁美洲的运动员，乐了起来，又歌又舞，那是非抢拍不可的，相当紧张吃力。但在拍摄的当时，根本忘记了疲劳，不知道什么是辛苦，回去后才觉得累坏了。葡萄园中情深谊厚
问：葡萄园的片段也拍得很生动，特别是外国运动员吃葡萄的镜头，那样欢乐自然，是很感动人的，你们又是怎样拍的？
蒋：葡萄园的镜头在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曾跟导演商量过，要拍些什么。事先知道运动员和代表团的团长都去参观，我们把机器搁在高处，居高临下来拍摄他们下车的情形。他们进入葡萄园后，我们把镜头拉开，然后跟他们一边参观，一边拍他们吃葡萄吃苹果，场面是完全真实的，是他们感情自然的流露。因为他们很热情奔放，无拘无束，所以拍出来很动人。
问：你们觉得拍哪些片段最为困难呢？
张：可能是拍开幕式罢。当时，拍中央首长的镜头是较困难的。事先，我们坐在一辆活动的车子上，经过首长座位的前面，在每位首长前停两分钟，一共是十分钟，拍不好就失去机会。且要求是较高的。
问：你们拍了一些运动员旅行参观的片段，昆明的部分拍得很好，很有气派，很壮观，是否花去了很多时间？
张：运动员离北京到各地访问，是分头进行的，我们也是跟运动员分成几路去拍的。
蒋：我们到昆明时已中午了，饭都来不及吃，就赶去拍片。接车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安排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拍，有田七丰收的情况，有西双版纳风光，有名胜古迹，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只停留两天就要赶回广州，所以只拍了石林和龙门滇池。到石林去时，路上下雨，到了石林，水都淹了，我们要绕很多地方才能进去石林，刚好那时天气变晴，花了一个多钟头拍了一段歌舞。第二天跟缅甸代表队去了大观楼、滇池几处地方，还拍了两个歌舞节目。
蒋：听观众反映，说风景太少了，不满足。
张：风景太多，离开了主题光看风景就不好了。如果没有香港队缅甸队一路游览，单纯只是拍风景，就跟整部电影的主题脱节了。缅甸队回国经过昆明，所以我们才特别去拍的。
问：那个缅甸的女运动员在船上歌舞，是怎样拍的呢？
蒋：那是在去阳朔游览的船上拍的。
岳；那歌是她自己要唱的，还要跳舞，希望我们给她拍下，歌的内容是歌颂团结和友谊，我们就拍了。音乐旁白配合主题
问：《万紫千红》的音乐有什么特点？
岳：电影中的音乐是配合形象的。我们全部都是当场录下来，并不是回来另外搞的。一开场五百多个小孩冲进首都体育馆的场地欢呼，那是必须录下来，这是和画面配合的，当时我们录音也很激动，整个体育馆都动起来了，外宾都很激动。回来把现场录音和画面配合起来。经过剪接，做好音乐与场次调度的后期工作时，回想起当时心情还很激动。在混录时，我们也用了体育馆录下的原声带。还有台湾同胞出场时，周总理也站起来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我也激动得不得了。如果要把体育馆的歌舞录下来，我们的器材是不够用的，唱歌的人就占了体育馆一整排三四百人，体育馆录了声带，把声带借给我们翻录下来。
问：回来后有没有另外加配音乐呢？
张：音乐没有加配了，只有解说词是我们自己加上的，配解说词的是鲍起静。
岳：我们在总结经验时也谈到这一点，讲旁白也要有旋律，演员根据电影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来定点，就有起伏了，跟整个节奏就统一了，旁白演员对影片的理解也很重要，鲍起静看了影片，自己在感情上有共鸣，再一体会，加上提出一些要求，和影片的节奏符合，就讲得比较好了。在这部影片中，讲旁白有起伏，这同整个影片的节奏是配合的，比如有一段台湾同胞去参观民族学院，拍到一些人皮鼓，他们看到时，就引入一段回忆，感情激动，讲旁白也有点哭叫的味道，这同画面配合了，台湾同胞看得泪水都盈在眼眶，内心是很激动的。解说的感情也配合上去了，阶级仇恨也出来了。又如表演《水流星》时，灯一熄，是一条光线，线动了，旁白出来了，点了一点，帮助视觉听觉的配合，到波浪起伏，就提高了一点声调，到“三Ａ”的出现，就提高到了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灯也亮了，一片“欢迎、欢迎”的欢呼声，这种画面的调度和旁白配合是很重要的。旁白起了一定的带起的作用。如最后宴会，起初是敬酒，音乐和旁白都是很抒情很诗意的，要分开了，依依不舍，很有感情的。到亚非拉的代表提议我们手拉手，架起友谊的桥梁，马上镜头动了，旁白出来了，调子也变了，整个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人也兴奋极了。
张：演员旁白不能以第三者的态度去处理，而是要有很深的感情，配合内容。
蒋：比如参观民族学院，讲起过去兄弟民族所受的压迫，台湾同胞真是看得泪水汪汪的，如果不是用带着激动感情的旁白，而是用第三者的报道，那就不能引起调动观众感情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