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外事杂志》今年十一月号转载美国《军事评论》八月号刊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伯特·罗杰斯写的题为《中国的政策抉择》一文，作者一九五六年至七○年间，历任美驻布鲁塞尔、莫斯科、西贡外交官和美太平洋军区总司令副政治顾问。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安全，取决于美、苏、中三个核国家力量的相互制约关系。对中国来说，问题明显地在于三者的力量是不平衡的，中国是其中最弱和最容易遭到袭击的一个。因此，中国正在建设一支战略威慑力量，旨在建立区域性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以遏制苏联或美国从西太平洋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但看来中国并没有把建立袭击美国大陆的能力放在优先的地位。
北京的目标，是一定要建成一支庞大的中远程导弹力量，并以若干洲际导弹和大规模近代化常规地面部队作为后盾。预料中国在它的核力量确实达到超级大国水平之前，国家安全问题将迫使北京继续奉行缓和的对外政策。在七十年代剩下的时期内，中国同其他核国家进行核交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尽管有可能发生常规力量的边界冲突升级。
中国自一九七一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表明，虽然它仍集中发展重工业，但也以适度的现实的方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文化革命以来的中国，经济日益发达，农业更加兴旺，这一情况将会继续发展下去。换句话说，中国已经为最终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强国奠定了足够好的基础。
北京领导人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利用对外关系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实现经济自足。中国七十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约为一千三百亿美元（一九七二年估计为一千四百五十亿美元）。中国自身维持这种发展将会碰到困难，因此不得不允许必要的进口，并可能放宽它的贸易政策，中国还可能需要长期贷款，甚至增加从国外取得信贷。
北京展开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受惠者将是日本。它将继续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许会达到占中国市场百分之四十五的地步。日本作为世界第三个最强的工业国，今后几十年里都将是中国的经济竞争者，两者不可避免要产生摩擦。中国对日本经济力量的忧虑，可能会阻止两国结成中日政治轴心或采取“泛亚主义”政策。因此，对中国来说，改善中美关系就成为不仅是抗衡苏联威胁，从亚洲经济角度来说，也是抗衡日本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抉择。
对中国一九八○年以前的对外政策所作的总的预测是：
（１）可能继续敌视苏联，但持慎重态度，包括接受未解决的边界局势现状。
（２）主要通过外交手段，环绕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太平洋、东南亚和南亚周围地区。最终并有可能把台湾合并过来（也许采取某种岛屿自治的形式）。中国也许并不谋求同任何强国建立紧密的联盟，而是依靠逐渐增多经济、政治和心理压力，以代替使用武力。
（３）扩大对外贸易和交往，更多引进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工艺和专门技术。
由于中国变得更加温和，至少在国际上不象过去那样公开敌对，今后几年内在亚洲牵连中国在内的战争是可以避兔的。在亚洲，只要哪个地区有可能，北京就将会在那个地区谋求霸权地位，但不会象过去那样凭冲动来进行控制，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可能更加依赖谈判方式。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四日晚刊刊登藤山爱一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新总裁的希望》，文章说：
三木内阁在数日后，即将成立。所以，现在就对政策问题向作为首相的三木提出希望，也许是过早的。但是，有一点，我是非谈不可的。田中政权完成了日中建交。作为外交路线，它没有错误。我确信三木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是同样的。我希望他能进一步巩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我认为，为此，有必要加强日中关系，实行日美之间的协商以及调整日苏关系。如何对待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也将成为大的课题。
“三木政权”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集团。可以设想，它们将会对（三木）施加相当的压力。希望三木先生不要对这些集团采取普遍照顾的态度，而请你抱着信念，有时要排除压力。我希望你拿出“如果不成，我就辞职”那样一种魄力来干。三木先生如果能根据这一信念实行，就肯定会得到国民的支持。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研究
五、六月两个月的许多个夜晚，尼克松和基辛格经常等到秘书人员下班回家后，退处白宫东南角的维多利亚式客厅——林肯厅。霍尔德曼有时同他们在一起，罗杰斯偶而也来，但别无他人了。他们往往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中国的密信。总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基辛格设法解答。
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研究了将在中国举行的秘密谈判中肯定会遇到的问题，如：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军撤出印度支那，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步调，等等。两人共同起草了基辛格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还准备了基辛格可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厚厚的一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况的参考材料搞出来了。
基辛格再次成了个学者，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家里偷偷地钻研中国问题。这个梅特涅、俾斯麦和卡瑟尔累的门徒，有一次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搞一份关于周恩来生平的详细资料，但迅速一转念，马上扩大范围，要求把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的传记都送来，诡称：“供我参考之用。”他巧妙地向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求教，而绝不吐露自己的真意。专家们十分赞赏他的求知欲，以为他无非是想了解了解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新见地。他过着双重生活：在公开场合，他谈越南问题、俄国问题和欧洲问题；在私下，他正在变成一个新的中国通。为了不露马脚，他会故意装蒜讲反话。某日，《纽约时报》登载一则简讯，推测说如果中美建交，基辛格会到中国去。一个不了解中美接触内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拿这则消息向基辛格打趣。基辛格答道：国务院里的“我的一位冤家”认为北京“大概就是他能想出的把我打发得离华盛顿最远的地方吧”。担心文件泄密事件的影响
在中美双方进行秘密准备期间，《纽约时报》也正在秘密研究它所获得的官方文件。六月十三日这家报纸发表一条头版消息，使白宫大为震惊。这就是准备分期登载的《五角大楼文件》第一部分，这些文件披露美国截至一九六八年五月在印度支那所起作用的大量机密材料。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下飞机时获悉该报的独家报道，并看到了报纸标题。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责怪莱尔德泄密。
基辛格认为，这个泄密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三摊极微妙的谈判——同中国进行的关于他秘密访华的谈判，同苏联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以及同北越进行的关于找出结束战争办法的谈判——是莫大的威胁。他担心中国人会觉得美国方面做事不可靠而取消对他的邀请。
总统当即决定设法制止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理由是，“美国的国防利益和国家安全”会受到“直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司法部请准发出一道禁止继续刊载该文件的命令，但是《纽约时报》打了几次官司，最高法院后来宣判，根据宪法第一项修正案，出版自由的权利高于一切。
于是《纽约时报》恢复了《五角大楼文件》的连载，紧接着又抛出了两条秘闻：一条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另一条关于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绝密底盘。总统和基辛格这才意识到存在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大量泄密情况。尼克松于是命令埃利希曼在白宫内部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秘密调查，其成员后来被称为“管子工”，因为该小组原先的任务是堵塞泄密漏洞。虽然基辛格积极赞成大力杜绝泄密（机密情报一再登在报上，经常使他很恼火），但他坚称他对“管子工”小组的存在及其一切活动毫不知情。
基辛格担心北京对《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反应，其实是过虑。中国人更担心的是俄国人在边境上的威胁，而不是担心他们同美国人的接触可能泄露出去。他们根本没有变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计划。
（六）
【本刊讯】加拿大《新闻报》十二月二日刊登约翰·沃克发自北京的一则消息，题为《戴夫·巴雷特的反应：中国的边界城镇激动人心》，消息如下：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理戴夫·巴雷特访问中国的东北归来，他赞扬大庆油田的工农并举的村庄。他说，“对一个社会工作者说来，这是激动人心的。”
他指的是这些新的自给自足的城镇基地，这些基地是在哈尔滨西北部荒芜的平原上开辟的，是中国最大的油田。
这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理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观点来看这些基地，他对于中国人竟然解决了一个边界社会中的这么多的问题显然大为惊异。
在国内，有人劝他参观这些工农并举的村庄，以便当他的省开发它的北部边界荒凉地带时，得到一些可能对他的省有所帮助的主意。然而，他承认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并且承认这些典型的中国城镇也许不可能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地的榜样。
他解释说：“这是一种母系社会。”他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村庄多数是油田工人的妻子们开始开发的，因为她们的丈夫出外凿井去了。
但是巴雷特认为，她们在这些城镇中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边，小孩是不会出问题的，也不存在暴力行动和闲逛的问题。
这些工农并举的村庄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建成的，目的是生活自给，它们有工厂来生产所需要的衣着和日用品，有农场来生产足够粮食，还有鱼塘和林区使他们生活自足。这位总理说，一切事情都是有计划地来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而且拿中国的条件来说，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
他在大庆油田本身看到的保护资源的倾向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中国人开发这个油田的有分寸的做法以外，他还注意到，甚至象收集试验喷油井时剩下的油这样的问题上，中国人在尽可能保存每滴油方面远远超过了西方开采石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