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光明与被剥削者》最近以《比利时有孔夫子吗？》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孔夫子及其门徒林彪的反动思想。
一位读者对我们说：“我对此一点不了解。无论如何，这只是同中国人有关的事情。我们甚至一点也看不到比利时有孔夫子。”
这是错误的。它是与我们有关的。批孔夫子—林彪的斗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反对反动思想的斗争。在任何一个新社会里，都继续存在着——有时是很长时间地存在着——旧社会的因素。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是向上的、革命的，它在西欧进行了一场极为艰巨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曾经是激进地反对崇圣和反对宗教的。
但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仍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更大量剥削的社会，资本家阶级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需要散布一种反动思想。它就同教会、同宗教重新和解，宗教和教会就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批判孔夫子和林彪的思想，根除这种思想，这是为了使中国保持红色和走向共产主义所必须要做的事。就凭这一点，这个斗争也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她的建设和胜利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从孔夫子到天主教堂孔夫子的训条和基督教的训条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句上都很相象，有时竟完全一样。既然基督教的思想和孔夫子的思想都是维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那么，谁还会对此感到奇怪呢！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落后的风俗习惯、反对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和反对宗教的斗争争。在本质上，这是一场类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孔夫子和林彪的反动思想的斗争争。
有些人会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我们则不是；这样的问题在比利时还谈不到。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展开了反对孔夫子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就进行了反对宗教的毫不留情的战斗，他们揭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在工人阶级中是否还有影响比利时的无产者由于进行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基本摆脱了宗教活动。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国家供养着许多牧师和修道士；靠国家经费开支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拥有近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和大学生；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报纸（占比利时整个报界的一半以上）；天主教工会集中了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会劳动者。这都是屈服于旧秩序和阶级合作的反动思想的工具。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一月十五日刊登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副总书记、众议院第一副议长卡洛斯·卡纳切·马塔访华后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到过中国的访客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为解决八亿人吃饭问题这一了不起的成就做出了何等努力。粮食问题是地球上四十亿居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据在罗马举行的、有一百四十九国出席的粮食会议上说，当前不下五亿人有饿死的危险。在今后二十五年内，那怕粮食产量翻一番，也仅能满足由于世界人口增长而提出的额外需求，而改变不了联合国主办的这次会议上分析和担心的形势。
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游荡着饥饿的幽灵，现在引起了这类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人员的注意。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斯特林·沃特曼率领的一个美国小组，按照两国间签订的专家交流计划，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访问了中国。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之父、一九七○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博士。这些研究人员在其报告中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对付今后的粮食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是“实行了大规模的排灌和治洪计划，辅以农村电力化、建筑公路和桥梁、供应无机肥料和保持稳定价格的产品市场管理”。中国实行人口计划政策，因为每年人口增长率保持百人之二，就需要每年增产五百万吨谷物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一些条条框框，作为政府和人民群众行动的普遍规定和准则。“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在讲话中或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指示中提出的行动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同时注意和发展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现代的生产方法和初级的生产方法，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国建设新经济，依据“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政策，这说明了震动世界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什么没有影响那个国家。所有这些话都包括在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的理论汇编中。对这位革命的最高领袖的赞颂，达到了令西方世界观察家难以置信的程度。人们以提到一种最后定论的崇敬心情援引他的思想。
【德新社北京十一月十九日电】（记者：巴格曼）人民中国关于一个国家若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粮食，就不能指望实现民族独立这一基本理论，在罗马刚刚结束的世界粮食会议上再次造成了头条新闻。
这一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据一些观察员说，它是北京为其第三世界朋友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
中国确实能够证明它所宣扬的理论：
中国已做到使粮食产量同人口增长率严格保持一致。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从五亿增长到了八亿。
中国甚至做到了使其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把其粮食产量从二十五年前的一亿一千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亿五千多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用更加具体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中国每个人的口粮比一九四九年多了一百公斤。
访问过中国的外宾可以证明：中国庄稼的收获情况已不再依赖于天气，长江以北的农民不再担心干旱，中国这条最大的河流以南的农民也不再担心水灾。
数百万工人齐心协力，在农田上纵横交错地修建灌溉系统和在需要的地方修建排水系统，这些排灌系统长达数万公里。
这样说是公允的：中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二十五年后，已消灭了饥饿。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了价值约二十亿美元的粮食，特别是小麦。
在同一时期中，中国出口了大约同样数量的大米。根据目前的情况，世界市场上流行的大米价格是小麦价格的三倍——三吨进口小麦相当于一吨中国大米。
决定派基辛格去中国
一九七一年早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汗·希拉里来到白宫，把一封手写的简信交给基辛格。这封信代表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基辛格一看表，是七点一刻，想立即报告总统，但总统那时正在宴会厅里款待客人。基辛格叫了一个副官，要他请尼克松事毕马上找他。基辛格叮嘱副官：“别让总统回去睡觉，我有要事找他。”
总统送别了最后一个客人，便来到林肯厅同基辛格碰头。来信显然是很重要的。两人一直谈到后半夜。尼克松沉思着说：“看样子他们是想来一次最高级会晤。”
谁去北京呢？当晚未对这个微妙问题作出决定。
尼克松决定派基辛格去。他说：“我反复考虑过了，还是派你去走一趟。”
基辛格很高兴。他后来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识啊！他派我一人去。到那时没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抓外交的，他们都不信任官僚机构。于是他们悄悄地进行部署，使美国人民逐步对行将到来的历史性突破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又不泄露天机。倒是中国人自己戏剧性地把这件事捅出来了。
四月六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的友谊，但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华盛顿，美国球队的护照去中国行吗？马上就得到答复：行！
当天晚上，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他让基辛格概述对华新政策。但除国务卿罗杰斯之外，他没有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关于中国的秘密邀请和美国拟如何答复。尼克松根据“只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的原则，决定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积极赞成总统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做法，阿格纽副总统则批评这种做法。他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几天以后，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他邀请九个记者到他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重述他反对同北京接近的意见，一直谈到深夜。阿格纽的这次谈话本来是讲定不发表的，可是没参加那次谈话的几个记者把内容给捅出去了。听说总统知道后“暴跳如雷”！
四月十日，九个乒乓球运动员、四个乒协人员、两个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三个记者走过了香港通向中国的罗湖桥。他们是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踏上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第一个美国正式的代表团。
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那么快就着手打开同美国的关系，但他们试图保持事态发展的势头。白宫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一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以便使中国能用美元支付进口物资，准许美国各石油公司对进出中国的船只和飞机出售燃料，以及准许挂外国旗的美国船只停靠中国港口。
在这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尼克松又连续发出许多信号，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和解。四月二十一日，他对率领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保证，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的计划，他“一定给予合作”。（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