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综合报道，题为《在欧洲，汽车公司临时解雇工人也在造成损害》，摘要如下：
欧洲汽车工业由于有大量汽车卖不出去，正在临时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或使他们的工作周缩短。
西欧汽车工厂已有将近三十万雇员失业或每周仅工作三、四天。其它很多人现在面临着圣诞节前的临时解雇。
欧洲的汽车公司象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碰到严重的麻烦。一些欧洲汽车厂在展望前景的时候，预计今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欧洲整个汽车工业界的危机是在一九七三年经济活动下降时期开始形成的，后来由于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后石油涨价三倍而进一步恶化。
西德的汽车制造业已经发现一九七四年是一个不好的年头。总销售量比一九七三年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二十。
大众汽车厂竭力使生产适应销售情况，因此在一九七四年多次短期解雇工人达五万名之多。它已裁减了一万人。戴姆勒—本茨汽车厂的销售下降了三分之一。巴伐利亚汽车厂的生产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十。
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奥佩尔厂，在一九七四年每一个月都宣布临时解雇工人。它今年秋季的生产比一九七三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八。福特公司一九七四年的生产可能将下降大约百分之四十。
意大利汽车的销售已进入螺旋形下降。意大利最大的私营公司菲亚特公司已积压了三十万辆汽车卖不出去。菲亚特的国内销售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国外销售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和萨布公司的情况，一直比大多数的欧洲对手要好，因为它国内的经济繁荣，同时国家暂时削减了税额。但自九月中旬恢复高额增值税以来，国内的销售量已急剧下降。
西班牙头号汽车制造厂西亚特公司，已堆满了额外的库存并试图在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压缩生产。
法国的汽车销售在十一月比一年前下降了将近百分之四十。雷诺、普吉奥、雪铁龙和克莱斯勒的法国分公司一直在计划临时解雇工人。
英国的汽车制造业目前处境“困难，但并不是绝望的”。罢工使生产遭到损失的程度甚至比劳资纠纷最严重的一九七三年还严重。
英国的福特公司正让一千七百五十名白领雇员休假。克莱斯勒公司已让七百名职员早日退休以减少开支。
其它欧洲公司将面临着更多的打击。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二月一日刊登克·托马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通货膨胀对业已贫穷的人来说是残酷的》，摘要如下：
虽然富人的证券的纸面价值遭到损失，而中等阶级蒙受了购买力和它可以购买的便利品的实际损失，但是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业已贫穷的人们。必需品的价格至少象奢侈品的价格上涨的一样多，来自关于贫困问题的工作人员和政府部门的大量消息说，穷人的处境正变得绝望了。一个有关官员、布里奇波特的负责福利事业的主任迪克·拉思詹毫不隐讳地说：“实际上许多人正在挨饿。”
这三个州约有二百八十万穷人，即大体上每十个居民中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全部穷人中，百分之六十是白人，百分之二十六是黑人，百分之十三是波多黎各人。大部分穷人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主要的大都市地区，百分之四十集中在纽约市。少数民族受贫困的打击最为严重。虽然白人中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是贫穷的，但是全体黑人中有百分之二十四和全体波多黎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生活在贫困中。
通货膨胀为什么对他们打击最严重呢？据搜集纽约—新泽西州北部大都市地区的消费物价指数的劳工部官员们说，食品、房租和公用事业用费项目——这些在穷人的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比其他靠收入为生的人要多得多——一直是价格膨胀得最严重的。结果，穷人在最近两年中一直受到生活费用上涨的最严重的打击。
食品费用在穷人预算中所占份额比中等收入的人要多百分之十至二十，食品费用在近两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八，而生活费用指数只增加百分之二十点三。农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占穷人伙食大部分的那些项目——粮食产品、土豆和干豆——比一般食品价格上涨得快得多。
公用事业费用也是不相称地占了穷人预算的大部分，它在最近两年中的上涨速度相当于消费物价指数的两倍多。如果拿福利费数字作为指标的话，那么自一九七二年年中以来，纽约市穷人所付的房租的上涨速度相当于中等收入人的租费的两倍。
影响许多穷人不得不放弃购买衣服，以便对付房租和食品的日益上涨的费用。其他的穷人的住处则没有公用事业设施。南布朗克斯的一个租房子住的五十四岁的妇女，由于严重的心脏病而失去工作能力，她没有煤气和电，因为，她说：“我付不起爱迪生公司的账单，也没钱吃饭。”
寻找工作为布朗克斯老年人服务的一个组织——公民顾问委员会主任埃德·考夫曼说：“我们有八十几岁的年迈公民，有些是身患重病和眼睛半瞎的，他们处于经济绝望之中，跑来要求我们给工作做。”
在纽约市，贫穷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比贫穷的白人更坏。大约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和百分之七十的波多黎各人集中在这个城市的极为贫困的地区，而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贫穷白人住在这些地区附近。由于贫民窟的居民难以到超级市场的百货公司去买东西，所以他们往往被迫到那些价格要高得多的小商店里去买东西。
【本刊讯】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五、六月合刊刊登查·盖蒂写的一篇题为《卡达尔的奥秘》的文章，摘要如下：
由于卡达尔·亚诺什领导下的匈牙利新政权建立了秩序、加强了权力，并结束了紧接着一九五六年以后出现的恐怖时期，那幅旧的图景就让位给这样一幅图景，即一个宽大容忍的政权正努力实现一九五六年革命中所反映出来的几项民族愿望，并用说服而非高压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同时，你可看见老百姓正享受着新的繁荣，坐在布达佩斯的私营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普遍对卡达尔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感到很满意。
在卡达尔的统治下，提出了要求较低的口号（“谁要是不反对我们就和我们在一起”），这意味着，这个政权愿意采取不那么专制的做法。经历的影响卡达尔这个人的若干方面及其见解值得在这里提一提。有些来源于他的广泛的政治经历。特别要在这里提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参与非法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卡达尔于一九三二年，当他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加入了党，那时他就足够地认识到，为了把匈牙利从独裁主义的统治下以及从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中解放出来这一共同目标，必须同非共产党人，特别是社会党人和民粹党人，进行合作。正是在那种同非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环境里养成了他对那些与自己稍有不同的政策和做法的容忍精神。他在他的非党左派同志中间——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规模及纳粹抵抗运动中——交了许多朋友。
卡达尔在党内的早期经历以及他经常对此段经历的提及至少可部分解释或许是卡达尔政权的最显著的特征——他的广泛的“联盟政策”。大体上和铁托政策相似的那项政策，给予非党人士以真正的信任和信赖，那项政策着重于削弱党通晓一切，特别是包办一切的形态，以及减少党直接参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务的活动。
卡达尔生涯中突出的第二个政治经历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他在牢中的生活。虽然他从未公开谈到他在监禁时期所受的侮辱，但无疑，他在监牢中是得到教训的，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后的巩固时期，是他废除了广泛痛恨的国内流放和不经审讯就监禁的制度、宣布大赦、肃清政治警察并把参与拉科西时期政治审讯的法官和告发人从负责岗位上解雇。
卡达尔受的教养和教育相当有限，这也体现于他的政治风格和方针。他不象他的几位前任，他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知识分子。
卡达尔讲话简单，而他的生活方式还要简单。他是一个有名的棋迷，常常可以看见他在观看足球赛，并且，显然，他喜欢玩牌。还可以看到他闲暇时在布达佩斯散步，而且经常在没有警卫的情况下散步。其他的东欧政治家或者说别的地方的政治家都觉得他们必须谦逊以显示人的品德。
相比之下，卡达尔的头脑不那么复杂，所以，人们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结果，或许由于他还没有将许多人的头脑转变成马列主义所具有的那种敏锐性，所以他头脑简单，这一点使他连同他建立起来的制度如果不是得人心也是合乎人们口味的。政治手腕卡达尔对东欧的做法反映了他的政治普通常识。他似乎认为苏联的一些言论，是在十分正确地区别一方面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经济道路”和另方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体化”。因此，他能够在以后推行一项影响远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叫做新经济体制。他知道，一种改良的、现代化的经济，为此而扩大同西方的对外贸易，并不违反莫斯科所阐明的苏联的利益。只要农业部分实行集体化，生产手段掌握在“公家”手中，苏联是欢迎经济实行这种改革的，而这种改革是使经济提高产量和效率所必需的。
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苏联大概已在卡达尔的整个任期内重申的，以及卡达尔已经接受的就是，苏联领导机构不准备在政治领域里大大背弃苏联式的制度、进程和意识形态——简言之，这一点会阻挠政治上的重新定向。
作出决定的风格最后，再谈谈卡达尔作出决定的风格，那么对他的品质和整个观点的描绘就全面了。卡达尔在他的一大部分政治生活中，遵循一种前后一贯的，往往是极其简单的作出决定的格局。首先，他收集情报，避免作出许诺，迟迟不采取行动，试试政治气候。由于他的这种小心谨慎，人们往往料想他会达成妥协，对不同的立场进行必要的调和。他以一个实用主义的中间派闻名，往往被认为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谋求一条中间道路。
卡达尔不再仅仅是苏联扶上台的一个傀儡，他还一直意识到必需避免使苏联不快。他对苏联的政见是亦步亦趋，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同苏联的领导集团疏远，或者甚至使之难堪。他显然很珍视苏联领导的信任。诚然，他的政权从来也没有偏离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向，在国内问题上，他一再使苏联对匈牙利常常是发生争议的偏离苏联模式的做法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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