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特尔—布朗公司一九七四年出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社记者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两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其中第九章题为《突破对华关系》，本刊从今天开始连载，文内小标题是本刊加的。
一九六九年初，亨利·基辛格降临华盛顿的时候，中国问题显然不是他的拿手好戏。有一个知名的学者说：“‘亨利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都等于零。”
基辛格在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畅销书《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确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中苏战略思想”。他在文章中不时引用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警句，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基辛格总结道，这十六个字概括了毛泽东的“持久的有限战争”战略。但基辛格没有花功夫透过毛泽东思想去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第一次原子爆炸，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发疯行为；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横冲直撞，封闭大学，想以此来纯洁中国的革命。
基辛格虽然是一个老牌反苏强硬派，但随着中苏裂痕越来越深，他开始对俄国人同情起来。基辛格认为，北京政权不仅对俄国是一个威胁，而且对他希望在越南战争“体面地”结束后将出现的亚洲新秩序也是一个威胁。基辛格后来承认：“我开始担任这个职务时，我们仍然认为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抱敌意的国家。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尼克松对中国态度的改变
理查德·尼克松从开始其政治生涯时起，就对中国共产党人抱有相似的看法。
尽管尼克松对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抱着敌对态度，但他却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年就认为中国是国际生活中一个可以利用来捞到政治好处的现实。据已故专栏作家乔治·狄克逊说，那时尼克松就曾打算到中国去。他对于前一年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那场“厨房辩论”产生的政治影响那么兴高采烈，以致他想到中国去再显一次身手。狄克逊写道：“尼克松先生信奉的理论是：只要一次干得成，第二次也就干得成；如果他能对那个拥有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禁地实现‘突破’，他的‘形象’就会变得非常巨大，使任何老是呆在国内的民主党对手黯然失色。”他的旅行计划流产了，因为那时有个民主党参议员——华盛顿州的沃伦·马格纳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尔·恩格尔威胁说，如果国务院帮助副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去而不肯给他们两人帮助，他们就要“闹翻天”。
尼克松虽然想访问中国，但在一九六○年同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并没有因而不采取激烈反北京的立场。
可是，到六十年代中期，民主党人陷入东南亚战争的泥淖时，尼克松研究了“越南战争后的亚洲”问题，注意的中心是中国的挑战。一九六七年十月，他在《外交季刊》上写道：“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政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它在那儿想入非非，咬牙切齿，威胁邻国。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没有办法让十亿有可能成为最能干的人愤怒地在孤立状态中生活。可是，我们在追求这个长远目标时，如果目前不吸取历史的教训，那就大错特错了。”怎样打开对华关系
尼克松仍然把莫斯科看作主要对手；可是，由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他就开始把北京当作外交斗争中的重要武器，利用这种紧张关系来压克里姆林宫让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分析家认为，尼克松是当时逐鹿总统宝座的美国政界名流中唯一可以谈论彻底审查美国过时的对华政策而不用担心会受到右派猛烈反击的一个人。他的反共资历是无懈可击的。
尼克松从候选人变为总统的时候，已经把新的对华政策要点拼凑起来了。他要设法跟中国领导人开始坦率的对话，目的在于使中国领导人同美国进行合情合理的会谈。为此，他将从放低美国官方（包括他本人）的调门着手。另外一个步骤将是放宽贸易和签证方面的限制。还有一个步骤是，把中国周围基地上美国驻军的规模缩小，并取消在中国附近或上空的不必要的军事活动。然后，他将表示愿意修改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观点。最后，他将开始把美军撤出印度支那
——这是北京当前对美国意图最不放心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逐步演进的和解过程中，尼克松和他的全部高级僚属自始至终都要在公开场合否认他们打开对华关系同对俄国施加压力有任何关系。
基辛格不但否认尼克松政策有这个打算，甚至有谁敢提到这个打算，他就会面露不悦之色。他会十分认真地说：“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把戏，很危险的把戏。”基辛格难得有几次近乎承认那个打算。尼克松的对华关系指示
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是星期六，但基辛格一早就来到他在白宫地下室的办公室。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他们共事的最初几星期中，有时交换意见是用写便条的方式。他们彼此之间都还没有完全感到无拘无束。尼克松独自度过周末的一部分时间，把他对幕僚的指示录到一架小型录音机里。其中一张没有署名的便条，就放在基辛格的办公桌上，上面写着：“我认为我们应该全力鼓励这种姿态，即本政府正在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当然，这应当私下进行，无论如何不要从我们这方面泄漏到公开出版物中去。”
基辛格是在秘密的氛围中起家的，他同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作了磋商，后来又在午餐时跟副国务卿理查森商讨了中国问题。北京电台十一月二十六日广播的中国外交部声明，建议早日恢复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会谈，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特别是北京间接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更打动了他们。他们的结论认为，中国脱离了文化革命，以及它对俄国的担心，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文件采取那样的语调。
基辛格班子里和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二月下旬可能恢复中美会谈都兴高采烈，而当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廖和叔以避难权之后，中国人突然取消了原订于二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晤，就使专家们大失所望。有些专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取消这次会谈的真实原因乃是北京忙于应付国内的政策争论和中苏边境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对于恢复会谈，基辛格并没有同他的僚属一样感到兴奋；对于取消二月会晤，他也没有同他们一样感到失望。基辛格赞成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而进行努力，但他对于能否迅速打开局面抱着怀疑态度。（一）
【共同社东京十一月三十日电】题：一致同意继续协商
由椎名副总裁和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就遴选自民党继任总裁问题举行的五人会谈，三十日继续在党本部举行，历时约三小时，就遴选下届总理、总裁和党的工作方法等进行了协商。结果，对遴选下届总裁问题，一致同意继续进行协商。
在今天会谈后，中曾根康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协商的方法和怎样结束，意见未必是一致的。」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一月二十九日述评：
自民党争夺后任总裁的斗争，是从方法论开始的：以三本、福田阵营为中心的一派主张「通过协商解决」；以大平阵营为中心的一派主张「选举产生」。
这场争论一开始时，大平派和田中派等在田中首相表示辞职以前，就提出了进行「选举」的主张，因而当时形势似乎对大平派有利。但是，三福阵营的反扑是激烈的。中间派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旨在决定临时总裁的「协商」路线，从结果来看，它与三福阵营的「协商」路线汇合一起，使三福派和中间派变成清一色，都主张进行「协商」。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一月二十六日刊载该报记者大林主一写的题为《“田中政治”的功与罪》的文章，摘要如下：
田中首相以“改变潮流”“决断与实行”为旗帜，于七二年七月七日作为庶民宰相堂堂出场以来，一直到因“财源”问题遭到集中火力的追究从而自溃为出，仅仅两年又五个月。田中内阁是自保守政党联合以来继石桥内阁之后的又一个“短命内阁”。
尽管首相下台的直接原因是财源问题，但首相心腹们也承认，其背景在于同国际因素牵联着的物价对策等内政上的失败。
对打破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岸—池田—佐藤官僚出身内阁而出场的田中党人内阁，国民是鼓掌欢迎的，并期望实行站在庶民方面的政治。于就职同时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是倡导同时解决内政上的悬案——过稀过密的弊病的壮丽的系统的设想。但是，两年五个月以后的今天，消费者物价指数（首都东京地区、十月份）比上一年同月高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创四九年五月以来这四分之一世纪中飞涨的最高纪录。地价虽然好不容易呈现出微落趋势，但是想在城市地区拥有私人住宅的幻梦越来越远了。石油危机动摇了日本经济的根基。
同内政上的失败相比较，在外交方面的失利基本上是少的。外交上的最大的功绩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可以说在内政方面未能发挥的“决断与实行”在外交方面却实现了。首相就职第二个月完成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给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质的变化。保守政权的基本路线的日美关系，虽然遭到了在野党的批评，但却重新加固了，以此为枢纽，除了中国之外，又历访了苏联、欧洲共同体（英国、西德、法国）各国、巩固了多极外交的基础。
今年以来，又前后分三次访问了东南亚五国、美洲大陆四国、大洋洲和缅甸三国，积极地推行了首脑外交。在石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对中东外交的缺陷，也由于派出三木副总理（当时）和中曾根通产相等特使提出新的中东政策而有了某些改善。
可以说，首相的经济家的一面，产生了不采取反共意识等固定观念的灵活的想法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美联社墨西哥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墨西哥政府今天宣布，它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老死了”。
外长拉瓦萨说，智利反对取消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制裁是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