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十日电】题：日美友好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三木首相给美国总统的信
三木就任首相后，十日给美国总统福特去信说：“日美友好合作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础。”这封信，今天下午由外务次官东乡交给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史密斯。信的要点如下：
一、日美友好合作关系仍然是日美外交的基础。以总统阁下访日为契机，日美两国的伙伴关系迎来了新时代。我坚信能够同总统阁下紧密合作，从世界的观点出发发展日美关系。
二、我回想起一月份同总统阁下见面时的情景，同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见面。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十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吉村发回的一则消息，题为《美国对新外相感到放心，高度评价其国际经验》，摘要如下：
美国政府人士九日早晨就宫泽担任三木新内阁外相一事，表示了极为欢迎的意向。对于在自民党党内可以说是自由派的新首相，美国虽然不无担心，但是对于作为他的国际渠道角色、广为世界所熟悉的“技术官僚”宫泽的就任，华盛顿却深感放心。
美国政府对宫泽新外相表示好感的第一个理由是，他在历代外相之中，具有英语特别好这个现实的条件，再加上具有广泛的国际经验，从而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现在的国际形势，以石油等经济、资源问题为中心的大动荡的时期，美国对于宫泽这位国际经济领域内的专家，抱有巨大期望。
过去，基辛格一直对日本政治家当中的大平极为接近。因此有人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没有产生“大平内阁”可能多少感到失望，但是，由于在美国有很多熟人的宫泽外相的出任，可能对这种“失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二月八日电】三木武夫说，他感到自己“有点象是一只迎着风浪出航的小船”。
三木对《新闻周刊》国际版记者说他意识到“我的责任之重大”，还谈到他想“以克制的态度行事”。最新一期《新闻周刊》上刊登了他的谈话。
他说：“我希望日本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作为一个岛国，我们容易只从日本的角度来考虑。我要强调我们有必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重新确定我们的方针。”
这位六十七岁的自民党总裁说：“我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但是，我并不把安全仅仅理解为同军事问题有关。”
他还对《新闻周刊》国际版记者说，“……由于贫困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准备向我们亚洲邻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作为我们为它们的安全作出的贡献。”
三木在表示支持同美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时说，他打算使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在日本国会里能行得通。
三木还说，他对福特总统宣布要访问中国一事表示欢迎，“因为美中建立较密切的关系也将有利于我国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他说：“我们正在走向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项条约将在不太远的将来签订。”
新首相说：“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所以不进行国际合作就无法成功地加以解决。”
他还说：“在货币、贸易、粮食和能源等问题上也是这样。为了这样做，我们在促进我国的出口时将避免引起国际秩序的混乱。我们不希望世界其他国家以一种猜疑的眼光看我们。”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十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对福田副首相表示好感》，摘要如下：
苏联的权威人士指出，以三木为首的新内阁是在“暴风雨中出航的船只”，从而既表示担心，又寄予期望。
苏联最感到意外的是，大平再次担任了藏相。它关心的是此事在三木体制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而且与缔结日中和平条约的谈判又有怎样的联系。
然而，苏联在推行对日本的谈判方面，对于盼望已久的福田担任了副首相，并且身居政治的中枢这一点，以及对于宫泽担任了外相这一点，表示好感。苏联希望日本在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时，能改变过份地偏于日中关系的做法。苏联想尽快地打通与新政权之间的渠道，并且准备重新确认（明年）一月份日本外相访苏，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对日本的工作，要日本在领土等问题上采取“现实的态度”。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十日发表一则述评，题目是《暴露了党内领导力量的软弱》，摘要如下：
三木新政权从九日成立起，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三木曾表示希望排除“派系人事”，但组阁的构想，由于遭到各派的反扑，反复了两三次，暴露出党内领导力量的软弱无能。
在外交政策上，新外相将蹈袭前内阁的基本路线，但是由于亲台集团的中心人物滩尾担任了总务会长，因此，当前党内怎样调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批准问题，是值得注目的。
自民党三位负责人，由于福田色彩较浓，田中、大平两派变成非主流派，在党内的管理上留下了一个疙瘩。
在处理外交案件上，需要抓紧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批准，作为三木首相来说，也将被迫尽快下决断。但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座长滩尾担任了总务会长，他曾批评田中—大平路线缔结日中航空协定而断绝了日台航线，因此，今后在日中关系上，将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微妙的影响。
十二月四日，这一天有些寒意，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把星期六上午到场的一批新闻记者召集到二楼他的办公室来。神情不快的西斯科带着从基辛格那里得到的白宫指示大踏步走了进来。他指责说：“印度对随后扩大了的敌对行动负有主要责任。”西斯科是擅长对记者谈话的人，他执行了指示，使美国明确地站在巴基斯坦方面，但他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过了三天，面对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报纸社论和国会的猛烈批评，基辛格不得不出来为总统的方针辩护了。他召集白宫记者团举行了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就是说，他的话是不能引用的。后来证明这个规定不起作用。当时群情激昂，巴里·戈德华特搞到了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把它发表在《国会记录》上，这使基辛格十分恼火。基辛格看来很被动。有几次他显然掩盖了事实真相以适应政策的需要。他声称，美国对中国问题的新方针，同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叶海亚的态度毫无关系；美国不是反印的；美国在整个春夏两季都不断做工作努力防止这场战争；而最重要的是，美国“赞成东孟加拉政治上自治……作为一种政治演进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基辛格下面一句话清楚地流露了他的真正态度：“我们认为，东孟加拉事件作为一个悲剧开始，而现在却正在成为要肢解一个主权国家同时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企图。”他同意国务院对印度侵略的指责。他还警告俄国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莫斯科和华盛顿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受到“危害”。
十二月九日，中央情报局提出一项报告，使基辛格大为不安。它声称，印度内阁正在讨论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来取直西巴的边界”和消灭巴基斯坦军队。这项情报证实了基辛格关于印度已决定肢解西巴的怀疑，因此他向总统报告，他感到灾难迫在眼前了。尼克松决定采取除美国直接军事干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拯救西巴。东巴无论如何是无可挽回了，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基辛格两次把杰哈大使召到白宫来，出示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要求印度重新考虑。杰哈拒绝表态。尽管西斯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是杞人之忧，基辛格还是越来越不安。白宫搞了一次针对印度和俄国的旧式炮舰外交，下令一支由八艘舰只组成的海军特混舰队，由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率领，载着二千名海军陆战队，离开越南海域驶往孟加拉湾。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尼克松和基辛格飞往亚速尔群岛去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晤；这是就货币危机以及总统即将往访北京和莫斯科等事情同盟国领导人进行一系列短促晤谈的第一次。在漫长的飞行途中，两人决定，现在是压俄国人去约束印度人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因打开了对华关系而真的获得了一张对付克里姆林宫的新王牌，那么现在当然该是试看灵不灵的时刻了。他们拟了周密的指示发给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要他对俄国人说清楚，如果他们准许印度人肢解西巴基斯坦，他们就将危害总统访问莫斯科的计划。这个警告言外之意是总统的北京之行将不受影响。比姆十二月十三日接到指示，当即将此意照转苏联外交部无误。
十二月十三日过去了。没有从莫斯科或新德里得到什么反响。战争在继续着。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空军一号”座机飞返华盛顿，这时仍然没有听到莫斯科有何动静。新德里已经传话过来说，印度并无肢解巴基斯坦的计划。基辛格仍然不信。他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是掩护印度进攻的一个烟幕。
在“空军一号”的后仓里有三名记者，他们是总统的随行记者团的“集体代表”。飞机起飞后不久，基辛格离开总统身边，信步来到后仓跟记者聊天。他们谈到了印巴战争对于总统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可能发生的影响。基辛格走后，这三位记者用打字机打出了一篇“集体报道”：如果俄国人不在今后几天内约束印度，总统就可能对他的最高级会议计划采取“新的看法”。
十二月十六日，历时两星期的战争停了下来，巴基斯坦被分裂为两个单独的国家。基辛格自称，他在防止莫斯科和新德里肢解西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份功劳。但是包括西斯科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强烈地怀疑印度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基辛格一口咬定说，从飞机上发出的那项警告迫使俄国人压印度，而停火正是这种压力的结果。基辛格既然自称他“拯救”了西巴基斯坦，他也就可以声称他挽救了一个美国的盟邦兼中国的友邦，说他那张新“王牌”已经显了神通，促进了美国在次大陆的利益，说均势（不管多么不稳）总算是维持住了，又给莫斯科上了关于要对全球负责任的一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