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电视讲话
在总统到达洛杉矶市全国广播公司播音空前几个小时，特工人员已经控制了现场。总统事先要求安排在联播节目时间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简短公告。尼克松于下午七点前不久到达广播电视台，记者们从未见过他那样高兴和乐呵呵的样子。当时针还差几秒就要到七点的时候，总统问道：““伙计们，准备好了吗？”
“晚安！”总统开始讲话了。
总统一念完他的将要访问中国的、令人大吃一惊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电台评论员们，听取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都怔住了，荧光屏上显现着一位节目编辑目瞪口呆，直楞楞地面对着全国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都出乎意料。全世界也是如此。
在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前一小时左右，罗杰斯国务卿忙得不亦乐乎，打电话通报将受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的大使。他总算是通报了二十几位大使——其中有国民党中国的沈剑虹、俄国的多勃雷宁和日本的牛场。不出所料，沈剑虹当即谴责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采的交易”，并称：“我们觉得，不应该未经磋商和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多勃雷宁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过后不久莫斯科就大发雷霆地指责中美勾结。牛场也没有发表评论，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佐藤政府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和社论作者赞扬尼克松这个迅雷行动，但这也引起了一阵强烈不安的浪潮。欧洲人开始担心遭到其他的尼克松““突袭”，亚洲人也担心尼克松“冲击”接踵而来。尼克松外交带上了“难以逆料”的特点。四月里，“全世界听到了中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出去”；到了七月，美国“乓”的一声把球打了回来。
对尼克松来说，宣布访华是一大快事。就连他在政治上想多方模仿的戴高乐，也未必能有比这更惊人之举里。他这一下子胜了爱德华·肯尼迪、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诸人一筹，成了世界新闻中心人物，夺得了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
对基辛格来说，虽然在后来几星期和几个月里花了不少时间去平息盟友和对手的怨尤，但总统的公告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早在访华之前他已有一点名气，如今更一跃而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大明星了。七月十七日，《纽约时报》给基辛格起了个“深奥莫测的西方人”的雅号，说他明里““装得好象是成天价出席鸡尾酒会的贵客”，暗地里却在““开展总统外交”。“这要求具有非凡的才智、惊人的腿功，要会装蒜，有时似乎还得会耍魔术里。”
基辛格从中国荣归后，就着手为总统出访做准备工作。他的一项任务是向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专栏作家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在舆论中对一个陈年的争论问题培植新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提高了他自己在白宫决策中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他逢人便说，中国接待我们“极其周到，优礼有加”；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会谈“非常实事求是，抓住要领，双方都不说空话”。很明显，中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威胁”，周恩来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遥远而不可捉摸的人物了。
基辛格还花了不少时间提醒总统有哪些东西可能妨碍他顺利访华。他敦促尼克松制止一切可能被中国看成是敌意的行动。无人驾驶侦察机暂时停飞了。尼克松不用人提醒也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六○年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就是由于一架Ｕ—２型间谍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而告吹的。基辛格还敦促总统制止蒋介石对大陆采取任何骚扰行动。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觉得他被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出卖了，他不再听尼克松的话了。
美国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显然是北京和华盛顿所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基辛格向周恩来作的让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了一大步，但是还差美国正式承担义务这一步。基辛格归来后，美国采取了符合这个让步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开始缩减美国在台湾的九千人的驻军。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在那里驻军就不再有任何正当理由了。而且，这种缩减是符合尼克松主义的。
第二步有关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政策。二十二年来，主要由于美国的缘故，台湾在联合国里被当作中国。一旦基辛格实际上同意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个虚构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一转变要求有一个新政策。罗杰斯国务卿站到前台来宣布这项新政策了。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甚至支持它对安全理事会席位的要求，但美国将反对任何要剥夺台湾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或它在联大席位的努力。
基辛格在北京时已经预先向周恩来谈了美国这个新政策的大概。当然还有好多事情没有讲，但已心照不宣，美国将尽力为台湾在联合国保持一个席位，北京将对美国的这种努力作斗争，并可能取胜，届时双方将接受联合国的裁决。尼克松访华牵的几个外交问题
除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双边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外交问题，牵涉到别国。对于这些问题，基辛格必须小心从事，以免危及即将来临的总统中国之行。
（１）对日本的影响“旭日之国”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个问题，但原因不同。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曾对日本国内兴起的一股“军国主义浪潮”表示关切。他要求美国协助遏制这股浪潮。尼克松自己也有对日本人不信任的原由。一九六九年他曾同佐藤荣作首相达成一项重要谅解：美国答应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为军事基地的冲绳归还日本，完全恢复日本的管辖和主权；作为交换条件，佐藤答应限制日本纺织品输出美国。后来尼克松履行了他的诺言，可是佐藤却赖掉了。从此总统一心想报复。他开始挖苦日本人，有一次在一批美国实业家面前故意模仿日本人发出咝咝声音和弯腰鞠躬的丑态。
基辛格没有做这种模仿表演，但也在私下骂日本人，有时叫他们“矮小的索尼公司推销员”，有时骂他们是把赈簿跟外交文件混在一起的“抠门儿铁算盘”。
基辛格第一次密访北京时，罗杰斯曾正确指出对日本的影响问题，但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毫不在意。事实上，总统似乎巴不得冲击东京一下才痛快哩。
过了一个月，八月十五日，尼克松为加强美国贸易地位突然使美元实际上贬了值。他明明知道这个决定将对日元和整个日本经济发生灾难性的影响，但他又一次不经事先打招呼或磋商就干了。
这两次冲击——中国问题和美元贬值接踵而来，加速了佐藤的下台。日美关系被冲离战后以来一直很融洽的轨道——事态的这一转折决不是北京所不欢迎的。（九）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月一日载文报道：
石油变成毛衣、毛毡，大家也许都听说过了，但废纸会变成羊肉，却是一项新鲜的研究呢！
澳大利亚最近就此进行实验，发现羊是能够吃废纸作粮的，而且与其正常口粮的百分比，最少是百分之六十。这除了可以最终从废纸中生产羊肉外，还司以在干旱时期提供基本粮食的贮备，无须因维持粮草新鲜而耗费数百万美元
羊能够吃废纸而活，是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的科姆博士和安妮·布历斯夫人发现的。
他们进行这项研究，是因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汉科克教授的一项建议而触发。汉科克教授认为，处理废纸的方法之一，是处理废纸中的纤维素，使之易手被细菌分解。
科姆博士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的植物工业部工作，他受到这项见解的启发，同美国和英国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认为羊是可以成为活的废纸处理机器。于是就着手进行研究和实验。
科姆说：“羊消化的草，绝大部分都由纤维素构成。通常羊不能消化木材，因为木材的纤维素被一种称为木质的东西包着。但造纸商已把大部分木质除去，利用富有弹性的纤维素来制成纸张。因而这工序把不能消化的物质改变成一种有潜力提供高能量食物的物质。”
但纸张在变成废纸之前，曾被漂白、染色、印刷和写字。因此，研究人员要先试验各类纸张的样本，看看是否含有任何危险的杂质，然后才能展开研究。
在证实没有问题后，科姆博士便立即投入试验。他用一种含百分之六十政府纸张（已曾印刷）调制的食物，喂饲一批混种阉羊九个星期。这些纸张经过普通的饲料切割机制成小球状，并加上百分之三十的亚麻子，百分之九的糖蜜和百分之一的矿物质。
这些羊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获供给干草和经切割的紫花苜蓿，以及基本用纸来调制的食物。在第四个星期，这些羊每天获配给的饲料，是三百克糠谷和干草，八百克纸球，即让羊吃进百分之四十三的纸。至第五个星期，科姆供应尽可能多的纸球，但仍保持每天有三百克干草供应。这时，羊吃进百分之四十九的纸张。
在试验的最初七个星期内，羊都有增加体重。科姆在第六个星期把糖蜜从口粮中移走，并没有影响羊的体重增加率。至第七个星期，干草的供应减至每天五十克，结果，也没有减少羊继续增加体重。
但在试验的最后两个星期，科姆每天只供应纸球，不供应干草，羊群便停止增加体重了。
科姆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他试行用一种供应氮的化合物尿素来加进纸球，代替前次用的亚麻子，目的是减轻调制纸球的成本。他并增加纸张的品种来试验：第一种用政府纸张来制纸球，第二种用旧报纸，第三种是把上述两种纸混合。这次用来进行试验的是十八头七个月大的母羊，被分成四组。
第一组是用来作为标准的。它们每天获大量供应用紫花苜蓿调制的小球和一百克糠谷和干草。吃纸张的羊则在第一个星期仍可吃得紫花苜蓿，其后直至第七个星期，除了定量配给的糠谷外，便单一吃用尿素、糖蜜和矿物质调制的纸球。
另一方面，用报纸调制的食物试验却宣告失败，因为羊拒绝吃。而用政府纸张与报纸混合调制的食物喂羊，则使羊减轻体重。但食用含百分之八十政府纸张的小球的羊，体重则有增加，虽然增加率只及标准的那批羊的一半。
科姆对于报纸被证实为不能消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事前的试验，已表明在制作白报纸时，把木材进行机器研磨的工序较粗糙，成品中留有大量的木质。但制造高级纸的化学处理纸浆工序，则把大部分的木质除去，故可使羊能从中吸取更高的营养。
如果旧报纸经过多项还原程序，包括化学处理纸浆和除去木质等，仍可最终成为动物的饲料。
科姆博士认为，单就废纸一项是不够潜力来生产肉类的，但却可能成为提供能量的重要来源，只是要加进少量的蛋白质和诸如干草等粗料，就能使动物好好地发育膘肥。
目前，澳大利亚对此的试验仍作更多和更深入的研究。科学家们渴望最终成功地使羊变成一具会走动的把废纸变成羊肉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