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时代》杂志九月二十八日刊登雷莫·乌比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别人的日子比我们好过吗？苏联：带着洗衣机长途跋涉》，摘要如下：
苏联每年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一千万吨煤，为了清扫车轨上的这些从车皮上掉下来的宝贵燃料需要花费五千万卢布。一九七二年底，在苏联的商店里服装（衣服和鞋）没有卖出去或者卖不出去，因为这些服装的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货物约值三万五千亿里拉（意大利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一）。幼儿园的缺乏使得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大坝——萨扬斯科耶—舒申斯科耶大坝——的建设工程陷入危机：在这一巨大工程中劳动的百分之五十的男女工人由于上班时孩子无处安置而缺工。
这三条新闻并不是资产阶级宣传的反共空想的结果，象具有同样意义的其他成千上万件新闻一样，这三条新闻分别登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苏联国内贸易的一本科学杂志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完全知道他们的国家的这种相当严重的机能混乱，并且不失时机地在报刊上揭露了它以便要求人们尽快地解决它。但是，在报刊上揭露并进行了宣传之后，情况依然如故，仍然需要在报刊上重新揭露和宣传。这同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在《真理报》揭露煤的丢失情况时它也清楚地知道，为了防止在运输途中丢失燃料，它要求生产的苫布根本不会生产出来，因为人们宁愿让煤丢掉（苏联不缺煤）而不愿在苫布厂大量投资。卖不出去的衣服和鞋以及缺乏幼儿园也是这种情况。除去某些情况以外，这个问题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它涉及到领导阶级所选定的经济政策。
让我们举些例子说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正式指责了三位部长，指责他们的生产部门进展情况不佳（可是，并没有象所表示的那样撤他们的职）。这三位部长是重工业部长、机器制造部长和工业建筑部长，对他们的指责是，生产少而差，消耗太多。从实际方面来看而不是只从中央委员会所强调的形式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技术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在苏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生产指数仍是按“数量”（吨数）而不是按“质量”计算的，一些生产部门的倾向是，只关心达到按“吨位”计算的计划指标而不大关心它们的产品的质量。结果是，很荒唐，一座生产铁管的工厂不是生产出总重量是多少公斤的一定直径的一百根铁管，而是生产出总重量不变而直径为原规定一百倍的唯一一根铁管。指责那几位部长生产的少而差（铁管少而重量大）、消耗太多（因为铁管“超重”而成品比规定的重量要重）就是这种情况。
苏联的普通人在消费增加的同时，也懂得了消费主义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它使消费者们能够更方便地拒绝他们不喜欢的那些产品，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得不付出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大提高了的价格。一九七一年，苏联全国由于质量低劣而被人们拒绝的产品价值约六亿卢布；一九七一年轻工业部收到抗议的有，七百六十万双鞋，一百五十万双袜子，一百七十万顶羊毛帽子，十七万五千件衣服。另一方面，在六十年代，工资几乎增加了一倍（十分之九），在这期间消费增加不到一半，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指数。
鞋子是低劣的，因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苏联鞋袜厂的设备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洗衣机破烂不全，因为在三十八家工厂中只有十一家是专门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电冰箱的生产也是如此（三十三家工厂中只有九家）。谁要想买一件日用电器或一辆汽车，他知道他在这些东西损坏（这是经常的事）时肯定会遇到修理问题。作为一个典型，苏联报刊讲述了一个拥有洗衣机的人的奇遇论，他从出售给他洗衣机的商店转到本地的一个再也无法再找到的修理店之后，不得不带着放在他身边好象一个买过正式车票的普通旅伴一样的洗衣机乘火车跋涉了几千公里，以便到生产这种洗衣机的工厂去进行修理。
这种工业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计划上面，而且也首先表现在苏联人的社会行为上：伊凡·伊凡诺维奇喝伏特加越来越多，参与自己国家的生活则越来越少。除去人救极少的党员（在两亿五千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千五百万党员）以外，对苏联的“普通人”来说，最有用的信条就是不管闲事，尽量少干事以免招灾惹祸，有责任就向最高当局推诿。在象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在那里，人的公共活动（甚至私人活动）一贯受警察的监督，这样，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越轨行为就倾向于社会性的示威（如饮酒——烦闷的后果）而不是倾向于公众的示威运动（象罢工——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或者是由于谨慎而不敢进行的造反示威）。这样就出现了个人自我毁灭（酗酒）和社会涣散（缺工、干劲不足、冷漠）的情况。
在此之后，投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上的投资增加了，最近向美国“开放”了，这就表明，苏联政府了解了国家的这些“弊病”，表明它想采取补救办法。
但情况如何呢？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一个建造一座工厂仍需要十个部来干而每个部又只关心完成自己的“计划”的国家里，所有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
【路透社华盛顿十一月二十五日电】福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达成的初步武器协议今天在这里受到广泛的欢迎，虽然国会议员和评论家要求大家在透露秘密细节以前持审慎态度。
白宫本身对周末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的结果兴高采烈，看来这些结果超过了预料，而且对美苏缓和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上午说：“我感到鼓舞，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瞧。”他这番话概括了人们的普遍情绪。
报纸的社论作出跟曼斯菲尔德一样的反应。它们称协议是良好的第一步——这是一九七二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谈妥的初步武器协议的继续——但是它们说，要在了解较多的情况以后才能作出最后判断。
【南通社雅典十一月二十五日电】今天这里显然以高兴的心情看待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他们的首次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这项公报没有避开塞浦路斯问题。
因此，卡拉曼利斯总理对两个大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满意，指出它们采取的象公报中所说的那种态度肯定有助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美联社尼科西亚十一月二十五日电】塞浦路斯政府今天欢迎福特、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及塞岛。塞浦路斯政府发言人说，“如果这两个超级大国决定对捍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和恢复它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积极地作出贡献的话”，那么，提及塞岛“对贯彻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决议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塞浦路斯土族方面没有立即对公报发表意见。
【合众国际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天说，俄国人之所以接受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同福特总统有个良好的开端。
这位美国高级官员是在把国务卿基辛格送往北京的飞机上同记者们说这番话的。他说他觉得俄国人签署这项协议有三个原因。
这位官员说，第一，“他们显然希望为同新政府的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他说俄国人是从福特在一九七六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第二，俄国人觉得，他们有足够的核力量能够达成这项协议，因为核导弹的最高限额仍然使他们有绰绰有余的核打击力量。
第三，俄国担心，如果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一项协议，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齐康的一篇评论，题为《有懈可击的“突破”》，摘要如下：
美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的结果显然超出了所有的估计。特别在美国散布的悲观论调看来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我们应相信基辛格，那么不仅仅“消除了在关于限制导弹武器的长时间谈判中最糟的事情”，而且甚至有了他在这之前曾在莫斯科两次徒劳地寻求的那种“突破”。
看来两个大国在所谋求的限制多弹头导弹方面都在考虑让步的可能性。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一定和在军备战略方面的考虑有关。心理上的好处因为这方面突出的事实是美国总的技术优势。如果美国人比迄今更多地动用自己的力量，他们就肯定能在导弹技术方面得到好处，这些好处也许在军事上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心理上可能是重要的。在世界政治的紧张不断迅速增加这一印象下，他们完全可能设法在长期军备竞赛中打出这种技术优势的牌，以便迫使苏联对手至少在政治上十分小心，如果不是甚至在某些地方撤退的话。于是，通过自我限制的自愿动作阻碍在技术上占优势的世界大国获得继续发展技术的可能性，这显然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但是，为什么看来美国准备同意这一点呢？
这大概是在美国对基辛格提出的指责的核心，他的回答是：争夺技术优势的事没有结束。就是说，如果发生无限制的、无法监督的军备竞赛，那么两大国将被迫使尽全部力量。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动员，这种动员不仅有内政的，而且有外交上的后果。政治范围人们大概应该在这个大的范围内来看基辛格称为“突破”的协议。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相互的作用：关于限制军备的协议——甚至是所考虑的关于减少导弹军备的谈判——都具有防止产生爆炸性的政治形势的目的，它们在另一方面却是不可能的，如果地球上的政治竞争直接朝着爆炸的方向发展的话。
如果基辛格宣布的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取得的进展符合事实，那末人们也必须估计到，美国人将为欧洲安全会议的继续进行开放绿灯。但是更重要的大概还是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阿拉伯冲突要说的话。它们能够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吗？如果不能够，那末它们标明了它们将支持其各自的被保护者的界限，即防止它们自己互相打起来的界限了吗？人们一定会假定这一点。共同催着很快重开日内瓦会议和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只是重申了已有一年之久的立场。但是这一点在拉巴特之后产生的局势中具有一种额外的意义，这一点得不到以色列的欢迎。可能这一点是联合声明中的最薄弱之点：基辛格的安排有着他有懈可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