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北京十一月七日电】（记者：巴格曼）中国是世界上很少几个对通货膨胀没有恐惧的国家之一。职业是绝对有保障的，人们不用担心解雇。
尽管外国旅游者、外交官和记者们的生活费用三四年来几乎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但是八亿中国人二十五年来无须要多掏钱。
事实上，现在有些商品主要是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降低了。药品大约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这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节约用钱”。
一个普通工人仍需积蓄相当于二至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块新表、一辆自行车或比普通表好一些的表。
即便如此，各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每个家庭现在几乎都有一辆自行车。
自一九五二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后的第三年）以来，平均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同其他共产党国家形成对照的是，工业部门的最高工资，例如一家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总工程师的工资只是一个工资最低的工人的五倍。
另一个对照是：工厂革命委员会或党委的政治工作人员的收入远远低于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熟练工人的收入，除非这位工作人员本身刚好是从由一个熟练工人提到党的工作岗位上来的。
一位民航机的机长（他驾驶一架非常先进的波音飞机飞往上海或巴黎）每月只挣八十元左右（相当于一百二十个马克或五十个美元），但是同一架飞机上的乘务员几乎挣同样的工资，或许少三、四十个马克。
很可能这位机长是骑着自行车前往他驾驶那架波音机起飞的机场的。
考虑到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在伙食费和房租上花的钱极少，而且不需要花医药费，所以，虽然他的工资是低的，但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
今天在中国，通常夫妇两人都有工作。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述评，题：强行突破的道路，微妙的椎名和保利的前途
对这次改组，福田、三木反主流派当然是反对的，但在田中派以外的主流派和中间派中也有很多人表示怀疑。对于这次改组的目的有两种看法：（一）是中央突破战术，通过人事改组巩固体制，能走到哪里就尽量走到哪里；（二）以下台为前提的下台战术的一部分。田中派干部认为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但椎名副总裁等则认为这次改组是给首相开路的。
田中首相作了中央突破的布局，使铃木留任总务会长。曾一度倾向于入阁的保利茂同田中首相会谈后拒绝合作，这恐怕也是因为对改组内阁的这种性质感到失望的缘故。椎名副总裁在最后阶段也没有进组阁本部。副总裁抵制组阁本部，这是不寻常的。就是说造成了椎名—保利阵线受到三派主流路线的压制的形式，这对今后的政局似将产生微妙的影响。
【共同社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题：愈演愈烈的政治形势，难于做到党内融洽和团结
首相在此次人事安排中，以其亲信来占据内阁和党的要职，同时与大平、中曾根两派一道，靠三个主流派来巩固体制。从而表明了他对政局采取中间突破方式的干劲。
然而，尽管首相采取这种姿态，政治形势仍将愈演愈烈。强行安排人事，非但三木、福田这些党内反主流派，就是在包括中间派在内的亲田中体制里也深深地留下了感情上的不融洽，今后党内的融洽和团结已经变得困难了。
在从这次会见记者到改组内阁和更迭党的领导人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与首相执政的意愿相反，进一步扩大了同国内各方面的裂痕。
有鉴于这种情况，田中政权的前途是严峻的，已经孕育着被迫陷于进退维谷的死胡同的危险性。今后的政局似将在紧迫的形势中演变。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二日电】题：大平藏相的资产也有疑问吗？野野山（社会党）提出追究
大平藏相的资产也有疑问。——在十二日举行的参议院大藏委员会会议上，社会党议员野野山一三提出原先在大平藏相名下的东京都内的高级住宅地问题，进行了质询。
据野野山说，到今年五月末为止一直在大平正芳名下的东京都内练马区价值约五千万日元的住宅地，在七月大平就任藏相以后，名义就变成秘书的了。当时，一家在香川县设有总公司的银行给了大平藏相一亿三千万日元贷款。
他质问说：“大笔款子动用，有什么担保？变更名义是买卖，还是转让？希望提出资料。”
藏相的表情突然僵硬起来。他作出保证说：“把名义改成为秘书的，这是事实。这个情况，将让秘书进行调查，提出资料。”
野野山还追究由于田中首相的财源问题而成为焦点的、公职人员保守秘密义务和国会进行国政调查权利的关系，质询说：“借口保守秘密而不公开资料，将越来越失去国民的信任。”大平藏相避免作出明快的答辩。他说：“哪个要优先，不能一概而论。应该逐件进行判断，迄今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法新社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田中首相今天重新组阁，以便在美国总统福特来访前一星期加强他的权威。
田中希望通过一次有头脑的重新分配大臣职务，把自民党政府内的一些重要职位不是分配给了友好的派别，就是分配给他自己的支持者，来挫败或至少是阻止自民党内阴谋搞垮他的敌人。特别是对于他的主要敌手——前大藏相福田赳夫和前副首相三木武夫是如此。
田中在加强了他的政府，确保了他在党内有坚实的基础之后，现在处于一种较好的地位等待敌人的进攻。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十六日报道：
九月十一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一篇评论“户县农民画展”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画家歌颂新生活方式》。作者为格安·布律特。
文章对于在“户县农民画展”中展出的农民绘画作品，就其题材和风格加以扼要的介绍，并且认为：“这一种来自生活的艺术作品，给予中国的专业画家以很大启发”。
文章在一开始时写道：“中国正在掀起一个鼓励人民在空闲的时候进行艺术创作的运动。其中一项成果表现在人们乐于称道的陕西户县农民画展。这些农民绘画首先于去年在北京展出，接着运到其他大城市展览。其中许多图画已印成专册，也有作为新印邮票的图案的。”
“这些图画并不出于从外面（看农村景象的）画家的手笔，而是由参加农村中各项工作的农民自己画出来的。”文章强调这一点，同时举出图画的题材包括打井、修建灌溉渠道、开垦荒地和进行新法种田的科学实验，说这些题材都显示出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农民们正以极大的热忱把新变化表现在画面上。
关于上述农民画的风格，文章列举许多特点。首先指出它们跳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派画家的旧框框，说：农民画家们“十分重视在作品中表现出集体精神。画中的机器、高压电线以及其他电气制品，如同画庄稼和家畜一样，都是用工笔细致地画出的，因为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都居于同等地位，是不能任由个人感情随便加以处理的”。又说：“户县的农民画家实际上已经找出恰当而正确的方法，来表现他们想加以表达的新生活。”
文章说，许多农民在作画时取景的角度，同绘制地图或图解一样。例如在描写人们在高原上打井的一幅画，作者用纵切的办法利用井底电灯发出的光，把整个井筒的状貌展现在画面上。作者们处处表现出他们是喜欢集体的东西的，而不愿孤立地描写一件东西以突出其重要地位。他们描绘蔬菜时写的是田里的一行行菜畦，写棉花时是一排排采摘出来的原棉，写育蚕时是蠕动着的一簇簇蚕。所有这些，显出画家们在利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手法，来描绘农村集体劳动所取得的成果。
文章认为农民画家们善于运用提炼和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中国农村的生活。这加上工笔的细致画法，使他们的作品比摄影能够表现得更好。例如张林的表现人民公社文化活动的一幅画，把公社的墙报、一个讨论会的场景、图书馆内景都画了进去，在另外一角，画上一个农民在绘制壁画，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听一个女社员唱歌，在群众中还夹杂一些携带乐器的音乐演奏者。
文章说，在中国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农民画家，是同农产品的增长具有密切关系的。从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画家，会对中国专业画家发生很大影响。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题：在野党就人事更迭发表批评谈话
社会党（石桥书记长谈话）
这次改组是田中政权的最后挣扎。对金权问题没作出任何回答，就是在执政党内部也有人持批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改组，掩盖不住其末期的症状。
田中内阁的命运已到了尽头。我党坚决要求内阁下台，由所有在野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同时将进一步扩大要求解散国会进行大选的斗争。
共产党（村上国会对策委员长谈话）
在因“黑雾”问题而失去担任总理资格并受到国民严厉谴责的状况下进行改组，这是首相对国民进行的重大挑战。只有首相全面公开有关黑雾的各种事实并引咎辞职，才能实现人心一新。我党将高举打倒反动内阁的旗帜，竭尽全力奋斗。
公明党（矢野书记长谈话）
第二次改组内阁是以人心一新为名而转移国民视线以延缓田中内阁的寿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取巧式的改组，而是首相辞职。对紧急课题一个也不解决，而拼命搞派系斗争，不能不断定这种态度已经丧失了执政的资格。
民社党（池田国会对策委员长谈话）
田中首相的姿态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能干多少就干多少的恼羞成怒的态度。因此，这次改组只是为了搪塞目前的问题。现在对首相来说，消除国民中的怀疑才是先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