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伦敦十一月五日电】目前席卷英国各地的骚动浪潮是英国和威尔逊政府今冬面临的困难的预告。
这些纠纷有两个不同的根源
——一方面是要求保卫受到威胁的专业利益，另一方面是采取行动来支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这里以东锡尔弗城一家蔗糖加工厂的工人昨天停止了交货，抗议共同市场的一项协议，根据这顶协议，英国将从它的欧洲伙伴国进口大量甜菜糖。他们的行动将严重加剧近几周来家庭主妇遇到的缺糖现象。
在威尔士，有六人在霍利赫德港发生的同警察的冲突中受伤，那里的威尔士农民设法阻止从爱尔兰来的六百头活牲口上岸。
英格兰东北部全国保健医院的大约一百名顾问医生开展了照章办事，抗议工党政府所宣布的打算逐步取消私人付费的病床。
北爱尔兰的卡车司机的罢工已进入第三周，严重影响了食品的供应，从而使铁路今天不得不取消从苏格兰来的运输业务。
在苏格兰，公共汽车和地铁的运输仍陷入瘫痪，这是因为主要工业中心格拉斯奇的三千名雇员自十月二十一日起举行了罢工。苏格兰的教师也在举行罢教。
在英国首都，朝南开的铁路线过去二十四小时陷入一片混乱，因为信号手举行了罢工，他们对拟议中的工资合同表示不满。今天晚些时候，业务才恢复到差不多正常。在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的两家工厂里，有五百人举行了罢工。
【本刊讯】美《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一月八日刊登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取消游行发现了苏联领导人生病的迹象》，摘要如下：
昨天，突然取消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七周年而组织的群众通过红场的传统游行，这马上引起这里对年迈的苏联政治领导人的健康情况的猜测。
官方说，取消的原因是天气不好——雨雪交加，气温在零度左右，但是在红场观察的人们和电视观众注意到，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些年纪较大的领导人检阅军事游行——接着准备举行群众游行——时看来健康情况不佳。波德戈尔内看来身体不好波德戈尔内主席七十一岁，据说他准备退休，看上去他身体特别不好。电视拍摄的站在列宁墓上的领导集团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用一只手臂抱着波德戈尔内的肩。
两天前的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会上，勃列日涅夫用手扶着这位苏联国家元首走到他的座位前，并且替他把椅子拉出来。波德戈尔内看来走得很慢，步履艰难。
昨天，七十岁的柯西金脸色苍白，行动不大稳，显得无精打采，据说他在担任了三十五年部长后也准备退休。
同前几年形成对照的是，电视只有很少几次把镜头对准站在列宁墓上检阅游行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使西方观察家猜测，电视导演已奉命不要拍摄看来身体不好的任何领导人的镜头。库拉科夫未出席这里的猜测集中于下述可能性：一位高级领导人——如果缺席肯定会引起人们注意，并且很可能从政治上加以解释
——身体不适，群众游行就被取消，这样他就可以离开；或者说，特权阶层中的几个，也许是比较低级的成员感到，由于身体不好，他们不能在雨中再呆一个小时了。
领导集团中一位主要成员，掌管农业的党的书记库拉科夫没有出席任何节日活动，很可能生病了。
苏联全国和东欧都实况转播了这次游行，决定取消群众游行不仅使游行者，也使电视导演惊讶，因此必须迅速以新的节目来代替，而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对着克里姆林宫的塔楼有五分钟之久。
【本刊讯】西德《星期日图片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俄国人为一架“鬼怪式”飞机提供一百万》，全文如下：
昨天清晨，莫斯科的一名空军间谍穿着睡衣，睡意朦胧地亲自为追踪他的人打开了大门：这个三十七岁的商人卢茨·布雷特施奈德在柏林他母亲的家里被捕了！
布雷特施奈德曾准备骗取装有秘密的、东方集团尚不知道的电子仪器的联邦空军最新式飞机。
俄国人为这架“鬼怪式”、即我们最现代化的侦察机提供了一百万马克。要让这架飞机从勒克（石勒苏盖格—荷尔斯泰因州）联邦国防军机场飞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苏联军用机场。俄国人为了避免外交上的纠纷，要在捷克森林上空导演一场虚假的坠毁。
这个特务在勒克企图诱骗的那个飞行员，假装答应这一叛国的赌博，但他立即报告了军事监督站。
布雷特施奈德将同另一个德国同谋者一起在年底以“搜集军事武器”罪名被送交法院审判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八月十三日刊登弗·德·阿兹别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今天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如何生活——一个俄国青年的叙述》，摘要如下：
我在伊尔库茨克住了两年，因此我能够看到西伯利亚生活中的各种消极面。
在离伊尔库茨克四十公里的安加尔斯克城，那里的空气不断地被化工厂的有毒气体所污染。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公开提出抗议，只是向亲戚或朋友们抱怨。大多数居民认为，如果空气被有毒气体毒化的话，那就是说没有别的办法。在苏联，一般来说只有少数人抗议，大多数人宁愿不做声，在西伯利亚尤其如此。
我在报考大专院校以后到了安加尔斯克以便准备入学考试。这是一座在五十年代由犯人建造起来的城市，这里有化学和原子企业。现在对游览者则说，安加尔斯克是共青团员们建造起来的，他们的强烈激情促使他们来到这里（另外，在诺里尔斯克和其他犯人建造的城市也使用这种说法）。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劳改营的密度是苏联最高的，安加尔斯克也是被劳改营包围着。
在伊尔库茨克到安加尔斯克的路边正在建造一座灯泡厂。墙壁上写着赞扬党和政府政策的口号。其中有一句是古怪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墙下边，这片土地被两道网围起来，角上还有几个岗楼。犯人们作泥瓦工，或在化工厂干活。我有机会同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谈过话。他对我说，在劳改营里，六个月就会把身体搞垮，然而，同“化学”工厂比较起来，劳改营可以说是天堂。安加尔斯克大约有三十万居民，这里有许多工厂，大部分是保密的，很多居民不能忍受有毒气体，想迁到别处去。这里出生和生长的小孩经常是畸形的。居民在外迁。
食品缺乏我在安加尔斯克呆了一个月，一九七二年八月去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了解到，伊尔库茨克医学院是为布里亚特共和国培养“民族干部”的，这个共和国的居民如果能成为大学生，就能享受很大的特权。
有许多学生不得不去干活，因为助学金很少，不够用。伙食不好，而且不规则，有时是因为烹调技术差，有时是因为商店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在西伯利亚，连基本的食品都没有。在伊尔库茨克已经有好几年缺乏肉、香肠和蛋了，乳酪也是很少的。
人们总是抢着去搞点肉，有些人在看门人的帮助下能搞到一半骨架，这些骨头本来是屠宰场送给安加尔斯克的养狗场的。家禽也缺，虽然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家禽饲养场，但没有屠宰场，所以鸡要运到离安加尔斯克四千公里的一个屠宰场去杀。后来终于建立了一个屠宰场，但是没有下水道，所以，在饲养场附近，腐烂的脏物使空气简直难于呼吸。现在，下水道已建成，但仍然总是没有鸡肉吃。然而，人们对任何事都能忍受，甚至是伏特加酒价上涨时，人们也只是在酒亭边短时间地嘟嚷几句。厚着脸皮向他们作出的解释是，这种措施是为了“同酗酒作斗争”。但结果是喝的酒一年比一年多。除了饮食问题以外，在西伯利亚还有服装问题。
食品缺乏的原因是无法解释的。以前是说收成不好，后来又说是赫鲁晓夫毁坏了农业，再以后又说是收成不好。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关于一些人怠工的说法广为流传。一些乐观的人还抱着希望，但一般地说，人们都听天由命，轻易地让人说服。追踪间谍在伊尔库茨克，“间谍狂”广为流传：上政治课时提出要警惕外国人，讲述在伊尔库茨克逮捕特务的情况。只要一名日本游客拍摄一条东倒西歪的陈旧房子的街道就会被认为是间谍。空中小姐特别被告知，如果在机舱里一个外国人带着照像机，就要监视他，因为他可能拍摄机场和其他重要建筑。在居民中间特别煽起了对中国人的憎恨，因此，西伯利亚人认为，中国已准备好在任何时刻入侵苏联，第一批牺牲品之一就将是伊尔库茨克。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九月一日继续刊登弗·德·阿兹别尔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西伯利亚的居民都知道，世界并不平静：每天都有开往东方的直达快车，车上装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回来时装的是锌板棺材。死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当时有一些钉起来的棺材运到了伊尔库茨克，任何一个亲属都没有得到允许打开这些棺材。
无论什么事——化工联合企业中的爆炸或痢疾的流行——都归罪于中国的背叛。去年，在伊尔库特河的河水中发现霍乱细菌和污染时中国人遭到了谴责。
我也到过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庄，那是夏天强迫那些不到工厂去的学生们去的。
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学年结束后，我不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假期，被送到一个集体农庄劳动了一个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然后又坐汽车向北走了一百公里，最后到了塔伊加的一个偏僻地方，有一条小路通向河边的一个村庄。
我们住在一所乡村学校的体操房里，所有的人都睡在一起。夜里是很冷的，桶里的水都结冰了。在这个村庄和另外一些村庄，被流放的人很多，居民们经常掩藏从劳改营逃出来的普通罪犯。在田野里劳动的只有学生，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则宁愿种自己的菜园。我们住的这个村庄叫布尔洪，布里亚特语的意思就是“上帝住的地方”，但它根本不是一个天堂。首先是，特别贫穷，好象是倒退了一个世纪：屋顶上长满苔藓，院子既小又脏，通往村庄的道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粪堆。
毕业生，特别是伊尔库茨克的毕业生是很受欢迎的，但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就是医学院的院长也不能说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就这样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两年。伊尔库茨克的人们对地方当局的专断感到害怕，我曾亲眼看到过。我们回想起西伯利亚时简直就象是一场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