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广播通讯社十月二日发表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写的一篇报道，题为《联合国大会中的决定性力量》，摘要如下：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一百三十八国的联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政策讲话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新的重要意义，它将在决定这次历史性会议的结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年前，中国在它发表的第一次重要政策讲话中用毛泽东的简洁的语言把局势归纳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是那种古怪的文化革命的一个独特现象。今天当乔冠华宣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时，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通道理了。
在整个大会上也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对他提出的一个论断表示异议，那就是，那个革命中的“主要力量”是第三世界国家。而在他一九七一年的讲话中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赞扬的话，连那个世界的成员也曾报以怀疑的微笑，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国寓言。今天，他们则报以满意的微笑。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革命的观察是把现实情况加以更准确的集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第三世界成员的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在一个第三世界政治家担任主席的、基本上是一次第三世界会议的大会上，回顾了一九七三年的重大事态发展，并且设法根据北京对当前世界的革命概念来衡量他们的力量。在中国的历史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乔冠华就议程上的主要议题发表意见，并且全面地回顾了巨大变化，这完全是巧合。
但是，这篇讲话几乎没有提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进展。北京并没有从事推销或宣传活动。在毛泽东的书里不一定非得这样做——革命的力量都摆在那里，根据列宁主义理论，这些力量只可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第三世界国家是它们的助产婆。
反对这些力量取得成果的是帝国主义力量，正是帝国主义力量遭到的失败使一九七三年具有重大意义，并照亮了本届联大前进的道路。
在中东，阿拉伯人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十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为了保护受外国剥削的民族资源，利用石油作为武器进行“反帝斗争”，使对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非洲，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帝国由于非洲人民的抵抗而崩溃了。拉美国家争取二百浬海洋权的呼声已成为加拉加斯会议上大多数国家的战斗号角。
在东南亚，越南和柬埔寨的解放力量在不断的进攻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最为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洲，亚非拉人民的团结觉悟提高了。在过去一年中，在他们共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的斗争中、在要求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种新秩序正在改变整个旧的经济体系的格局
——的斗争中体现了这种团结觉悟。
当乔冠华在一九七一年预示这些事态发展时，参加联大会议的人听起来这好象奇谈。而现在，他所预示的一切在根据发言顺序排在他前面的许多讲话中已经抢先谈到了。这个世界不再是限于把两极的冷战国家隔开以免发生公开冲突的一个平坦的高原。第三世界现在是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使理论和实践具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决定第二十九届联大最后结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路透社联合国十月四日电】据今天宣布，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下星期一将代表北京政府正式送给联合国一块壁毯和一个象牙雕刻。
这块三百三十平方呎（三十平方米）的壁毯上的图案是中国的长城。在壁毯下面，陈设着一个牙雕，牙雕由八根象牙组成，刻的是一九七○年通车的成昆铁路。
据今天公布的礼品介绍说，这块壁毯上有五百三十八万多个结，用了五千三百八十多万根毛线。
新闻公报说：“图案中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森林象征着国家的繁荣昌盛。”
它还说牙雕“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中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景象”。
没有估计这批礼物的价值，这是联合国从一个会员国收到的最新礼品。联合国总部的各个部分都摆设着各种古代和现代化的绘画、雕刻、牙雕、铸件、壁毯、地毯和工艺品，它们都是各国政府、组织或个人赠送的。
中国的礼物不是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件赠品。台湾的代表曾向这个世界组织赠送了一块刻有现代中国创始人孙中山书写的孔夫子语录的金字大理石匾。这块匾在本届联大开幕前夕摘掉了。据最近的消息说，这块匾现在保存在一间地下室里，将由官员们决定如何处理它。
【本刊讯】西德社会民主党议员、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卡尔—克里斯托夫·施魏策尔教授九月二十七日在社会民主党新闻稿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一个超级大国即将二十五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性事件》，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发生了战后时期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重要变化。那一年成立的有德意志民族的两个国家和北大西洋防务联盟。写历史的人肯定可以断言，在所有事件中，以十月一日宣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其顶点的毛泽东在一次长期的中国国内战争中的最终胜利以及因而成为可能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革命变革，是整个那一年的历史性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对中国人民及其在亚洲的紧邻，而且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即使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被认为已经结束了。
中国本身由于除列宁外，当代最重要的革命理论实践家“毛主席”而以一种简直是史无前例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一再由于广大群众的贫困和饥饿而颤抖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今天很可能有八亿多人的现代化了的福利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贫富差别已被拉平，整个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九年之间就从一百四十亿零二千万元增加到一千六百零三亿元。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直至人民公社这一新事物，农民的状况完全变了。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其在所有共产党领袖中“执政”最久的主席的领导下，今天已用自己的无限的已知和未知的原料矿藏（例如估计的煤藏量为一万五千亿吨，现有水的蕴藏量约为五亿四千万瓩）发展成了一个核大国，并上升为当代三个超级大国之一。
我们欢迎波恩和北京之间双边关系在近几年在所有领域内都发展得越来越积极。衡量这种新发展的尺度绝不仅仅是经济合作领域内的增长，而且主要的也是两国直至政府级的个人和团体的越来越多的会晤。
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的愿望的理解正如我们对二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为之自傲的各方面的成就的钦佩感一样强烈。在德国人民中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某些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暂时地加以助长的对数千年之久的“中央之国”的所谓“危险”的威胁感，也可能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愚蠢和破产了的寓言了。
【本刊讯】下面是美国众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在美国《国会记录》上的一篇华盛顿通讯：国会代表团的中国之行
在大陆中国进行的十二天的旅行，的确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由三名参议员和四名众议员（大部分是参院外委会和众院外委会的成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在九月的头两周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进行了这次访问。参议员富布赖特被指定为我们的团长，我担任副团长。我们的代表团是自从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时批准“民间”交往计划以来第五批美国官员访问中国。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最长，共呆了四天，在那里我们会见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我们连续两天举行了坦率的、非正式的和提供情况但不供发表的会谈。中国人是有礼貌的、消息灵通的和有趣的，我们讨论了广泛的问题，大部分是外交领域的问题。这种观点的交流无疑是对所有美国人都是有益的，并且我相信，中国人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在离开那里时不仅对我们的真正分歧，而且对我们同中国人共同的利益有了较好的了解。
在所讨论的问题中包括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共同担心俄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个必然要谈到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我们可能要改变我们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但是看来中国人并不特别急于要解决这个岛的未来地位问题，并且我不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匆忙行事会有多大好处。
虽然我们两国在外交方面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加强商业关系的前景似乎是良好的。大陆中国拥有重要的矿藏，特别是石油和煤，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能源的世界可能热切地希望帮助开采的。中国人显然需要外国的技术来发展他们的经济，但是他们要保证自己不依赖外界的力量。事实上，官方似乎是出奇地缄默，不表达他们对外界事态发展的好奇。他们对美国的国内事务显示出异常之不感兴趣，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尚未就职的副总统洛克菲勒的提名或者是作为美国驻北京的新代表布什的任命。
很难把我们的印象概括起来。中国是个大国，拥有相当多的天然资源，它的人数众多的、勤奋的、守纪律的人民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虽然人民看来是吃得饱的，每一小块土地似乎都种上了作物——到处都是小片菜地——但是，中国却是一个重要的进口粮食的国家，因此，也可以认为它的庞大的人口不仅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而且也是不利的条件。人民的衣著单调地一律，虽然似乎没有人缺乏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但是没有什么“花梢的东西”使老百姓的生活丰富多采。农村和城市异常干净。沿着所有的公路而且往往在砍伐了森林的小山上都密密地种上树木。人民看来很有理由地为他们通过劳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在政治方面究竟是否存在紧张的情况，我们在旅程中没有看到什么迹象。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有礼貌的回答，“调子”到处惊人地相似。即使是学龄前的儿童也受到了严格地思想灌输。教他们“忆苦”，他们都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我们到过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把那里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归功于毛的领导。“自力更生”是一项根本的原则，但是在表达个人的意见方面，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譬如说南斯拉夫或波兰，背离规定的程度都要少得多。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在任何地方都是明显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