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专访，题目是《丹麦首相畅谈会见毛主席》，摘要如下：
丹麦王国首相保罗
·哈特林结束了在我国的正式访问后，昨午从广州抵港。哈特林首相抵港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毛主席与他的会见的情况以及他对这次访华的印象。
身体魁梧、戴着眼镜的哈特林首相表示，他是在北京以外的一个地方与毛主席会见的。他回忆在十月二十日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时，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坐下，谈了约一个小时。毛主席老人家，有八十岁了，但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机智及幽默的人。他消息灵通，头脑清楚。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谈了一个小时。”
毛主席和哈特林首相就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及讨论。哈特林首相说：“我没有资格引述毛主席的谈话，但我觉得（我们的）谈话非常有价值，我想，对丹麦代表团来说是有利的。”
“我想，与毛主席会面，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非常亲切地给了我一整小时。”
“谈话的话题，”哈特林首相继续说：“都是我们所能涉及的政治问题——欧洲的问题、世界政治权力均衡的问题以及世界上其他的政治问题。”
哈特林首相说：“我们也讨论了中国在二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对于中国现时所种植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我对毛主席说了，还与他讨论（中国的）农业为什么能够及如何发展起来，也谈了整个的经济状况。他也与我谈起属于丹麦一部分的格陵兰岛，他问，格陵兰岛有多大。我说，它不很大，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笑声）这是真实的。”
哈特林首相高兴地对本报记者说：“在中国的八天访问中，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访问，成功、良好。”
哈特林首相对中国的农村很感兴趣。他说：“参观人民公社，饶有趣味，可以得到一个农村的印象，知道那里的人和他们的问题。虽然这次是应中国政府之邀作正式的访问，但我很喜欢看看乡村的人们，熟悉一下（中国的）社会制度。我们花一些时间在人民公社，希望了解它能生产多少东西，如何训练医务人员，特别是赤脚医生，还看看它的医疗所及工厂。”
【法新社哥本哈根十月二十七日电】丹麦首相哈特林正式访问人民中国以后今天回到这里，并说，虽然他对那个国家有深刻印象，但他不能生活在那里。
哈特林在机场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的确是会见了这些人，见到了成千上万、几十万心满意足、面带笑容、穿得相当好的中国人，给人以显然感到满意的印象。”
他继续说：“参加这次旅行就不能不对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好的印象——与此同时，对我来说，也不能不感到，在那种制度下，我是无法感到好受或愉快的。”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六日电】题：木村外相启程赴非洲
木村外相二十六日下午乘日航班机启程访问非洲国家。途中，外相将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驻欧洲使节会议，然后从三十一日开始访问加纳、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和埃及等五个国家，同各国首脑会谈。
预定十一月十一日晚回国。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八日电】题：田中首相启程出访，同澳大利亚、缅甸等三国对话
田中首相二十八日上午乘日航专机踏上了遍访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缅甸三国的征途。由于首相离开日本十二天，围绕着首相的“财源”问题的混乱、紧迫的政局也可能暂时进入休战状态。
田中首相将分别同各国首脑举行会谈。估计，在同新西兰的会谈中，亚洲地区的“合作设想”；在同澳大利亚的会谈中，资源问题；在同缅甸的会谈中，由日本提供商品援助等等，将成为主要议题。
另一方面，首相出访后的国内政局，由于“财源”问题而使首相早日辞职的说法增多并变得紧迫起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匆忙动向，将因首相出访而会暂时中止。但是，暗中以党的元老为中心的动向、田中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的对立等等，看来’政局在首相出访中也将微妙地展开。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八日电】题：自民党田中派进行协商，以维持政权为前提建立基础
自民党的七日会（田中派），二十八日上午以该派干部为中心，召开了自愿参加的议员恳谈会，协商了应付首相出访后的政局的态度。结果，商定：（１）因《文艺春秋》报道问题而抛弃政权，不合乎大义名分；（２）按照坚决维持田中政权的想法，推进建立党内的合作基础；（３）关于财源问题，首相自己应当尽快地向国民解释清楚。
该会决定，当前一面全力以赴地掌握福特访日之前的政治日程，加强主流派的团结，一面全力以赴地维持党内的镇静。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二十四日转载纽约《群报》（中文）刊登的一篇题为《我还要回北大去念书》的黄明珍访问记，摘要如下：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岁的在加拿大长大的黄明珍，提着一只小旅行箱过了深圳桥，开始她为期一个月的中国访问。
“没想到，这一访便访了一年多，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她回忆道。
笔者请她谈谈经过。
“我到了广州后便去参观我的家乡，或者应该说是我祖父的家乡，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我加入了一个青年华侨组成的访问团。我们去了韶山、长沙、大寨、西安、延安、北京等地。”
就在那年的秋天，黄明珍和素未谋面的任峻瑞，便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
黄明珍本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学生，主修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和中国语言。任峻瑞是美国耶路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两人在北大学“中国语言”，因此全班就只有她们两个人。
除了学中文外，每星期有一位教授特别来和她们讲一个专题，如鲁迅、经济、或批评刘少奇等。明珍还常在其它班上听课，如历史、哲学、世界史、中共党史，“全由我自由选择。”她说。
她说：“每星期我们有一个下午的劳动，但我的同房同时也是历史系的学生，总是在午睡后轻手轻脚的自己去了，想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幸好我总是及时醒来，追出去，不至错过劳动的机会。”
劳动是多样化的，她说：有时抬砖有时种树，冬天时把雪扒开，给树木浇水，那年夏天我们建造了一个游泳池，但无论做什么，有一样事是永远不变的——同学们对她们的细心照顾。
“譬如抬砖头吧。我一直在奇怪怎么我好象比自己预料中能干，后来才知道，原来同伴把砖头的重量都放到她那里去了。”“同学们总是叫我和峻瑞休息，我们不肯，后来她们就索性全体休息，这样我们迫着也得休息了。”
提到照顾，明珍说可不能忘了两位老师，一位姓傅一位姓谢。这两位老师除了给她们上课外，还关心她们的日常生活，明珍不会做针线活，钉扣子，补衣服，都是老师帮的忙。星期天还带她们去参观其它的学校和工厂。
在北京上课和在加拿大上课有什么不同呢？黄明珍觉得，最显著的是同学的学习态度。
“同学对政治非常关心，那里没有西方学校里的压力。”她说：“同学们对学习的热爱，是打心里发出来的，他们有目标，知道为什么要学：不是盲目的竞争分数，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大学是不收学费的。我和峻瑞两人只负责自己的吃、穿。据说每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等于十八个农民的劳力。我和峻瑞因为有特别的老师、家具、和假期的参观等等，花在我们身上的钱一定要比别的学生多的多了。所以我们学习的很努力，觉得松懈就是浪费。”
“在那里，我们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都觉得自己又进步了一点。在西方，我们没有这个感觉。”
笔者请她举一个进步了的例子。
“好比接受批评的态度吧。以前人家给我提意见，我一听就生气了，不管自己是有理还是没理，一定要辩护一下。现在呢，我会想一想，有时会想几天，然后再说。人总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人给自己提意见不是很好吗？”
黄明珍常常觉得她的同学很好，热爱劳动，爱帮助人。譬如在西方，放在洗澡间的衣物会不翼而飞，在北大，放在洗澡间的衣服，会被别人洗净了等等，但她一直不明白她们怎么会这么好。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们都是各地群众推荐来的优秀工人农民。在我们宿舍里有来自新疆的女牧羊人；延安的女农民，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的蜜枣工人，北京某公社的小学教员，还有一个女民兵。”
“在西方，女子宿舍里的热门话题是某某人今天又和那个人约会，某人的男朋友是否英俊、富有等。在北大的宿舍里我们谈的是今天的劳动怎么样了；男同学说我们做的慢，一定要想办法改进，等等。女同学那种坚强独立的性格，清新的精神面貌，使我觉得又惊奇又钦佩。”
黄明珍很遗憾她没有下过乡，“为了给我们特别照顾，同学们下乡劳动时，我和峻瑞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如我们每次参加劳动一样，给人所增加的麻烦比干的活还多。但是人家不但没有厌恶和不耐烦的表示，他们不断的鼓励我们。”
对黄明珍来说，那一学年过得特别快，转眼又暑假了。“峻瑞准备到农村去，我申请的太晚了，就决定先去看看别的地方再回加拿大。你刚才问我有什么伤心的事没有，分别那天就是了。学校里还没有回家过暑假的老师和同学都去送我了……”说到这里，黄明珍眼圈一红，说不下去了。
“你不是还要回去码？”我提醒她。“对了，”她打心里笑了出来，“我还有几天就又要去了，这次是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最少一年，多的话则二年。”
“还学中国语言吗？”我问。
“对，也学分析历史，用中国的眼光去分析历史。”她强调。
“你知道，”她稍微思索一下后说道，“我觉得我在北大那年学了不少东西，很多在此地学不到的东西。不过，如果我政治水平再高一点的话，那我还会学得更多。这次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一定多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