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四月十四日刊载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福特基金会的一个计划负责人、国际开发署顾问劳埃德·雷诺兹的一篇文章，题为《专家的基层之行——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摘要如下：
我们这个代表团是由耶鲁大学的四名经济学家和一名密执安大学的经济学家所组成。我们从香港到了广州、上海、天津和北京。我们与工业领导人、公社的干部和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象其他在我们之前来过的人一样，我们未能会见省或国家的计划官员。我们不得不从基层来观察中国的政府结构。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注重于农业的。农业的税收较轻。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逐步在提高，而农民所付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或者在下降。公社在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方面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肥料、农机和其他现代化设备的供应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增加，虽然起点是比较低的。
农民的自留地，平均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左右。自留地看来主要是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供家庭自己消费的东西，这里的产品也可以在政府所设置和管理的自由市场上出卖。
中国的工业组织有不少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有明显的分散性。大部分企业“属于”从省政府到农村的生产队各级“所有”。规模十分悬殊的工厂生产着同样的产品。工厂大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与所有权的不同是一致的；城市大工厂由省一级机构管理，而小的手工工厂是属于公社的。很自然，随之而来的是，有着从相当先进的到完全是传统性的不同水平的技术。随着现代设备的增加，原始技术最终会被抛弃。很显然，这一过程将是逐步的。同时，看来中国人并不轻视或急于丢掉这些传统办法。
象中国其他的组织一样，工厂企业是由工厂各级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所控制。管理工厂很强调基层的讨论和群众的参加。
工厂的工人分为八个级别。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最低工资是四十元。我们所访问的若干工厂的平均工资，一般是五十元到六十元之间，这说明，大部分劳动力的工资是低级别的。
每周的工作时间通常是六天，每天八小时。大多数工厂实行二班或三班制，这在一个资金不足的国家是切实可行的。
额外福利是很多的：有几个照付工资的节日。工厂食堂价格很低。母亲上班有托儿所照顾孩子。厂方支付医疗费用，妇女有二个月产假，人人都能享受长期病假。
象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够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这是很引人注意的事情。富如美国尚不能作到这一点。这种最低水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１．免费教育，这包括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医疗几乎是免费的。这样，中国人实际上在教育、卫生和私人汽车（在中国是得不到的）方面花不了什么钱，而在美国，所有这些都要占开支的很大一部分。２．粮食定量按重体力劳动多寡而有所不同，看来每人每月在四十到五十磅之间。这是大家公认足够一个人吃饱的定量。看来蔬菜很充足。按我们的标准，水果和肉类的消费量仍然是很低的，但正在增长中。３．棉布的定量根据温暖和寒冷地区的不同而有一些不同，似乎每年（每人）在十五到二十英尺之间不等。这足够做一套标准的上装加长裤式的衣服。此外，较贵的各种式样和颜色的纤维品正在逐渐出现，它的供应是不受定量限制的。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人不穿得整整齐齐舒舒服服的，也没看到有什么人光着脚。
虽然大多数住房仍然很旧并很拥挤，但人人都有房子住。以前资产阶级分子的大住宅已被分成一些套房。城市中正在扩建现代化的住房。但是，很显然，仍然要求建造大量的住房。
“现代化”的意思是：一套两个房间的房子，外加一个与另一家合用的厕所和厨房。这样一套住房是供六口或七口人的三代之家居住的。
在这些基本需要上的开支是很少的，所以很多家庭能有节余。这些“可以自由处理的收入”可用来布置住室或添置衣服，也可存入银行积累起来购买贵重的永久性的消费品，如收音机、一只好表、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乃至一台电视机。对于城市工厂的工人来说，没有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只有通过市劳动局，一个企业才能招工，一个工人才能就业。当工人由于年老或失去工作能力而离开时，招工主要是为了替换这些人。
有几种方法来限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这种自然趋势。首先是工业布局政策。新的工业都分布在城市郊区和内地省份，以此来限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
第二，在就业方面是有控制的。一个人除非通过劳动局是不能找到工作的。只有当工厂真正需要增加工人时，才能接受从农村迁出来的人。住房分配也是控制人口迁进城市的方法。
正因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这样有效的控制，所以中国农村人口一直稳定地保持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没有出现一般在经济发展时期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
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如何？他们的生活标准提高的速度如何？按西方定义进行调整并根据官方汇率进行折算，对中国国民收入的最高估计是一千二百亿美元上下。关于中国的人口最确切的估计是八亿左右。这样平均每人收入的数字就是一百五十美元。
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中国人很快就要面临饥饿。所以会出现这种计算上的错误，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基本消费品的价格比美国的要低得多，当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物价继续上涨时，中国的价格水平却完全保持稳定——实际上还下降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计算上的差距就更大了。这样，人民币“元”的购买力，比官方汇率所表示的购买力，还要高得多。
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个人懂中文。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上海、天津和北京搜集了大量的价格情报。拿中国的标准食品和衣服的价格，和美国相应物品的价格相比较，它就表明：一元人民币的价值，实际上差不多相当于一点五○美元，而不是相当于五十美分（后一数字非常接近目前的汇率）。
中国的经济本身正在稳步地发展。细想起来，这确实也并不奇怪。如果一个国家能把劳动力充分动员起来，能劝说人民长时间地艰苦工作，同时接受低水平的消费，那么，她就能在经济上生产出剩余的资金用以积累资金、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和发展军事力量。
【本刊讯】台湾《展望》月刊十月十日一期刊登署名许今野的一篇文章，题为《且看沈昌焕这一“仗”》，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两年来，外交节节挫败，逐渐趋于孤立，沈昌焕这一“仗”是怎么打的。）
两年零三个月不算一个太短的日子，身负外交重责的沈昌焕，究竟做了什么事？我们实在怀疑。中南美洲亮起红灯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沈昌焕重作冯妇，到了年底，承认毛共并“建交”者八十三国，与我维持外交关系者三十九国，半年中，与毛共“建交”者计有十五国之多。
坚决反共与我关系密切友好的西班牙，于去年三月承认毛共，欧洲的最后一个据点断送了，葡萄牙没有大使，只有一个代办维持象征性关系，里斯本处于被动地位，随时可转变。多年来，外交当局对葡萄牙关系，似乎不闻不问，听其自然，迄未有主动表现。
时间过得很快，不利情况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承认毛共者增至九十八国，与我保持外交关系者，只有三十二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南美洲开始动摇，委内瑞拉承认毛共于先（王之珍大使当时正在台北，还是中央社记者打长途电话报道这一不幸消息后，王大使才兼程赶返任所料理善后，下旗回国），巴西紧接着跟进，巴西为中南美洲大国，居于领导地位，一向反共，巴西承认毛共，不啻是中南美洲亮起了红灯，影响其他国家。菲律宾已十万火急
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不顾印尼总统苏哈托劝告，不惜抢先一步作冒险尝试，于五月底宣布承认毛共；泰国早已与毛共接触，正陷于矛盾状态中，摇摆不定；新加坡与印尼暂时比较稳定，而菲律宾迫于国内经济危险，已积极与毛共勾搭，马科斯夫人之接受邀请访问大陆，令人担忧。
马科斯夫人访匪返国后，菲律宾立刻采取一项临时紧急措施，凡持用中华民国护照赴菲者，包括新闻记者在内，一律必须签证，并应获得移民局同意。中菲关系之严重与紧张，已不待言之。一般分析，今年不可能，明年演变如何，难以逆料，我们不能等待，应有积极作为，扭转乾坤于万一。对韩关系亟待加强
韩国是我最亲密友邦，唇齿相连，同一反共立场，可是，最近几年来，尽管表面上双方往返密切，两国党政首长相互报聘，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而暗中竟抽后腿，拆我们的台。亚太理事会寿终正寝便是铁证。甚至航空方面待遇不平等（过去华航在韩国的外汇被冻结，不准汇往我国，但韩航则可在我国赚取大量外汇，自由汇往韩国）。
一九七二年六月亚太理事会在汉城开会，沈部长率团参加，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一再说“亚太会非针对他国之政治或军事安排，亚太会非排他性，对于亚太区内对本会目标与宗旨作建设性贡献的非会员国家，保持开放”云云，显然已暴露了不少会员国对共匪的表白和邀请，而沈部长还向记者表示“对亚太会各种政治性的揣测，均无根据”。难怪美联社汉城电讯竟谓“亚太会联合公报，显系要中共参加，而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竟亦予以签署！”
及至日、澳、新西兰先后承认毛共，亚太会亦由反共而非共而容共，到了一九七三年六月，原定举行的亚太理事会年会，竟因日、澳、新西兰、菲、马五国要求无限期延期，而无疾而终。据外电报道，中韩两国对此迄未表示意见云云。据泰国外交人士透露，亚太理事会之流产，韩国为重要关键，因为韩国首先提出反对。
展望将来外交形势的发展更艰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且看沈昌焕这一“仗”究竟怎样打下去。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九月十七日报道：
教育部长蒋彦士昨日表示，思想教育是今后教育体系重要一环，除强化三民主义教学与研究外，并在台大、师大、政大、东海大学及文化学院开设中国大陆研究课程，使国内青年了解共匪真面。
【本刊讯】蒋帮英文《中国日报》十月七日的社论说：
我们的一些学院正在教授有关中共问题的课程。这是十分好的。我们一直在讲授所有有关大陆铁路的交接点，但极少说及目前那里的实况。
这些课程无需也不应作为宣传来教授。共产主义的实况是够苛刻的了。
懂得你的敌人是打败他的第一步。因此禁止中国大陆的消息是无益和不智的。警告即警备，即使这种消息在表面上不利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