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巴黎九月二十九日电】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的中国外交。作者：塞尔日·德根斯堡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这二十五年里发生了多次起伏：在第一阶段里（这个阶段不长），中国向外开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新政权就得到苏联的承认，苏联的榜样立即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其次为西方国家其中有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瑞士、芬兰和许多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所立即仿效。但是在英国想在台湾保持一个领事馆的情况下，中国给予冷淡对待，直等到一九七二年三月才互换大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去莫斯科，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他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
其它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在考虑承认中国时，在一九五○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突然结束了第一阶段。中国认为受到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联合国”（实际是美国）部队的威胁（这支部队接近中国边界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六日进入朝鲜援救北朝鲜人。
在斯大林死后中国于是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抵制。直等到一九五三年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和斯大林逝世后，才开始了中国外交比较活跃的第三阶段。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九五四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会上起了富有建设性的、克制的作用，这引起他们的同僚们的极大注目。
但正是在转向第三世界方面，中国外交特别活跃：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尼赫鲁签署了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有历史性的声明，这五项原则后来成为第三世界的宪章。
同苏联的关系处于真正的蜜月时期：在赫鲁晓夫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合作加强了。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联以“新技术协定”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原子弹样品和制造秘密。不久，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成功，那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视中国论点的决议。
大跃进这个富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在一九五八年结束：伴随国内大跃进而来的是外交政策的强硬。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这个第四阶段的标志是：同美国势不两立、中印冲突和中苏争执。
苏联在福摩萨海峡和喜马拉雅山的冲突中不支持中国。两国关系紧张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当克里姆林宫六月二十日废除一九五七年的关于“先进技术”协定和拒绝给中国它曾允诺的核装备时，决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七月，随着苏联技术人员的离开（他们带走了他们的计划并放弃了数百个尚未完成的工业计划），这种紧张局势更加恶化了。
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雷鸣。第五阶段开始：中国闭关自守，召回了它的大使，几乎同所有外部世界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一九六九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流血战斗，接着发生的其它很多边境事件使中苏处于战争边沿。但是，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暴力事件因此中止了，但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风暴平息了，“正常化”的第六阶段开始了。大使们回到了他们的岗位。美国加紧向前推进，一九七一年，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作准备。
同时，人民中国被接纳入联合国，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此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日本首相田中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北京，东京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七三年，中国首次欢迎一位欧洲国家元首蓬皮杜总统的到来。但是，北京同苏联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加剧。
【时事社东京九月三十日电】题：邓副总理向访华代表团表示要及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北京三十日电：乘日中定期航线首航班机到达北京的访华代表团，三十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
在会见中，邓副总理强调说：“日中关系在一段时期曾处于不幸状态，但从两国两千年的历史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他还说，希望日本国民理解：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二、中国人民对日本国民时时都抱有始终不渝的友好心情；三、近几年来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位副总理还说：“日本还有一部分人阻碍两国友好，但这不能改变巨大的历史潮流。”表明了希望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意思。
另一方面，小坂团长表示希望邓副总理访日，这位副总理回答说：“只要情况允许，就打算按照您的意思去作。”
我与许多人谈到外交问题，中苏边界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国内生产建设，医疗制度，人口政策等问题，就没有遇到一位不愿或不能交谈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崭新的经验，想想从前除了所谓知识分子外，有几个关心国事的老百姓？说得不客气一点，就连在战场上打仗的兵士都闹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要打仗的。曾几何时，居然进步到不仅每个人都知道国家的政策而且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听起来这现象好象是奇迹，说穿了其实只是教育的结果。这里所谓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在国内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国家的政策与政令就是经由这些单位传达到每一人民。在国内一个常常听到的名词就是学习，这种学习是一种全面性的教育方式，它不仅使国家政令彻底下达，也使基层意见向上传递。
另一方面，这种全民教育的存在并不表示学校教育的不受重视。正好相反，国内普及教育相当于台湾的义务教育到初中毕业。全国学童入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学校的设立就变得十分普遍。我的故乡从前全县只有城区有一所中学，现在每一公社有一中学，可见其发展，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也不曾为推行普及教育对外大事宣传。
说起公社，我想海外多数人都不清楚究竟什么叫人民公社。我到广州的第一天，就在与人闲聊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位美国访客被领去参观人民公社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社没有围墙，象我们从未到过国内的人觉得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但是国内的人便忍不住要笑了。原来人民公社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从前的乡公所；公社下面有大队，相当于从前的保；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便是从前的甲。所以每一乡都有一所中学。六、国民收入与物资供应
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国住过的人都记得抗战胜利以后通货膨胀的可怕情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上海时以十七万元法币买了一本四用辞典，第二天到杭州吃一碗面要付二十万。这还是在金元券发行以前，至于金元券出现以后乃至后来的银元券，贬值之快已非现在所能想象。
今日国内物价之平稳，也不是不曾亲身经历的人所能想象的。据说基本上二十五年来物价从未改变，反之，工资却因为国家生产力增强而经过几次小幅调整。一般说来，国民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我见到许多幼年同学，他们从初小毕业到大学毕业都有，也有在大学教书的，经济情形最差的一位是专科毕业的同学，他的妻子半身不遂，卧病经年，但有两个孩子。以他一人的收入来支付四口之家包括一位病人，自然吃力，但也没有冻馁之虞。其他亲戚朋友每家至少都有两人工作，所以都有银行存款。一般说来国内人民的家庭经济情况完全由劳动力的多寡来决定，如果夫妇两人工作，生活已可有余，若有成年子女工作，则情形更好。我所认得的所有亲戚朋友，家家都有积蓄。现在的问题是存了钱做什么？在乡下，许多人在设法盖房子，在都市则大家都想买较贵重的东西，如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等，这牵涉到物资供应的问题了。
国内一切物资几乎都由国家统筹分配，自由市场到处都有，但规模极小，可以不计。如所周知，国内棉织品与粮食是配给的，必须要有配给券才能买。我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两双布鞋还问老同学要了几尺布票。但是丝织品、毛织品及其他人造纤维产品便可以随便买。只是供应量仍然有限。我在杭州花了十元人民币买了条的确凉（一种人造纤维品，穿起来其实很热）的裤子，在家乡花了二十四元人民币做了一件丝棉袄，料子与手工都属上乘。
我在华侨饭店或其他旅馆吃饭，自然不需要粮票，但我喜欢自己与朋友亲戚上馆子吃，所以就要了些粮票带着，上饭馆叫了菜以后还得告诉服务员要几两饭，原来一碗饭要二两粮票。
至于其他工业品如手表或自行车，就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了。其原因实在非常简单，供不应求而已。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尽量少从国外进口，即使在国内生产的手表，质与量都在迅速提高，还是无法普遍供应。另一方面人人都希望有个手表而许多人都有钱等着买，所以一批手表分配到一个单位，随时就会被抢光。手表如此，其他工业品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说到非工业产品的供应，如蔬菜鱼肉等，据我的观察，虽然也不算富裕，却已足够维持全国人民的生活所需。对旧中国缺乏普遍了解的人，也许不容易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说从前全国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单看今日中国人口超过七亿，而耕地面积增加得很有限，所以除了尽量利用科学方法增进单位面积产量外，还得有现代化的贮藏及运输设备。举个小例子，我的家乡每到夏季盛产海味，鱼虾满街，价格极廉，因为当天若卖不出去便成废物。至于渔民们靠这一短期的微薄收入如何能维持一年生计便没有人去管了。另一方面短短数天的渔获量供过于求，事实上造成不可避免的浪费。现在由国家统筹分配运销，渔民的收入有保障了，浪费物资的现象绝对杜绝了，更重要的是本来不产鱼的地方也可以有机会吃到鱼了。由于产品由国家分配供应全国，产地的供应量当然已不如从前充分，但是谁能说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呢？其他如甚至木材、煤炭等的生产与供应，情形莫不与此类似。
一般说来，今日国内市场的物资供应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前大致是集中生产地和几个大都市，而且还向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品。现在则全国各地差距不大，象北京和上海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容易买到东西，但仍然不象从前的上海，洋货充斥比起小地方的物资供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有人在国内任何地方看到市场上物资不象从前充分，应该先想一想全国人口的分布及其所需再下结论。（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