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而不是俄国——是怎样赢得珍宝岛之战的》，全文如下：原编者按：上周自蒙古来的报道说，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再度出现紧张局势。战斗实际上是一九六九年在乌苏里江上爆发的，但传到外部世界的只是一些混乱的报道。研究边界争议问题的专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第一个访问了出事地点的西方人，他从参加过战斗的中国人那里获得了详细情况的讲述。他同最先感觉到苏联好战威胁的渔民们和中国军队都谈了话。下面是他的报道。
从乌苏里江宽阔的河流上看过去，在最初的一瞥中，珍宝岛不象一个岛。这儿的河流宽四百码左右。乘着一艘中国巡逻艇从上游接近珍宝岛的时候，起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岛屿同浅滩和沼泽地区别开来，岛上有少数几棵树木，看起来芳草萋萋，但未经过管理。珍宝岛位于河流的一个拐弯处，由于河流冲击着河岸，一道河湾便延伸开来，并与主航道相连结，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岛——一个战斗场地。
莫斯科认为这个岛是苏联领土，不可侵犯。俄国人曾宣称，四年前，他们上次在这里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把中国人赶回到了他们的河岸上。从那时起，几乎普遍认为俄国的军队在控制着这个岛。但当我们的巡逻艇拐进河湾并向珍宝岛的堤岸开去的时候，迎接我上岸的是那些穿着人民解放军绿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
来到岛上以后，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对这只有一英里多长、三分之一英里宽的一小块土地属于谁的问题要去计较一番。当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个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水淹没。甚至在盛夏的时候——那时我正在那儿——这个岛的大部分便成一片沼泽。由于岛上的昆虫很凶毒，从正午往后，守卫这个岛的小支边防军便戴上防蜂罩。
但在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成了俄国和中国巨大的冲突中交战的地点，因此，在这个小岛和它周围的冰地上发生的两起小规模的、激烈的战斗远远不只是两起冲突，而是一个国家的决心的检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仍将可能看来是可怕的中苏战争的初期交锋。
对一个在东部边界中国一方旅行的人来说，苏联的军事力量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在那些中国人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没有武装戒备的小汽艇的河流上，俄国人巡逻用的是漂亮的炮艇，这种炮艇的首尾装有大炮，船的中部装有火箭发射台；直升飞机在苏联河岸上往往是木头的了望台和边防军总部之间往返联系。在漫长的冬天，当河流坚冰封冻的时候，装甲车和载有武装人员的车辆便担负起了巡逻的任务。可以完全看到坦克的活动
在东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对面的遥远北方的满洲里附近的几段陆地边境上，俄国的装甲部队明显可见。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日记簿和北京提出的外交抗议，我所看到的零星的坦克（有的在老远的地方掘壕据守，有的在草地上慢悠悠驶过），经常由他们的部队中的其余的坦克参加进来，此外还在中国人可以清楚看得见的地方举行营级，或者是至团级的装甲演习。
自从柯西金一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安排停火以来，在东部边境上没有发生过射击事件，但是局势并不是平静的。双方警惕地进行巡逻，密切地注意着对方。在各条大河上偶而有民用船只往来，充其量这种往来是适当的，但是没有象人们记忆犹新的战后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那种友好的挥手和欢呼。
从中国方面看来，这些边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在上个世纪中期，在英国用鸦片战争踢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并使它显得奄奄一息和毫无防备之后，俄国人重新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扩张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把他们引进了亚洲，现在又转向南部了。
他们割据了西面的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东面的大海之间的全部领土，并且使得直到那时还是作为中国内河的河流变成了新的边界。中国默认了这种领土的割据，并用条约使之合法化。北京现在称这种条约是“不平等”的（那就是说强加的），只有苏联历史学家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中国人是遵守条约的，他们抱怨说，事实上，正是俄国人在实践中试图躲避或歪曲边界条约的条款。
当我在七月份乘中国汽艇前往珍宝岛的时候，汽艇直向河的中间驶过去。驾驶汽艇的年轻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然后沿着河的中间向岛屿南端驶去。他的航线是遵循河流当中的主航道。中国人认为，这条主航道沿着它的最深的部分构成两个邻国之间的实际分界线。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只规定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构成边界。中国人从这一点出发争辩说，按照国际法，河流主航道中心线构成明确的分界线，两国都享有在河上的平等权利。
主航道中心线原则还决定了对河中诸岛的所有权问题（沿着主航道中心线来决定），毫无疑问，这样，就会使珍宝岛和我在边界河流中看到的其他有争议岛屿归属中国：主航道就是河中间最宽的一条河道，从珍宝岛到苏联河岸为四百码；而从珍宝岛到中国河岸只有一百码，这条航道里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水流。
但是苏联否认主航道中心线原则适用于这些河流。据莫斯科说，一八六一年，该条约附有的一张地图把实际分界线划在河水碰到中国河岸的地方，这样苏联就有权独占整个河流了。不受挑动
直到一九六七年为止，俄国人不曾企图行使他们声称根据该项条约——或者根据该项条约所附的一张从未公布过的地图——所应有的权利。一九六七年夏季，他们开始试图迫使中国人退到河对岸
。
我花了几小时的时间同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一带的中国渔民和边防战士谈了话。从这些谈话中听到了前后一致地、有条理地描述苏联不断加紧施加压力的情形：开始是劝说，进而是推撞，然后是拳打脚踢，再后用棍棒打，最后杀人。一九六八年初的冬季，俄国人在珍宝岛下游几英里远的冰上开着装甲车冲压渔民，压死四人。
北京给这两条河沿岸的人员的命令是，避免使用暴力，不受挑动。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冬天，俄国人开始袭击在河上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企图不让他们接近这些岛屿。
现任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副指挥员的孙玉国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他指挥的一次巡逻，当时他是当地边防站长。他巡逻时，带了约三十个人，从冰上走向珍宝岛，一辆俄国吉普车拦住他们，一个军官要他们回到中国岸边。孙玉国说，“我们试图同他们讲理。他们越过了主航道，我们要他们离开我们的领土”。于是，俄国人开来了几辆卡车的援兵，用枪托、棍棒打中国人，放警犬咬他们，把他们从河中的冰上赶走。象靶子一样竖起来
中国人向珍宝岛退却，俄国紧追，并且狠狠地殴打中国人，而有些俄国人则进入发射阵地，以防中国人开枪还击。（据中国人说，他们的边防部队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奉命不得开枪，除非对方先开枪他们才开枪自卫；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发动反攻，除非对方蓄意开枪造成伤亡。）
那时，所有中国人都被打伤了，其中九人失去知觉，或者手足被打断而成了残废，他们大部分武器被抢走了。孙下令退到中国河岸，有九名无法行动的人只好留在该岛上。俄国人就把他们埋在雪里，或者把他们象靶子一样地靠着树上。孙玉国说，“他们非常残忍”。过了一会儿，俄国人让两个中国人回去收容这些伤员。“有些人不得不爬着回来”，俄国人叫他们走的时候，还警告说，如果他们试图再次巡逻珍宝岛的话，就要向他们开火。
在这之后，孙的避免冲突的命令没有变，他命令他的边防战士跟俄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当人数上大大占优势的俄国军队逼近时，就以必要的速度退却。
（待续）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七日刊登《多伦多环球邮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的专稿，标题是《邮箱失踪的事件：中苏争吵的顶峰》，摘要如下：
在北京人人都在谈论邮箱失踪的事件。
据愤怒的官员们讲这个事件时说，这个邮箱是在半夜时被乘坐一辆挂有苏联使馆牌照的汽车的两个人拿走的。
据说，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其言外之意是，苏联人想要预先知道代表大会将何时召开和要干些什么。
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磋商之后否认了这个指责。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这一定是无聊的人编造的荒唐故事。”
使大部分外交官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种指责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竟然提出了这种指责这个事实。人们认为这反映出两国间的关系近来达到了低潮。邮箱事件是紧接在两国首都间的宣传战愈演愈烈之后发生的，把两国间的争吵提高到了自一九六九年春季边界冲突以来最激烈的程度。
就信箱问题而论，对苏联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显然就是声称目击了这整个事情的中国旁观者提供的报告。照官员们的说法，这些旁观者看到一辆汽车在深夜开到信箱那里，车里出来两个人，他们走上去用一把锤子把这个信箱撬下来，把它塞进汽车里，然后就开车跑了。这些旁观者记下了这辆车子的牌号，后根据这个牌号追查出它是苏联大使馆的汽车。
最近提出的另一个指责是，苏联人员常常跑到饭馆和其它公共场所，自称是加拿大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以图同中国公民交谈。
苏联人员曾同这里的其他外国人交涉，企图让这些外国人替他们弄到苏联大使馆本来无法得到的情报。这种做法中也许最卑鄙露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去年年底。驻北京的一位苏联代表要求一位西方记者为大使馆搜集有关中国航空公司的材料，交换条件就是他已经买好的一张乘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飞机回欧洲去的减价飞机票。这位记者拒绝合作，并且要求把票钱还给他，后来他得到了这票钱。
中国人当时得知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能是因为缺少证据，也可能是因为在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中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意外。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立法院第五十二会期第一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开会，行政院长蒋经国率同副院长徐庆钟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并答复质询。
在进行报告事项后，行政院长蒋经国作口头施政报告，他曾分析当前的世局，大陆共情及我复兴基地上的各项措施，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坚定表示：中华民国面对当前世局的巨变和错乱，以及自由世界的姑息潮流，不仅有其冷静和深刻的判断与认识，尤其是正在坚定的、沉着的面对现实。
蒋院长是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当前的世局，由于一面彼此的冲突和攻击，一面又相互的利用和拉拢，造成了空前的巨变和错乱。自由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许多国家幻想于与共产国家和解、妥协，甚至不惜退却和让步，形成一股明和暗的姑息潮流。
蒋院长表示：基于革命反共的精诚和定见，基于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我们有我们的自处之道，不论世局如何多变，我们凭着足力与信心，将始终执着我们的理想，开拓自己的道路。
他说：我们必须掌握的施政方向是：一一本独立自主的立场，平等互惠的原则，坚决站稳民主阵营的脚步，用堂正诚信的作为，积极开展对外关系，来突破险阻，开创新局。
在外交方面，蒋院长强调本方针是恪遵国际义务，永远为民主阵营决不保留的竭尽贡献，同时坚持根除中共叛乱集团、绝不妥协的立场。所要努力的重点，是在奋发图强，展开外交的新局面，增进既存的睦谊，并扩大我与反共和非共国家间的实质关系。
同时尽力推展双边及多边关系，加强中美两国的盟友关系。
对其他各国的关系，无论从官方或民间的，形式或实质的，有邦交或无邦交的，直接或间接的，都将通过各种途径，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悉力进行，来粉碎中共的任何恶毒阴谋。
蒋院长在结论中强调：当前世局诚然晦暗不明，大气中布满着的姑息阴霾还未消散，我们国家处境也可能再受更多的冲击，但是从大处、远处着眼，我们对反共复国的前途满怀着乐观和希望，也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中央社台北九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在立法院重复强调：中华民国政府抱着反共必胜的信心，奋斗到底，决不与中共作任何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