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20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法新社上海九月十七日电】题:蓬皮杜访问中国的教益(记者:莱勒)
    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蓬皮杜总统的到中国,是对这个辽阔国家的重要性进行的初步估量,这个国家也许还未动摇世界——无论如何它似乎也不打算这样作——,但是,它对第三世界和亚洲将有愈来愈大的影响。
    这些观察家们认为:可以从这次访问中得出如下的教益:
    (一)如果欧洲国家和西方国家想要扩大它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它们就愈来愈有必要获得中国的同情(虽不说是保证);因为北京特别警惕这样一点:不让任何人在违背它的意愿的情况下在那里立脚。对俄国人尤其如此,这恰恰是因为苏联人可能对巴基斯坦有野心,这些野心使中国人感到的不安似乎至少同他们称为在西伯利亚的苏联威胁一样。
    中国似乎特别同情法国、法国人民(这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始终是重要的)和巴黎所奉行的独立政策。这可能是蓬皮杜总统带着丰富的和多么宝贵的友谊的收获离开中国所高兴的第一点。
    (二)蓬皮杜总统了解了这个理智的中国。
    显然,法国元首的中国对话者使他很感动,一个农民国家的某种温存和平静对他有诱惑力。周恩来总理就象蓬皮杜所形容的那样,很明智、很现实和有远见,他首先是他的国家开放政策的主要负责人,最近党的代表大会确认了他的这些优点。关于接班的问题,看来有两种指导思想在支配着执政的班子:正在使最高权力非神圣化。多次警告要新生的后代防止任何谋求危险的霸权的企图。
    (三)反对霸权,这是中国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标语口号,归根结蒂,这是法国和中国在最后公报阐述的反对一切霸权的共同态度中,很好地求得的一致之处。
    霸权,当然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恶癖,谁也不指明它们,但大家都懂得是指它们。看来中国人对它们的政策的谴责是有轻重之分的,从前受到憎恨的美国人远远落到俄国人后面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正在进行。新的国务卿基辛格很快将来北京。台湾问题是一个将由中国人之间解决的耐心的事情。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印象是:尽管有战争的事实和坏事,美国人还是在中国保有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同情的资本,这个资本现在只要求产生结果。
    俄国人则是另一回事了。首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法国人小心避免讨论这种争论。而且还存在着中国人称作的北方边界的威胁,然而在那里只驻扎着百分之三十的苏联军队,百分之七十则在苏联国内或欧洲边境上。
    (四)双方一致认为,欧洲建设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各人的考虑是不一样的,中国鼓励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维护它们的共同安全,即是说鼓励它们武装起来。它担心欧洲产生讨好苏联和斗志消沉的态度,它担心出现欧洲大陆范围的新慕尼黑,人们还听到了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警告: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
    中国未理法国在联合公报中独自所说的缓和。这种处理上的差距也许在一定时期内是两国关系中令人最严重不安的原因。
    两国的贸易前景是美好的,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很少。最后,访问将给两国的文化交流带来新的气息。它将促进法语和中文的彼此教学,蓬皮杜总统非常重视这点。
    【法新社上海九月十七日电】(记者:米歇尔
    ·莱勒)外交观察家们初步分析了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发表的法中公报,认为公报的语调反映了他受到的欢迎是热烈的、会谈是诚挚的。公报是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待这次访问的(这是“一位法国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一位欧洲元首的第一次访问)。公报强调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广泛一致”,并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宣布说,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个人接触”。话虽如此,在相距一万五千公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会谈中,每方都保持着它的联盟、朋友和顾客。
    双方宣布“反对任何霸权”。这个提法是外交词令。每一方都将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很明显,它是针对超级大国的,由于没有指明它们,也就免使它们敏感了。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九月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斯蒂芬·康斯坦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担心勃列日涅夫的和平行动》,摘要如下:
    过去几天,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正在面临来自正统的“强硬路线派”的反对,反对他目前的同西方搞缓和的政策。
    西方外交官以及在东欧和中国的共产党观察家们正在仔细地研究这一迹象。关于党的高级官员最近在莫斯科发表了两次讲话的消息,明显地表明了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引起的不安情绪。
    两个报告人在对外不公开的会议上向听众保证,克里姆林宫目前的对外政策方针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的任何种类的“出卖”。
    莫斯科市党委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弗拉基米尔·雅戈德金在苏联科学院院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攻击“教条式的否定论者”。他使用这个措词来描绘那些对勃列日涅夫明显改变对美方针的做法表示怀疑的人们。
    关于他的讲话的消息已通过地下途径传到西方。他在讲话中说:“‘教条式的否定论者’认为,同帝国主义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在这里追述一下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是合适的:在政治上,如果你肯定,你能欺骗魔鬼的话,你可以同魔鬼结盟。”
    意味深长的是,这次讲话是在勃列日涅夫六月十八日离苏去华盛顿前夕作的。
    一个叫作捷列什金的讲演者这个月给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生作了报告。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西方。他在报告中说,最近的苏美协议“只是一纸空文”,美帝国主义一向是俄国最危险的敌人。
    说明强硬路线者中间有担忧情绪的其他迹象是,苏联报纸在过去两个月发表的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辩护语调。文章经常试图证明,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政策是符合列宁的教导的。
    《真理报》昨天突然重新攻击萨哈罗夫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被禁的小说家索尔仁尼琴,这使人们认为克里姆林宫内在同西方和缓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和势力的看法受到了重视。


    【法新社莫斯科九月十七日电】(记者:狄龙)塔斯社今天简短地报道了蓬皮杜总统已离开中国的消息,从而结束了自上星期四(十三日)以来对这次访问再也没有提到过的几乎是完全的新闻沉默状态,在上星期四,塔斯社简短地报道了蓬皮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的消息。
    这次访问很清楚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高兴。虽然没有公开那样讲,克里姆林宫也抱有法国共产党的这种看法,即这次法中最高级会谈可能带有一种反苏气氛。
    事实上,最后公报表明,蓬皮杜总统并没有让自己被引向这个方向而走得太远。
    象中国一样,法国反对“所有的霸权”,但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将复会的时刻,蓬皮杜总统重申了他对和缓政策的信任。
    这对苏联,特别是对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目前和缓政策似乎将要遇到许多重大障碍。
    【塔斯社北京九月十七日电】题:乔治·蓬皮杜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今天结束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
    在法国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北京宣传机器加紧喋喋不休地宣传“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其矛头如往常一样是针对苏联的。除了这种叫嚣外,北京还叫嚷直接的“苏联威胁”,显然,它是打算用这种办法对欧洲紧张局势的和缓过程施加消极影响。
    今天发表的法中联合公报说,两国领导人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此外,从公报中可以看出,法中两国对欧洲局势、东西欧关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看法在会谈中出现了分歧。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九月十七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表示不同意基辛格上星期重申的美国的一种立场,即认为联合国的主要用处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
    但是他在联大开幕以前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个人同基辛格相识,并期望在基辛格就任国务卿后同基辛格保持一种“有成果的关系”。
    他说:“联合国是在一九四五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建立的。显然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宗旨,尽管经济、社会和人道方面的问题使我们面临在联合国成立时不存在的一些新问题。”
    【路透社联合国九月十七日电】(记者:利特尔姜斯)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表示,要通过同阿拉伯和以色列外长的会谈来打破中东的僵局,办法是集中力量处理“一两个我认为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
    他在今年举行的最后一次涉及的范围很广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智利局势,他说智利局势是“引人注目的、可悲的”。
    他这欢迎国际局势走向缓和的总趋势,他说,他认为这必须“辅之以中小国家以多边方式卷入。”
    他为受到美国愈来愈严厉的批评的联合国本身辩护,美国新闻界在过去一星期说联合国在它二十八年的历史中正处于最低潮。他说:“我认为如果有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和平机构的意愿,它将能很好地起作用。”
    【路透社联合国九月十七日电】瓦尔德海姆今天说,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分裂的国家迅速解决参加联合国问题的前景是黯淡的。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一个提出问题的记者说:“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些分裂的国家迅速被接纳或进入联合国的希望不是很大的。相反,看来我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
    但是,瓦尔德海姆接着说:“虽然我们今天面对一种相当僵持的局面和僵持的态度,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永久地继续下去。”
    【印度报业托拉斯联合国九月十八日电】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印度次大陆最近的事态发展是“确有裨益的”,并且希望,这些事态发展将导致孟加拉国今年作为一个正式会员国进入联合国。
    关于次大陆问题,瓦尔德海姆说,新德里协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孟加拉国今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前景,瓦尔德海姆说:“我希望说,我认为,目前在次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符合我的想法的。实际上,当我访问次大陆的时候,我强调了首先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导致政治问题的解决。因此,我非常希望,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积极的事态发展将有助于解决承认孟加拉国的问题和它充分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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