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六日晚刊登载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周总理对植村团长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摘要如下：
周总理同以植村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访华代表团的会谈从日中经济合作、中国的国内建设问题，一直谈到回顾战后筑起日中间的“桥梁”的已故的高碕达之助、松村谦三。谈话范围很广。
周总理在谈话中对日中经济关系的未来表示了信心。他说，只要友好相处，日中经济合作关系获得发展是肯定无疑的。他还指出，中国的资源开发进展以后，将增加对日本的出口能力，日本的工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会增加。他还说，中国在国内建设中，今后将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农业和工业获得平衡发展的基础。
代表团在同周总理会谈后说，周总理由于完成了十大的重任，同时由于日本经济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所以，满面春风。并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时事社东京九月六日电】题：周总理同植村团长等人会谈，表示向日本出口资源
北京六日消息：正在北京的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植村甲午郎等人六日上午零时在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约二小时五十分钟的会谈。会谈中，周总理表示，一、日中经济关系会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二、如果中国的资源开发有了进展，就能够向日本出口资源。
在会谈中，另外还谈到了我国态度积极地开发西伯利亚资源、同苏联之间的归还北方领土问题等，但其内容尚未公开。
此外，还谈到了日中通商协定、航空协定问题等。
访华团通过一日到北京后一连串的会谈，评价说：“中国方面重视这次访华，中国的反应比过去快，加深了相互了解，访华目的达到了。”
【时事社东京九月五日电】题：廖一植村破例再次举行会谈
北京五日电：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五日上午前往访华经济使节团下榻的北京饭店拜访植村团长，大约会谈了一个小时。在会谈中，廖强调“今后两国之间将有更多的机会讨论问题”。
廖—植村会谈四日曾举行过一次，五日廖先生又特意前往宿舍拜访植村团长，再次举行会谈，是破例的。
【本刊讯】雅典《邮报》九月五日转载希腊《城堡报》的评论说：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将于下周访问北京，蓬皮杜总统无疑很重视他的这次访问，他在这次访问中打算会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会议上再次得到肯定。中国和法国除了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之间，也由于它们的对外政策中的一系列共同特点而联系起来。这两个大国都已拒绝签署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协定，都坚持发展它们的核武库。它们都对超级大国表示不信任，都同样强调它们的独立。当然法国与莫斯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们的长期传统友谊和对德国力量重新复活的担心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这并不妨碍法国对苏联所倡导的缓和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最近一直在试图接近欧洲，鼓励欧洲建立它的防务。由于这种种原因，蓬皮杜对北京的访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德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当法国总统蓬皮杜下星期一飞赴北京进行一周国事访问时，他将成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接管权力以来的中国政府客人的第一个西欧政治家。
蓬皮杜在北京期间至少将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三次。
人所共知的中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关注以及它支持欧洲共同体的保证无疑将在正式会谈中反映出来。但是蓬皮杜将表明，他没有受权代表欧洲共同体说话。
【法新社巴黎九月五日电】一位法国高级官员今天说，中国将给法国优惠贸易待遇，“贸易条件是平等的”。
最近访问过中国的行政改革部长佩雷菲特说，法国在中国方面的外交地位极好，但是它的贸易地位是中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公司缺乏兴趣。他这番话是在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日益临近时说的。
【路透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乔纳森·夏普）英国工党议员罗伊·詹金斯今天在这里说，中国高级官员告诉他：中国认为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
上届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詹金斯先生是在北京火车站对记者讲这番话的，当时他马上就要离京去中国中部城市南京。他是在二日偕同夫人抵达北京作为时十二天的访问的。在北京逗留的五天里，他分别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共交谈了近四个小时。
詹金斯先生说，这两个人都向他强调苏联对欧洲的威胁的危险性。
詹金斯先生还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期望同美国坚定的然而是逐步地改善关系，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克莱尔·霍林沃思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担心遭到进攻”》，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罗伊·詹金斯在北京逗留时向他强调了中国担心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是他又说，由于俄国的百分之七十的军队驻扎在西边，部署在东边的那些军队可能是为了蒙骗西欧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副外长乔冠华同詹金斯谈话时讲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表明，对俄国的担心仍然在中国领导的头脑中占着最主要的位置。
【本刊讯】法修《人道报》九月七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人道报〉，北京拒发签证的唯一的报纸》，摘要如下：
象许多法国报纸一样，《人道报》曾要求发给它的一名记者签证，以使它能趁蓬皮杜访问之际前往中国。
八十名申请发给签证的记者中，七十九人得到了北京政府的签证。只有一个遭到拒绝：《人道报》的记者。
中国政府对《人道报》的歧视是不公正的。这种歧视只会激起不安，因为它反映出一项把反对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摆在首位的政策。
【法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题：蓬皮杜总统九月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爱丽舍宫今天近午发表公报如下：
“共和国总统先生将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德黑兰停留，以便拜访伊朗国王陛下，伊朗国王将设晚宴招待他。”
三、对台湾政经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岛上的居民和外国访客们相信它的前景是安定而美好的，尽管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塑造的：一方面是一个被大事宣传的改革方案；另方面是把一些经过挑选的统计数字展示出来，以炫耀台湾的国民总产值增加得很快，对外贸易急速成长，游客数字不断打破纪录等等。尽管这样，在乐观、满怀信心和随遇而安的气氛下面，现实却使人看见了另一种景象。
最迫切的难题就是经济。正如大家所知，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国力量支持的，今天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外来投资（主要是日本的和美国的）是如此大，以致岛上的经济不能说是由台北控制的。日本资本在电子及电器工业的地位尤为显著，他们在台湾设立了九十八间公司，共有资本达三千五百万美元。台湾当局现在还需要把那些已经十分优厚的投资法例订得更具吸引力；但它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以阻止庞大的利润外流，或是训练本地的企业管理人员。当局只顾外来投资的短期利益，不顾失业问题和某些基本建设，更不顾到给予外国公司如此宽大的条件所带来的长远效果。
通常使用的量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计算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但这是一个极端不可靠的方法。而鉴于目前在台湾的外资的数量，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就变成十分不可信。不过有一点却令人很惊奇，就是很多新闻记者都毫不怀疑地引用这些夸大了的数字。
直到台、日绝交后，台北当局才开始认识到把对外贸易局限于几个国家的弊病，于是试图把贸易的对象扩展，可惜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往年，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十二的出口分别输往美、日，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台输入则分别占总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三十。今年的趋势是对这两个国家依赖更大。
另一个缺点就是缺乏任何发达的基本工业，这点从台湾对日本工业设备的依赖可以看到：百分之六十一的金属品，百分之五十七的电器设备，百分之五十六的化学物品，百分之四十四的交通工具和百分之三十七的电子制品。
耕种在今日的台湾并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所以百分之七十二的农民家庭必须依赖他们的子女在市区从事一些非农业性的工作来帮补家用。
最近，当局开始实行一连串的措施，以图力挽农民转业的潮流；不过这些努力能否生效，实在令人怀疑，因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在青壮之年，他们都觉得没有出息，纷纷迁往城市。这个情形导致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批年青农民因为知识水平不高，无论在城市或小镇里都不能够赚到他们原来希望得到的工资，于是一些人在一怒之下就唯有以非法的途径来谋生。
台湾经济的其他严重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贪污和按比例来说十分庞大的军费。
在过去六个月中，一般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西方的游客而言，台湾仍是一个商品价廉的地方），但工资却是很低，一般工人的月薪是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元新台币。新竹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曾指出工资不敷的问题，它作过一个调查，结论是一个四人的工人家庭每月至少需要四千元新台币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贪污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我会谈的国民党官员也坦白承认。贪污的罪恶很明显：它对社会纪律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它对发展的影响限制了经济计划的长远性，它使得各级的政策决定和执行缓慢起来，它危害了政府的稳定性，它在政府的高层中浪费了庞大数目的、可用作发展计划的钱财等。官方宣称蒋经国正在尽力对付这个问题；但是贪污已经渗入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角落——由薪金少得可怜的低级公务员至政府的高层人物，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个现象是绝不可能的。政府机关经常滥用公款，当局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比较明显的贪污案件公布出来，而一般人也当然知道还有很多高级官员被控贪污的案件。无论如何，在同一时间有太多类似的案件对国民党的形象不会有好处。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今年财政预算中的军事支出，是过往二十年中第一次跌到低过百分之五十的——即百分之四十八，往年则是百分之六十。与其他项目比较：用于社会福利的是百分之十三，通讯是百分之九，教育、科学和文化合起来是百分之八。奇怪得很，一些观察家竟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裁减军费的讲法。事实上，军费仍然是占了预算的百分之六十；而公布出来的数字没有这么大，全是因为部分的军事支出被拨在其他项目的支出中（例如兵员福利）。肩负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当然会影响国家在其他方面投资的数目。不过国民党也辩护说他们没有选择；正如台北所说，这是与中共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这其实也表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不安。
现时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限制很严峻，足以对付诚实率直的人们，同时使任何有意义地讨论社会问题和国际形势的集会不可能举行。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是一般由台湾前往海外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去的原因之一；我也得到消息说部分的——虽然我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数字
——留学生于学成后前往中国大陆定居。最近，当局通过一条法例，规定留学生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做法虽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大量的人才外流；但是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在台湾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对势力。因为正如众所周知，很多留学生都在海外居留期间发展了一些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喜欢的政治观点；而学生和工人的反感，正是国民党自从用武力控制台湾以来一直最畏惧的两件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