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三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鹿毛发回的一篇述评，题目是《十大路线和中国，与苏联明显不同》，摘要如下：
七十九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由下一代牢牢地接过、并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的成果而做了最大限度的部署。与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适成鲜明的对照，为了一贯保持永不变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形象，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起用了工人出身的新手王洪文等人，并把培养千百万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以代替林彪。为了将来反复进行三十次路线斗争和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也不要骄傲而继续革命，成了大会的基调。以继续革命消除弊端看一看十大的政治报告、党章以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成员便可以了解，是明确地突出了中国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形象。总之是说，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了绝对避免干部高高在上而将继续革命。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五·七干校接受教育，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已在努力改变“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情况。十大体制更彻底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并大胆地付诸了实践。六岁过着流浪生活、从十四岁就做纺织女工的最下层出身的吴桂贤，以及“农业学大寨”、从远方运土变大寨的石山为绿洲的陈永贵等人，进入了最高领导机构，这些实践家成为各级机关的领导。而且，一位工人出身的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在这次大会上占居了党的第三号地位。明确强调“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认为这次的政治报告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根基。在批判林彪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比这次大会更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对所谓苏联型社会主义的独立性了。
周总理这次作的政治报告把刘少奇和陈伯达在八大作的决议——“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段话，批评为“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回答。
在这次大会上，谭震林前副总理等很多干部，在受到一定的教育后恢复了职务。可以说，这也是证实和苏联的那种“以人民的敌人来扼杀政敌”的社会主义不同的一例。对国际舞台有信心据说，再没有比中国的外交更能反映内政的了。透过外交的滤光器，人们从这里也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脉搏在跳动。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使用中国式的比喻强调：“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足以表明了如今已堂堂正正地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的信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超级大国无原则妥协。周总理引证列宁的话解释说，铺上“最红的地毯”，以“最佳的鱼翅席”来款待尼克松访华的美中和解剧，和美苏妥协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对世界革命有展望周总理政治报告的背景是根据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的经验，认识到：苏联包括重新组成社会主义集团在内，正一面让各个国家分担农业和工业的责任，一面建立以苏联为轴的控制机构，以推行扩张主义。不过，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却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今后将支持被压迫和第三世界的独立，并谋求团结。认为其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似乎与这种世界革命的展望联系在一起。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森田明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拭去“林彪色彩”，变了样的解放军》，摘要如下：
批判林彪的运动在军内比较平稳地进行，这就证明，外表看来是一个庞大派别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团结，在林彪之死和批林整风运动之前也是不牢固的。
现在，作为军队的新领导人而活跃的是四十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代，和周恩来总理同样是林彪的教官的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以支持文化革命派的将军扬名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军内扫除林彪路线方面有功吧，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人都获得了党副主席的荣誉。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林彪轻视的军队元老朱德和刘伯承将军等人也恢复了党内的高级地位，起到了应该说是象征着军内团结的作用。
为了清除林彪的军事路线，首先传达了军队切不可骄傲自满这条毛主席的指示。另外，林彪事件之后，全国的兵营里都开始唱起了毛主席在最初的根据地井冈山创设红军时规定的军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征用群众的东西要付钱等）的歌。开展了消除打骂部下等军内的“封建主义”的“官兵一致”和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接触的“军民一致”的两项运动。《人民日报》介绍了如下的一些情况：“避免妨碍居民睡觉，司号员深夜到深山里面去练习”（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有功劳的军队干部志愿回去当普通一兵的故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冬季野营中，用身体为战士挡风御寒的军官的故事”（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等等。这些有希望的军人形象，意味着以军民与官兵之间的团结为目标，恢复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另外，严格地下命令，要支左部队听从驻地地方党委的指示也是一个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军事训练被重新重视起来。现在，林彪时代被谴责为是只搞政治学习的“文化军队”，提倡搞军队本来的职能野营和长途行军，号召提高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苏联边境地区，民兵的训练是频繁的。不言而喻，这与对苏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从一九六九年在各地开始的挖地下防空洞的建设，已经能容纳一亿六千万人了。文化革命中，被谴责说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独立王国”的乌兰夫最近又恢复了党中央委员的职位，可以认为，这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要团结边疆的民族的缘故。现在在对苏战略上，民族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使林彪被打上中国最大的叛徒、中国犹大的烙印，解放军的光荣也不会磨灭。仅从对苏关系来看，也仍然是可依靠的存在。
【本刊讯】《圣战者报》九月七日刊登了苏卜希·贝勒卡塞姆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为了真正的安全》，全文如下：
大家对“‘国际安全”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这个产生于冷战的词的定义对冷战的主要提出者来说仍然是唯一有价值的解释。国际安全的这个定义归纳为大国的军事安全，这些大国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积蓄了足够的军备可以在几小时之内互相毁灭。由于恐怖的平衡逐步代替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十年以来一种虚假的和平欺骗着用氢弹和火箭武装起来的世界。这一世界终于懂得在军备竞赛的现阶段，世界被注定要在这方面达成谅解或者互相毁灭。看来世界似乎正在相互谅解。
难道仅仅这一点就是国际安全吗？不，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阶段。如果愿意说的话是国际安全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这充其量说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阶段。因为，在地球的另一端枪声不断、人们死亡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最大的国家只想吞食最小的国家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一些国家仍然充当空中强盗，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或宪兵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在如果一些国家收回自己的国家资源的愿望一旦成为严肃的现实的话，一些国家就冷酷地准备占领计划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有人把我们的海洋作为私人的游泳池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最后，在为了其他国家的安全而牺牲我们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又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
要有国际安全，就必须有国际均势，而要有国际均势，就必须有国际公正。所谓国际公正，就是各国人民有独立的权利，有发展经济的权利。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利。
如果撇开这些，国际安全就依旧是一个每个人都将可以各取所需的空词。
这种国际安全是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议程上的重大议题之一。这个问题把第三世界关心的所有问题
——尚在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解放，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都包括进去了。第三世界现在似乎可以叫人们倾听它的声音了，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之前，它在世界事务中还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政治份量。我们认为，国际安全也关系到不结盟国家所代表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二十亿居民的安全。
那些抱着相反的看法的人，他们谈的国际安全大概跟我们谈的不同。他们谈他们的原料供应来源，谈他们生活水平的来源。最后，他们谈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如此而已。
同表面现象相反，世界从来也不曾经历一种同目前存在的那样脆弱的和平。经济不平衡和政治不公正太多了。极富者和赤贫者太多了。强者和弱者太多了。
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国际安全与和平。但是它经历着一些弯路而这是某些人既不习惯，而且也不想习惯的。有时，这是最艰苦的道路。但是，往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主要的是不让国际安全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词。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九月八日刊登詹姆斯·摩根自阿尔及尔发出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对古巴称赞俄国的各式各样的反应》，摘要如下：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今天在这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说，任何使这些国家反对苏联的企图是“对不结盟事业的背叛”。
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讲话被一阵阵的鼓掌声打断，这些掌声大部分是来自会议的客人和苏联集团的记者。
古巴要为被许多国家看成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辩护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斯特罗放肆的讲话可能有助于使他丢丑。
人们注意到，铁托总统一直脸色低沉，他在卡斯特罗讲话结束时没有鼓掌而离开了会场。柬埔寨流亡政府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金边仍有一个驻金边政府的苏联大使馆表示遗憾。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避开了柬埔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