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八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从喀布尔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阿富汗：掌了政权，但是如何运用它还要以后再定》，摘要如下：
在喀布尔担任总统职务并不是一切都顺遂。自从穆罕默德·达乌德在七月十七日发动军人政变废黜了国王以来，新总统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出现了关系紧张状态。以达乌德为首的这个委员会是新政权幕后的看不见的权力机构。一直没有公布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姓名，但是据信其人数在十一至二十五人之间，以俄国训练出来的年轻军官占多数。
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军官同这位六十五岁的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发生分歧，他的顾问大多数是和他自己同辈的人，而且是他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三年担任首相期间亲近他的人。这些文官和军人之间的政治态度上的分歧由于在思想上意见不一致而加深了，而且可能最终造成分裂。迄今为止，连一项政治纲领或经济纲领的概要都没有宣布。达乌德总统显然在为他的新内阁物色部长方面遇到了麻烦；喀布尔的人们认为，内阁中的许多人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一旦达乌德巩固了他的权力和宣布了他的政策，他们就会被取而代之。
大体说来，达乌德总统从一开始就在人民中得到大量的支持，特别是在其他帕坦人中和在喀布尔的反复无常的学生界中。要是没有他的个人权威发挥作用，这个国家可能很容易就四分五裂——正如他和青年军官们都知道的，这一点使他在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凭借力量。
迄今为止，达乌德总统考虑优先要做的事情同前首相沙菲克先生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即：对无能已极的行政机构进行某种整顿，消灭贪污腐化和特权。与沙菲克先生不同的是，达乌德总统并不受王室拥有的广泛权利和实业资财以及议会活动停滞的妨碍。他已经打发王室的大多数成员到罗马去了，而且他已经干脆废除了议会。
新政府一直竭力强调，它渴望同一切提供援助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保持友好关系。看来，达乌德同他的前任一样，并不愿意屈服于俄国的花言巧语而参加一项亚洲集体安全条约。他同俄国没有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在他的领导下，阿富汗的政治调子很可能是伊斯兰式的、民族主义的、独裁的、改良主义的和清教徒式的。
达乌德是否打算把他对“巴克同尼斯坦”的喊得很厉害的支持变成鼓励帕坦部族发动袭击或越境走私武器的行动，从而使布托先生的巴基斯坦感到为难，这一点还不清楚。但是，八月十四日在喀布尔举行的庆祝巴基斯坦独立日的招待会时，所有的阿富汗官员都有意做给人看而不去参加。
政变使人产生的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多就业机会的期望很可能迫使达乌德把这些目标放在他的议程的首要地位。但是，凭着阿富汗这一点点资源，他很可能发现改善经济这一任务也象他的前任所发现的那样是一件极为费力的事。
他眼下的问题是要在中央委员会内不同的派别之间通过谈判找出一条出路。要是他不能在制订宪法或政治经济计划方面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那么，拖下去很可能使那些比较好斗的学生及其在军官团中的朋友变得不耐烦起来。总统个人的声望和经验使得他在潜在的对手面前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他自己发动政变的那种轻而易举的情况有可能已为今后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八月二十四日刊登了共同通讯社发自金边的一条电讯，标题为《柬埔寨解放力量，以政治工作为重点，紧紧围困，以待朗诺政权自溃》，摘要如下：
眼下，柬埔寨形势可以说正处于相持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使人感到，解放力量方面当前正把重点从军事努力转移到政治工作上。在近两个月来的攻势中已大体上完成了金边包围体制的解放力量，与其说是将一气呵成地加紧以武力攻克首都，还不如说是正在致力于谋求集结反朗诺力量，以促进金边政权的自溃作用。可以说，政府军靠自己的力量想要从军事上的劣势恢复过来早已是不可能的了。
解放力量紧紧围困首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可以说，对朗诺总统的空前未有的反击就是攻势的“副产品”。
只要朗诺总统当权，就无法解决柬埔寨问题，这种看法已扩展到当政的最上层人士。使人感到，这种反朗诺气氛高涨的背景在于金边市内有解放阵线地下组织的活跃的政治工作的影响。消息灵通人士指出，特别是在学生中间，统一战线的组织正在扩大。不能否认，以军方和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中心，朗诺总统还拥有一定的力量。美国也在极力为不使当政的首脑内部的“散伙”表面化而进行工作，可以认为，眼下现存体制马上崩溃的可能性还很小。但是，在最高政治委员会当中开始出现了认为朗诺总统不行了这种看法，则是政权崩溃第一步的兆头。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二十五日刊登一篇寄自金边的航讯，题为《高棉首都金边纪行本报记者高棉前线采访报道之一》，摘要如下：
我在停炸第二天一大清早起来，从西贡坐喷射机来这个两地相距不足一百英里的首都，机上乘客寥寥无几，但十分之八九是外国记者，甚至有一位要用拐杖支右腿的美国记者也来了。美国驻高棉大使斯旺克曾私下悄悄对另一个驻金边的大使说：“老兄
，
你知道这两三天来了五、六十个外国记者吗？他们都是来给金边送终的哩”。这似乎说明了西方人对朗诺政府的若干偏见和缺乏信心。机场上挤着一堆一堆的人群，送别的和离去的都黯然销魂，啜泣无言。自上月以来每天有近千的人离开金边，象受惊起飞的宿鸟，各自投往不同的远方——巴黎、曼谷、万象、西贡、香港、台湾，法航泛美的班机，甚至泰航也停飞了，目前只有越航和棉航还维持客运飞行’出国的人多，机位有限，有时候一个位置还得另外付出一百美元才能得到，否则就行动不得。
金边机场是半脆弱的地方，如果不碰上危险，那可真是邀天之幸。美国送给高棉政府的巨型运输机，有的还未启用就报销了，自机场到市区十公里大路两旁，难民随处可见，那雄伟壮丽的金边大学校舍，看不到学生上课。附近有一个火车站，上百节车厢也早已归了档，堆积在一起，风吹雨打，外皮都已经剥蚀，现出裂痕了。
战争除了使富有的人早日脱离这个危险地点，远走高飞找到安全外，又造成一个新的富有阶级，有些不良军人，前些日子，在金边街头四出拉丁，拉了之后见钱就放，每一个人三万至五万棉币（约等于黑市八十美元至一百三十美元）。治安也成问题，上周，金边市区的一个上校宪兵司令，酒后竟失去理智，拔枪杀了一名英国记者，上校本人已逃之夭夭。一辆菲律宾驻金边大使馆的外交牌照车子，因晚上行驶外出未遵命停车，给棉军乱枪扫射，当场重创三人。入夜以后，所有的街头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巡逻，并奉令查缉逃兵，检查难民，高棉政府最近发现，若干共党分子，常混杂在难民群中潜来城内，同时，对全城可疑住宅、地区也进行监视、搜查。
金边的人并非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在无可奈何的现状中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自己能做主的成份不多。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八日电】题：“超级大国勾结”的神话和不结盟国家
塔斯社评论员谢尔盖·库里克写道：
订于九月四日到八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议越有分量，它们对促进爱好和平力量的重大任务的解决，即对对促促进世界舞台上积极进展的巩固，促使在东西方相互关系中出现的良好变化不再复返的效果就越大。
所以，歪曲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的重要性、把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说成是什么不仅不利于，而且甚至有害于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这种行径是特别危险的。甚至出现了所谓苏美“勾结”，两个“超级大国”牺牲发展中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的说法。
出自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和毛分子宣传机构的此类说法的长期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就本质而言，把前殖民地的大多数联合起来的不结盟运动，乃是反帝的运动。它是以年轻国家反对前宗主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反对它们粗暴干涉以前领地的内政并将其拉入侵略集团的阴谋的合法形式出现的。中立运动从诞生的头几天起就找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同盟者。印度的《新浪》周刊写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不结盟国家没有受到过帝国主义列强长期的经济、政治或军事上的压迫或威胁，也没有一个不结盟国家没有得到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来反击这种威胁和压迫。”
正是这个战斗的、反帝的方针，一向成为国际反动派向不结盟运动进攻的主要目标，成为反动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团结、企图把它们拉入帝国主义怀抱的根由。阿尔及尔会议开幕前夕活跃起来的所谓“超级大国勾结”论点的宣传，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这一论点的拥护者扬言，“在‘冷战’时期作为反帝政策出现的不结盟政策，如今应当结合以超级大国霸权为特点的当代局势加以修改。”“‘保卫’‘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应当是它的主要内容。”
因此，就企图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划等号，从而给苏联的对外政策蒙上阴影，然后使社会主义国家同不结盟国家对立起来。
这对谁有利和有什么利呢？首先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利。帝国主义者可以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企图掩盖其对过去的殖民地国家贫穷的经济状况应负的责任。这些国家经济的落后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超级大国相勾结”这一概念的捍卫者把所有大国混为一谈，是企图把过去的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愤怒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身上。
世界上现在确实存在着两极。但是，这两极不是“两个超级大国”，而是两种主要的社会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今天，在世界政策中存在的两种相对立的方针正是与这两种体系相适应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侵略、经济掠夺、殖民战争和种族主义。
【本刊讯】执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机关报《革命报》八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前往阿尔及尔会议的路上，不结盟政策的革命概念》，摘要如下：
不结盟政策被误解甚至被故意歪曲，许多打着不结盟招牌的国家都不敢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另外一些国家反对圭亚那会议邀请越南南方革命政府。
对不结盟的歪曲是由于不明确它的主义及帝国主义傀儡国家在不结盟主义幌子下起着颠覆作用的结果。因此，由于我们在前往阿尔及尔会议的路上，就更加有必要解释不结盟政策的革命内容。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自从建立以来，已经提出这个口号：在原则上不中立，在政策上而不是在原则上中立。党本着这个口号，对中立有着客观谅解，因为政策是从有原则的态度出发采取的。
贝克尔总统在七月十七日革命一周年时说，“在国际问题上的中立和不结盟不应当使我们对帝国主义和战斗的人民及友好国家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七月十七日革命在外交方面一贯采取的方针肯定和加深了不结盟政策的真正内容。革命一方面采取这个政策，另一方面同苏联建立了达到缔结条约地步的积极关系而不让这破坏不结盟政策。革命还坚决反对对一般的阿拉伯和苏联的友谊，特别是伊拉克和苏联的友谊的合法性和好处掀起的怀疑浪潮。它也揭露了旨在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看成一个东西所作的一切尝试。这个政策同不结盟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对那些歪曲不结盟内容的那些人，只有通过以区别敌友，对帝国主义进行不懈斗争及加深不结盟国家革命的社会内容为基础的革命作法才能予以揭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