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时代》周刊在新出版的一期刊登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霍伊厄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勃列日涅夫的警告信号》，摘要如下：
从莫斯科刮出了第一阵凉凉的秋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柏林市政府和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宪法法院都感到了这股风。谁要是认为苏联报刊上的冷酷笔战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经过冷静计算的高压手腕，谁要是甚至把这种笔战评价为波恩东方政策失败的证明，谁就是看错了气候变化的原因——即陷入逆流的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
一直到苏联最高领导集团都流行着一种担忧，害怕总书记的缓和攻势将使自己的势力范围失去保险。最近，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公开地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上的顾虑，他就是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圣杯维护者苏斯洛夫。在一些东欧兄弟党中——至少是暂时的——对勃列日涅夫西方政策的看法也分化了。从苏联宣传工具对东欧党首脑七月底克里米亚会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害怕的是什么：
——美苏协定可能导致如下后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民族和革命解放运动面前丢脸——这是中国人立即可以利用的一个弱点。
——尽管东方集团对西方影响更加划清界限和东欧安全机构要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但是意识形态仍继续软化——就是因为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过快地消除了人们习惯的敌人形象。他现在呼吁提高警惕，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兄弟党一致同意大大提高在意识形态方面合作的水平。
问题是：勃列日涅夫这次是发动者吗——或者说他是否企图通过让步来锉掉他的批评者的锐气？在他从美国和法国返回之后，虽然政治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对他的功绩都曾加以赞赏，但同时又强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真理报》和《消息报》七月初多次警告性地提到‘‘个人迷信”的概念。随后不久在七月中旬，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发出了警告信号。
在一次向对勃列日涅夫在资本主义国家首都的宣传旅行记忆犹新的党的干部的讲话中，苏斯洛夫说，苏联共产党的创造性的工作必须有机地同世界革命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只有这一进程向前发展，才能导致帝国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剧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减弱。只有一个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党，才能够抵制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避免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的讲话听起来象是对勃列日涅夫的一位教条主义的遏制者。
在苏斯洛夫发表激烈讲话之后二个星期发表的关于克里米亚会晤的公报中，有听来象是为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辩护的章节。公报中谈了声援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谈到要抵御对他们自由的冲击。
《真理报》一篇署名“亚历山德罗夫”的关于克里米亚会晤的主旨文章表明。苏联领导内部不是普遍地都赞同苏斯洛夫的意见的。和苏斯洛夫对资本主义阶级敌人进行长篇辱骂性讲话不同的是，该文就说得缓和多了：“在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有一些政治集团
——有时是十分有影响的政治集团——正在积极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苏斯洛夫的全面划清界限的战略不同的是，亚历山德罗夫认为：“在日益加剧的思想对抗中，归根到底巨大优势在社会主义一边。”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二十五日刊登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同莫斯科的笑脸一起……问题：缓和能走多远？》，摘要如下：
“缓和”是今天强权世界中的一个时髦字眼，但是它并没有给长期受苦的苏联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限俄罗斯人及其属民以往痛苦遭遇中如此常见的情形一样，权力无限的国家之手正在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看来还更加沉重了，尽管来自外界的压力现在减轻了。
假如俄国人在这种外界压力减轻的同时降低他们设在本国人民周围的遮障，假如思想可以自由地跨进苏联的国界，假如辽阔的苏联的各族人民可以跟别的各种人会见和交谈，那么，西方就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认为，缓和对一切有关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旦遮障放下了，要再把它们树起来就比较难了。
但是这些遮障并没有真正放下来。因而，西方的各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现在也许要开始考虑，他们真正想让缓和再走多远。
缓和已经走到安全所能允许的限度了吗？有些人已经认为，缓和走得太远了。
迄今为止，尼克松政府以及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太陶醉于缓和，以至于没有开始想想这种缓和所固有的可能的危险。也许，现在会有变化了。基辛格行将走出把这种缓和当作一项自豪的政治成就的白宫，来到那拥有一大批日益对过分的缓和感到关切的外交政策专家的国务院。基辛格本人是非常信奉缓和的好处的。他毕竟是这一缓和的设计师和建筑师。而尼克松将仍然珍视这一缓和，把它当作是他摆脱水门事件和履行对美国人民的许诺的最好途径。这当然使克里姆林宫的勃列日涅夫得势。但是，作为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基辛格是熟知俄国的邻居们在设法与俄国人在世界同一地区相处方面所一向遇到的那种问题的。象任何一位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一样，他懂得跟熊靠得太近了就有被熊的有力巨臂拥抱的危险。
在国内，苏维埃国家最近的所作所为使人回想起过去。当局拒绝允许俄国最富有生气的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及其家属在莫斯科居住。遗传学家麦德维杰夫的护照已被吊销。他现在比住在伦敦的阿马尔里克的命运更糟。他刚刚在西伯利亚服满三年徒刑，又要再服刑三年。在沙皇时代，此类事情也是常见的。
赶出首都，流放西伯利亚，因写作而加以镇压，与外国人隔绝，俄国人同外国人之间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的一贯做法。任何一位沙皇都会点头批准的。共产党政权在某些方面就跟沙皇一样地搞沙皇主义。
既然俄国可以在国内任意处置人的自由，那么有什么保证说它不会同样任意地处置缓和呢？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八月二十四日发表一篇题为《俄国改变方针》的社论，全文如下：
本周早些时候，《消息报》呼吁结束英苏关系的冷淡时期，声称，既然英国政府对苏联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改善关系是有可能的。由于英国政府一直坚持它在一九七一年驱逐一百多名苏联外交官后所采取的一如既往的方针，很难看出《消息报》觉察到了什么改变。事实是，俄国人自己在改变方针。
《消息报》的文章证实了今年初开始的和解趋势，随着贸易工业大臣彼得·沃尔克今年四月去莫斯科讨论一项十年合作协定，这种趋势加强了。然而，这种隐藏在俄国不断对英国进行的一系列敌对评论之下的趋势经常是难以分辨的。例如，正当《消息报》出现在街头的时候，莫斯科电台的国内广播猛烈攻击了给英国喀里多尼亚航空公司而不是给一家国营航空公司以大西洋新航线的决定。
要改善英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俄国人是不是认识到白厅不会因驱逐俄国外交官而感到悔恨，因此必须由莫斯科采取第一步。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正在利用老一套外交手法说别人的想法有了改变，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想法的改变。可是步子仍然是慢的。
即使在现阶段也有必要指出，解冻是不大可能打开商业的闸门，并使英国恢复其占苏联对外贸易前列的地位。俄国人为了谋求商业上的最好条件已明白表示，政治只起很小的作用。英国如果想在苏联商业中占很大的份额，就必须是真正有竞争力的。
尽管气氛的变暖对过去两年因俄国人的寻衅而受害的英国外交官和商人来说是一定会受到欢迎的，但必须从比英苏关系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克里姆林宫策略的改变。出于若干理由，同英国搞不好关系是中俄国人的意的。在他们不便于批评象尼克松先生和勃兰特先生这样的明显目标的时候，（英国）保守党政府便成了他们批评西方的焦点。俄国人指责英国为已经出现的和缓设置障碍，尽管许多障碍实际上是俄国人希望与之保持好关系的一些国家设置的。
如果要同英国和解，那就说明他们已放弃这种策略。
也许他们现在想煽动西方国家竞相争取苏联的好意，而如果主要竞争者之一被排斥在外，这场竞赛就不会那么热闹了。但是理由也可能是：苏联领导人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上的团结一致有深刻的印象，并已认识到，他们拉拢英国要比设法用批评来孤立英国所得的好处更大。在这方面，《消息报》文章发表的时机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安全会议的下一阶段再过几星期就要开始了。
【本刊讯】奥地利《新闻报》八月二十五日刊登恩格尔贝特·瓦斯希特尔写的一篇评论，题为《多灾多难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副题为《苏联开始新的军备竞赛》，摘要如下：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目前阶段肯定将是困难的，这些谈判是要最迟至一九七七年用一个更好的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来代替临时协定。只要苏联不取得进展就不可能达成多弹头协议，因为莫斯科不会从不利的地位进行谈判。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新基础上能达成一个不使苏联（如施莱辛格所担心的那样）得到战略上的好处的协定。这件事情由于必须相互进行监督而变得复杂化了。人们彼此明确承认的“国家的监督手段”，足够监督一切迄今的限制。这是指间谍卫星，它们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能很好反映一个国家军备技术质量上的发展。这种卫星计算导弹仓库、发射场和导弹，但不能算出运载火箭所带的弹头数目。但是在敌对国家之间，仅仅信任还从来没有指出过进行自我限制的途径。
限制战略武器会议进入了真正棘手的阶段，是由于这种不能监督的情况，而不是由于苏联取得的这种进展。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专家不能成功地找到一种互相监督的神奇的公式——苏联至今一直拒绝在现场进行检查
——那么，人们不得不怀疑，军备竞赛是否能够真正加以制止。如果在武器技术方面同时不断地取得“进展”，被迫研制越来越昂贵的和越来越危险的武器的法则仍然有效，那么在军备的枝节方面达成其他一些协议对世界安全和美苏的预算都没有什么意义。施莱辛格说，“如果苏联完成了他们的试验，就葬送了进行检查的可能性。美国不可能容忍苏联占优势……我们必须有一定的平衡”。美国由于放弃扩大导弹的数量而被引入一个不被迫朝新的扩军跃进就会和苏联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魔鬼圈子了吗？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八月十九日刊登发自巴黎的一篇专稿，题为《对外政策在法国掀起轩然大波》，摘要如下：
法国领导人最近沉溺于就根本性的对外政策不客气地交换意见，这使盟国感到不安。
最近这次争吵是在梅斯梅尔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富尔之间发生的，这两人都是戴高乐党的出色人物，都大有希望成为蓬皮社总统的继任人选。
这次争论显然是同法国核弹有关。富尔说，他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而支持核弹，但是核弹对法国在军事上的安全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
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曾担任过武装部队部部长的梅斯梅尔说，富尔的话只代表他“自己”，而不代表“党或国民议会”，再者，他并不是军事问题方面的专家。
据梅斯梅尔指出，核弹是戴高乐的整个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的基础，它已成为检验是否忠于戴高乐主义的尺度。
越来越多的高级人士在公开场合和在私下对法苏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对西欧要求重新确定大西洋两岸的关系的压力感到烦恼。巴黎官方人士几乎没有作什么努力来掩饰蓬皮杜六月份在此间同勃列日涅夫会晤时以及外交部长若贝尔上周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会商时闹了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