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八月十八日刊登迈克尔·帕克斯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反击批评者；苏联有人表示怀疑缓和》，摘要如下：
正在出现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存在着反对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的势力——而且某些人的地位相当高。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支持者正在公开地在报刊和电视上、暗中地在党和工会内部开展一场运动，争取人们赞同他的同其政治前途相关的对外政策。虽然不可能估量反对派现有的和潜在的实力，看起来这股反对势力有三个来源：一般的苏联公民，他们在经历冷战紧张局势的年代以后仍旧不相信美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们认为同资本主义西方的和解使教义的力量减弱；还有军界和其他方面的强硬路线分子，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重型武器，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军火工业。
在报刊上，在某些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谈话中，均隐藏着对勃列日涅夫政策的批评。报刊展开运动
但是，说明存在着反对意见，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严重忧虑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苏联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展开规模越来越大的宣传运动，以争取赢得对勃列日涅夫政策的支持并回答许多具体的批评意见。报刊天天发表文章谈苏联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在许多场合下，其明显的意图是要把那些持有怀疑的人争取过来。
电台和电视台的国际事务评论员，以及就国际形势向公众发表演讲的专家们，也力图使他们的听众相信缓和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在许多场合下直接承认存在着批评意见。
一个发怒的女党员问到“我们怎么能同仍是帝国主义者并妄图毁灭越南的人做这些交易呢”，这时，一个演讲员回答说，美国“现在正在向一个比较现实的方向转变”。
他接着说，“但是，那不是你和许多其他人真正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吗？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一缓和政策，我们所说的党的和平纲领，怎么同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其它献身于阶级斗争的态度一致起来……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回答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没有变。思想上、政治制度上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将继续下去。我们力图消除的东西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战争危险……”。“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你提的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全国很多人都提过这个问题。”
电视台和电台的国际事务评论员在解答类似的问题，这往往占去整个节目的时间。
“多年来，美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自然资源卖给西方呢？这难道不是向资本家提供租让权来剥削我国财富吗？”“先与中国和好，然后与美国和好，这岂不更好吗？”
勃列日涅夫本人最近在中亚的阿拉木图市讲话时，谈到了中国问题，他说，四年来修补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莫斯科仍致力于改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归功于政治局
但是，他一再强调，重要的事情是继续推行东西方缓和政策和巩固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这里的某些外国分析家认为，这篇讲话和早些时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表的一篇类似讲话是为他的政策作的有力辩护，不仅对付公众的提问，而且还对付某些高级人士的攻击。某些批评似乎是克里姆林宫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提出的，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但是他似乎批评了勃列日涅夫对这项政策的执行。
苏斯洛夫在一篇受到广泛注意的讲话中把共产党“和平纲领”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局，而不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大约同时，党报《真理报》刊登了几篇社论，重新确认集体领导的原则，并转弯抹角地批评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过分顺应对方从而未能表现出“党的原则性精神”。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的两个门徒乌克兰党领导人谢尔比茨基和哈萨克党领导人库纳耶夫却越来越热乎地赞扬勃列日涅夫个人对缓和，对执行他的华盛顿之行的“和平使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这一斗争与其说是克里姆林宫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不如说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单纯权力之争，虽然这两种成分看来都是存在的。这一斗争显然已经扩展到军界了。
军界的若干鹰派人物已经热情赞扬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其中包括苏联的装甲兵司令，他加入了那些来自政府官僚，知识界、工业界以及总的来说来自党内的、其阵容本来已经可观的支持者的行列。但是，仍有一些怀疑的表现：某一些是直接表示出来的；某一些是表现在不冷不热的支持，这与别人的热情成了显明的对照；某一些则是从不断地努力进行说服工作和号召党在对外政策上团结一致当中间接地觉察出来的。
一位鹰派人物就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写道：“只有天真的人才认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就意味着消除或减弱了当代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八月十一日刊登了该报外事部记者友田锡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全面开始了的苏联的亚洲外交》，摘要如下：
苏联的对亚洲的外交攻势最近突然活跃起来。其支柱就是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设想。继本月六日柯西金总理在欢迎伊朗首相胡韦达的晚宴上再次强调亚洲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之后，七日，党机关报《真理报》同样呼吁了亚洲集体安全的“紧急性与重要性”。观察家认为，苏联呼吁亚洲集体安全的目标，目前就是对着田中首相即将于十月访苏的日本。与此同时，现在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亚洲大陆周围的整个地区，苏联已重新开始全面开展亚洲战略。
对于全面推行亚洲集体安全的苏方的姿态，我国多认为是“为避开归还北方领土要求而施展策略”，但是，很明显，苏联正在把亚洲集体安全作为涉及整个亚洲战略的支柱。单纯从同北方领土有关这样狭隘的目光去认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也许是危险的。最近苏联在亚洲活动的活跃劲头中，有令人注目的东西。
有必要认为对日调整也是苏联新近展开的亚洲战略之一环。
在东亚，同韩国、同台湾的关系是引人注目的。五月底，韩国戏剧家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戏剧协会第十五届大会，以此为开端，韩国的企业家、新闻记者等也相继去苏联。韩国选手代表团四十人将大举参加八月下半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关于台湾，五月十二日苏联远东舰队的一部分通过台湾海峡震惊了世界。
苏联如此积极地展开亚洲外交的意图是什么？综合外交家和专家们的看法，似乎可以指出有两个侧面。第一是意识到了中国，虽然苏联否认这一点。第二个侧面是亚洲集体安全设想不单是亚洲，而实际上是将中东和亚洲打成一片的宏大的战略设想。苏联已经同埃及、伊拉克缔结了相互合作条约。柯西金在欢迎伊朗首相胡韦达的宴会上讲话时，在迄今为止的亚安体系设想的原则中又追加了“承认各国对天然资源的固有主权”。可以认为，这就是企图引诱特别是中东、东南亚等“提供资源的国家”。
再看看亚洲方面的情况。由于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以及美国军事的撤退，这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动荡时期。苏联积极活动的背后隐藏着要同美、中、日一起，在这个地区确立主动权的战略意图。
多数专家们的看法是：“只要中国不参加，亚洲集体安全就没有意义，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根本没有参加的可能性。”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十日电】（记者：弗兰克·克雷皮）当通货膨胀在西方世界蔓延，吞噬着货币价值的时候，苏联和欧洲的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声称，由于国家对工资和物价实行了控制，因此它们克服了通货膨胀。
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真实。因为某些形式的通货膨胀正在国家控制的范围以外蔓延。
当日本、美国和西欧的物价指数往上涨的时候，在这些国家里随之传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惊呼声。
导致通货膨胀的另一条途径是，发行的货币的增长超过了可以买到的商品数量的增加。在经济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物价通常是上涨的。在大多数共产党国家，货币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为暗中交易、行贿、黑市和在商店柜台前排长队。
结束通货膨胀的处方很简单：把所有的生产手段移交给国家，只有国营零售商店存在，由国家规定其价格，并且使人人都为国家工作领取受控制的工资。
这种办法并非完美无缺，但是通货膨胀保持在限度之内。
在东欧的美联社记者对共产党国家通货膨胀的含义提供了如下情景。
——南斯拉夫目前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它已走向市场经济。
美元贬值，南斯拉夫的第纳尔也跟着贬值，而不象卢布、兹罗提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货币，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人为的比价却提高了。
一九六六年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制时，物价猛涨，过去两年物价指数每年上涨百分之十五以上。
南斯拉夫政府企图暂时冻结价格，冻结价格大体上是行之无效的。
——据说，波兰没有通货膨胀。但是三年前食品价格上涨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波兰人忍受不住了，于是爆发了流血骚乱，致使哥穆尔卡倒台。
继任人盖莱克制止了物价上涨，而且食品价格的冻结现在已是第三年了。
保持低工资，平均每月约为二千五百兹罗提。
但是波兰的黑市很兴旺，黑市上反映出兹罗提的真正价值，在那里八十六兹罗提兑换一美元，而官方的牌价是十九点九二兹罗提兑换一美元。
——自一九七○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也冻结了物价，象主要食品的价格、交通运输费和房租之类都保持在限度以内。
现在是十一个捷克克朗兑换一美元，按照这一牌价，原来值一百五十克朗的一双上好鞋现在最高价格可达二百五十克朗。新的式样出现后，又标上新的。最新式样的鞋现在价值三百五十至四百五十克朗。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要求国营工厂生产至少是数量有限的价钱低廉的衣服和鞋，以便人们可以买到。
——匈牙利说，不存在西方式的通货膨胀，但是它让一九七二年物价指数增加了百分之三，计划今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五。
象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许多价格是相当高的。月平均工资为两千三百五十福林，按官方牌价约折合一百美元，要买一台大电视机，需花去两个多月的工资。
——苏联自满地说，它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全然排除通货膨胀”的高度发达的国家。
苏联的房租、交通运输和医疗保健费是低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国营商店的食品价格——有上涨的趋势——也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据某些估计，兴旺的私人市场提供的肉类、蛋类、蔬菜和水果占消费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因为在国营商店经常买不到优质肉类、蔬菜和水果，顾客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这些东西，要是他能够按不受控制的价格买的话。一公斤土豆在国营商店卖十戈比，而目前在自由市场上一公斤卖五十戈比。
明显的后果是，消费者在自由市场上作交易，卢布的购买力就下降了。自由市场的洋白菜、西红柿和苹果的价钱要比国营商店贵两、三倍，但是往往只有在自由市场上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在苏联，价格是由国营机构定的，但是由于消费品普遍缺乏，于是把国家的产品偷盗出来拿到黑市上去卖，而且形成了行贿和送礼的一整套办法，以便得到机会购买难得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用高价转卖出去。
例如，送一瓶伏特加酒就可以买到一顶皮帽，是否应当把这瓶酒的价钱算在帽子的价格上呢？
一件值二百六十卢布的女短大衣拿到黑市上就卖五百卢布。这是一种隐蔽的通货膨胀。虽然工资增加了，但是消费品仍然短缺，人们宁愿出高价购买在苏联当作“奢侈品”的东西。
象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完全无缘的。苏联的全部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家经手的，这些交易通常都是易货交易，以天然气换金属管，以伏特加酒换回百事可乐。
如果易货交易行不通，苏联就用美元，或者其他硬通货同西方进行小量贸易。
从西方进口的供消费者使用的商品，当局规定的价格比西方出售的同类商品贵两、三倍。苏联官方没有征收高额税，但是对消费品征收的“营业额”税可以说手段恶劣。
在西德卖价相当于二十五美元的一副日本假发，在红场旁边的国营百货商店却以按卢布折算的相当于原价四倍的价钱出售。
象食品之类的必需品仍然是苏联家庭主妇的一项很大预算项目。莫斯科的许多家庭说，他们要养活三口之家每月得花一百五十至二百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