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台湾《大学杂志》七月号刊登吴炳煌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工人的呼声》，详细摘要如下：（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是辅大四年级的学生，寒暑假经常在工业城——高雄做工赚取学费，他希望以他亲眼目睹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大众，希望能提醒另外一些能够丰衣足食无忧虑的人们也拿出恻隐之心来关怀一些正在受苦的人们
——即使他们属于极少数——也值得我们共同来想想如何面对和来解决即将不断的增加的职业病、工业灾害以及工人的福利和保险问题。作者一再强调他是第一次投稿，他出身农家，原想多谈农业问题，但因本刊对农业问题已谈了不少，他希望能为那些不会发言的朋友们道出他们的心声，他希望尽量不改动他的内容，因为下面都是出自他的肺腑之言。）
前些时，在报上常可看到有关电子业女工中毒死亡的消息，这可能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今日台湾的工厂中，大概以电子工厂的设备最差，但是就笔者所参观及工作过的工厂来讲，电子工厂若不因排出毒气太强而使女工死亡的话，那无论在噪音、光线、空气及安全方面，电子工厂的设备应是台湾各式工厂中设备最佳的一种，关于这点，只要是常至各地工厂参观过的人便不难明了，台湾目前工厂之情形，正如同前些日子在报上刊登的一女工投书：“赚要命的钱。”
无可否认，台湾确实也有设备及安全合乎标准的工厂，但为数太小，记得不久前，政府的一主管单位，曾对台湾数万家工厂作一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安全设备合乎标准的只有二十几家，另有一百多家勉强可以，其他数万家皆不合格，换句话说，台湾目前的劳工中有一百多万人，每天都有遭受工业灾害的伤残的威胁。
记得作者高中毕业那年，便利用联考完后之暑假进入一家木业公司工作，当我初次进入那工厂时，当时真的令我吃惊，虽然每天从报纸上所看到：“劳工生活好，脸上挂着愉快的笑容。”的报道，使我产生莫大的怀疑，记得当时我犹自问是否走错了地方，在一个木屑粉弥漫全厂、刺耳的机器声和缺乏空气调节，奇热无比的厂房工作，看着那些在烟雾里摇摇幌幌的人影，我当时真以为我走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了缴即将来临的一大笔学费，我也只好脱下外衣，参加他们的行列，幸好，我身为一农家子弟，平常也工作惯了，不过对工厂的高热及刺眼的酸味仍使我难以忍受，我不知在那里工作环境中共吸进了多少“木屑粉”，健康的损失实在不是我当时每天的工资所能补偿的。
当然在那里工作，令我惊心动魂的回忆的还多呢？记得那是我进入工厂的第二天傍晚，在我工作的隔台机器发出一声尖叫声，一位小女孩（当时是国校刚毕业）的手被拖进机器里，大家慌慌忙忙的把它拖出来，我记得那小女孩被抱走时仍这样呼喊着：“呀！我的手！我的手！”然后就昏厥过去了，事后检查的结果发现切断了两个手指，象这种事在我那家工厂便常常发生，就我所接触到的部分工人中，他们告诉我至少曾有十个被削去手、足。
此外，谈到工人的工作时间问题，一般工厂皆分为“两班”制及“三班制”，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不停的工作，每一工人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或八小时，再加上加班，每人每天有时工作十四小时以上或十小时以下，星期天也难得休假，每周上班皆日、夜交替，加班通常是利用中午规定休息的一小时不休息，或下班后再继续作，加班并非是自由的，通常带有强迫性。
此外，有的工厂，规定每天工作九小时算一工作天，甚至大量采用童工、女工，我看到很多刚从国校毕业的小女孩也在工厂工作。
但更有趣的是，我们常看到报上报道劳工都是充满着笑容的文章，我再举一工人传出来的真实例子：本省有名的某大纸厂老板，更是有“工人是我养的”一副傲气，他对厂里的工人有一规定：“凡见到老板的车子经过，每人皆需立正且欢呼。”就如同欢迎外国元首一样，但他们却强颜欢笑，否则那些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怎么办？
再谈到工人的工资问题，这只要从前几年争议的将“每月最低工资从六百元调整到九百元”一案，至今迟迟不能通过一事，便知今日台湾工人工资之低，一般来说，工厂里男工工资皆较女工高，但也高不到那里去，在待遇较好的工厂服务了好几年，成人男工每月工资约一千多元，拼个命，舍弃星期天例假不休息，每天加班三、四小时，一个月至多领二千多元，至于待遇差的工厂一个月连同加班领一千元的更比比皆是，女工的当然更低。
再谈到工人的吃、住的问题，我想大家只要从工人的薪资便可看出个端倪，一个月一千多元，若有自宅，当然最好，否则，付掉一个月的房租，剩下来的勉强吃个饱，但一遇到孩子生个病或上学便惨了。我常常感慨今天台湾劳工，他们终年劳动，日以继夜的加班，只赚些微薄的收入，到老了，无力劳动了，也没退休金（除少数几家大工厂外，其余皆无退休金。），这期间，又需防备自己受到伤残，否则，手足一断，公司顶多付个医药费，自己却将终生挨冻挨饿。
我们常听人说：“台湾的劳工最乖、最听话、没罢工，也不敢向老板要求加薪。”不错！因为他们大都是诚朴农村的子弟，知识水准较低些，他们相信宿命论，他们不知工会是什么？也不知要求加薪，因他们认为那样做会被老板开除，被开除将没饭吃，他们不知自己的前途是什么，只知一切都是命运。
记得报上不久前曾有位家庭主妇投书云：“电子业女工待遇差，加班多，一年到头不停的工作，所赚得工资不够医药费。”当然今天台湾电子业，由于毒死了女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安全、设备方面会受到重视些，但其他行业的工人呢？那些每天正受慢性工业毒害的工人，每次望着他们那日渐消瘦的躯体，我不尽感慨良多。一些刚从军中退伍的年轻小伙子，退伍时壮得象头牛，去工厂工作不到两年，有些人变成一副排骨象，苍白的脸色挂着无神的眼光。我真不知那些天天沉溺在“酒色财气”中的老板有何感想？
我希望那些宣传台湾劳工、农民生活如何好的人，不妨到工厂和乡村去看看，而不要专选那些“明星乡村”、“明星工厂”做宣传口号，一来蒙蔽事实，而做为加重工、农民赋税的借口，就如同我第一次参加家乡的里民大会所看到的情形一样，有位派自高雄市政府的官员“莅临致词”，开场白便是：“你们乡村如何富裕，生活如何好。……”话没讲完，便被那些诚朴的农民站起来臭骂一顿，有几个厉害的甚且要围殴他，幸得里长赶快护送他回去；否则不堪设想。我确信要宣传今日台湾农民、工人生活如何好，只有让他们自己站出来讲，也只有他们的子弟才有资格做代言人，否则其他一切宣传，只会增加他们的不满而已。
以上，所说的台湾工人的生活情况，并非只是一家如此而已，只要大家多上几家工厂看看，应该可以知道今日台湾工人生活的概况，也希望在冷暖气房里骂人“偏激”和“以偏概全”的人们，拿出同胞爱和恻隐之心共同来替劳苦的同胞们想想办法。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意大利歌剧的危机》，详细摘要如下：
去年十二月七日的圣布罗乔节，意大利米兰市的斯加拉戏院以《化装舞会》为这个季节开幕。当晚斯加拉戏院内外都挤满华装盛服的男男女女，把《黄金时代》的一个场面再现出来。可是随着这部歌剧的演下去，这种美好的气氛就开始崩溃了。初时由楼下的堂座传出吱吱喳喳的嘈吵声，接着楼上的包厢又开始喝倒采、吹口哨，对美国女演员女高音歌唱家露·安·魏可夫提出强烈的抗议，指责她唱得太劣。幸得拍档的男高音歌唱家和乐队指挥竭力帮助她，才能把公演勉强演完，第二天果然纷纷对她进行批评。
其次在罗马的歌剧院也发生过同样的风波。上演《伦美摩尔的鲁吉亚》的头一天，担任女主角的女高音歌唱家安娜·莫福被听众喝倒采，大声对她奚落说：“到康佐尼西马去吧！”（康佐尼西马是由康佐尼的第一线歌手全体出场的ＰＡＩ电视台的一个新春节目）。安娜·莫福本有意大利歌剧界的第一美人之称，近年来大抵以拍电影为半正业，常常拍半裸体的镜头，她的歌也有ＲＣＡ灌过好几张唱片，足见是个红歌星了，但她的声量究竟不够，在这一次演唱《鲁吉亚》时就暴露无遗了。到了第二天她便借口有病，不再登台公演。
至于那不勒斯的圣卡尔罗剧院在开幕日上演的《杜伦托特》，所引起的丑闻却更加厉害。早在第一幕演完时，全场听众都对担任女主角的英国女高音歌唱家阿美诺·施亚德纷纷喝倒采，吹口哨。等到第二幕演完时，甚至已陷入不可能再演唱下去的事态。奚落她的话中，竟有“拖她出去吧！”“你想要毁坏圣卡尔罗剧院吗？”“滚出意大利吧，你这个外国人！”照那不勒斯人的性情来说，这样的情形倒是很出人意外的。由于中断得很久，连乐队的代表也不得不提出要求：“此事早在彩排时已经预料得到了。快去找替身来上台吧。”艺术导演勒兹终于找了法郎嘉·柯摩来做替身，登台接演下去，平安无事的演到收场。但勒兹却要立即提出辞职书。
到罗马的歌剧院去听戏时，是常会听到听众狂热的掌声的，照这次的事件来看，可见意大利歌剧的听众实在非常厉害，演唱得好时的狂热鼓掌，绝不是为了礼貌了。听众要把演员从舞台上拖下来，恐怕别的地方的听众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吧。
所谓“意大利歌剧的危机”，其实早从几年前起已有人在暗中谈论了。在这一届的歌剧季节开幕时所发生的三件插话，绝不是偶然重叠出现，而只是‘‘危机”出其不意的成为表面化罢了。因为“危机”在数字上已清楚表露出来。先来看看意大利全国的歌剧院在整个季节内所卖出的票数吧，在一九五三年是约二百一十万张，到一九六八年只得一百四十六万张左右，显示出是在一路减少。再看钱财方面的资料吧，一九六八年度，十三间歌剧院的支出是二百二十五亿里拉，而收入却只得三十亿里拉，这个数字无论是谁见了也不能不为之愕然的，因为这简直已越出经营学的常识范围了。但即使如此，歌剧仍然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却是全靠由国家获得一百二十亿里拉，又从地方自治机构及其他团体获得二十五亿里拉援助费的。
诚如圣卡尔罗戏院方面的自辩那样，由于经济关系，对物色角色就不得不经过一番大动脑筋的（罗马的安娜·莫福演一台戏要一百六十万里拉，那不勒斯的施亚德也要一百五十万里拉）。但造成象今天这样的收支不平衡的最大原因，却是由于舞台布景一年年的变得奢华起来。米兰的《化装舞会》是起用以维也纳的“堂·乔凡尼”的舞台布景博得好评的电影导演谢菲列利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幕有杂技团出场时，听众就大喝倒采，异口同声喊道：“杂技团到马戏班去吧，这儿是斯加拉戏院呀！”报纸上也登出“歌剧是要听的，并不是要看的”这类很严厉的批评来。
利用豪华的舞台布景，电影一类的名气，这是想拼命去吸引年轻一代的策略，但真正的歌剧迷却不喜欢这类劳什子，结果苦心所想出来的策略，竟至成了弄巧反拙。大概有光荣的歌剧的真正享受，现时只能在古老的记忆中苟延残喘吧。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七月二十四日刊载一篇报道，题为《日暮穷途的美国黄色电影和书刊》，全文如下：
美国的“春潮电影”及“色情书刊”，盛极而衰，在最高法院全面禁止的决定下，现正日暮穷途了。尽管若干“大制片”家和“大出版家”不甘心被冠以“猥亵者”的罪名，但是他们的影片不准上映，书店被迫关门，却是铁铮锋的事实。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禁绝黄色，至于什么程度才算黄色，授权地方法官决定，由于宽严不一，许多黄色贩卖者，认为此禁彼开，最后必然不了了之。但是二十几天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都在杯葛色情影片及书刊，才使“黄色制片家”及“出版家”，大梦初醒，原来末日真的已经来临了。
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法兰帝认为很难给“色情”下定义，他举例说，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极美的电影，假如女主角有一个眨眼即逝的裸体镜头，怎能算是黄色？但各地自有他们判断的标准。联美公司发言人说，他们是大公司，从不拍摄“肮脏的电影”，但该公司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在盐湖城被禁。大导演麦克尼古拉斯的《阿维克使馆的性知识》在乔治亚被宣布为“春宫电影”。派拉蒙公司的《纸月亮》在达拉斯被认为不适宜青少年观赏，《深喉》一片在纽约有麻烦，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影人聚集地卑佛利山正由法院审理中，该片只在洛杉矶上映了一次。另外有十四部黄色电影在最高法院的禁令下，恐被没收，不敢推出。性电影的先驱罗斯梅耶，取消了拍摄下一部片名《狐狸》性电影的计划。他自我嘲弄地说，要改行去做渔夫了。
在出版界也被扫荡黄色的禁令震撼，全美各地已有许多“成人书店”关门大吉。不过美国出版商协会的职员正代表二百五十家大出版公司联合美国民间自由联盟募集基金，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但目前已大受影响，象卢本博士的畅销书《性的一切》，《不敢问》（又译《性爱实典》），何兰德的《快乐的霍克》等书，均面临查禁的窘境。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也准备改头换面，缩小照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