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专访报道，眉题是《阔别五十余载畅谈一小时半心情激动》，主题是《李振翩夫妇谈毛主席会见》，详细摘要如下：
毛主席的老朋友、美籍中国医生李振翩教授和夫人汤汉志，在中国参观访问后，前日由广州抵港，昨日下午在接见记者时兴奋地谈到他与毛主席阔别五十多年后再次见面的情形。
七十五岁高龄的李振翩教授和七十一岁高龄的汤汉志医生清楚地记得：那是八月二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里，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们。
李振翩教授说：“毛主席和我们用湖南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毛主席有时也讲几句英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对于过去日子的重要国家大事，都记得很清楚。”
在旁的汤汉志女士点头说：“真的，毛主席的记忆力很好。”
李振翩教授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他在向记者描述毛主席与他会面时的情形时说：“一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很激动，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李教授接着说：“见到毛主席，我很高兴。我们互相都认得出来。我从毛主席脸上的表情，可以记起他年轻时的相貌、他的言谈、他行动的姿势。
……”
“我们欢叙过去的友情，令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哲理懂得很多，比我知道得更多。”李教授微笑着说：“毛主席的书房里都是书，谈话的时候还给我看一本书，是草书，可惜我不会看！”
记者接着请李振翩教授谈谈五十多年前与毛主席认识的经过。
“噢，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李教授以缓慢而安详的语调说：“那是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事情，当时我是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学生。毛主席由北京回到长沙，调查研究学生运动。
“毛主席那时并不是学生，但他为了研究学生运动，为学生而工作。湘雅医学院学生会会长张维，是我的同学，我们创办了一份叫做《新湖南》的杂志，我是编辑之一。但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后来，《新湖南》改名为《湘江评论》，这是一份很有名的杂志，大概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吧。”
对于这一段历史，李教授是记得很详细的，因为那时候，毛主席曾经号召湖南的学生，发起“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的‘张’，就是指湖南军阀张敬尧。”李教授解释说：“毛主席号召学生罢课，向当时的北京政府发电报，要撤张敬尧的职。学生会通过了罢课的决议，同时每一间学校都派两个学生代表去北京。那时，每个学生只有四块钱的饭钱，大家决定将饭钱由四元减为三元，省下的一元就作为给代表团上北京的路费。首先，我们在汉口集中，我还记得，当时我几乎迷了路，是张维把我拉上火车的。”
谈及五十多年前认识毛主席的印象时，李振翩教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他！”
李振翩教授说，自从他与毛主席分手后的几十年来，毛主席曾三次问及他的情况。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去重庆，那时他在贵州的贵阳，毛主席托人捎信给他，但可惜他没有收到；后来，毛主席又问起李振翩教授的朋友，李振翩在哪里？朋友告诉毛主席，李振翩去了美国。第三次是去年十月中国医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代表团的成员、北京首都医院（前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医生是汤汉志医生的同学，她们都是在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在华盛顿欢迎中国医学代表团的酒会上，林巧稚医生与汤汉志医生见了面，就转达了毛主席问候李振翩教授的口信，并邀请李教授到中国看看。
李振翩教授笑着说：“当时我对林巧稚医生说我太老了，林医生说，我也七十一岁了，我不是也到美国来吗？”
大半年之后，李教授夫妇果然应约到中国去。和他们一起成行的还有一批美籍中国医生。李教授是这个参观团的团长。
谈及参观团到中国去的目的时，李教授说，目的是为了将中国的医学介绍到美国去，也将美国的医学技术与中国交流。李教授引述毛主席的一句话，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自己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也是他研究医学的目的。
在中国参观访问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由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三日），李教授夫妇足迹遍及广州、北京、沈阳、天津、延安、西安、南京、上海，参观了很多医院，觉得中国传统的医学是值得研究的。首先是大家都已知道的针灸术，其次是中草药。李教授强调说，他这次到中国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搜集有关中草药的资料，以进行研究。
李教授透露中国医学家现正以中西医结合的新治疗方法医治各种的疾病，包括心血管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和癌症。
他说：“针灸并不是中国在医学上取得的唯一成就，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计划在进行中，譬如很多宗盲肠炎的病例就是以中草药医治好的，而不必动手术。某些古方已被发现可以减轻使用防癌西药时通常所引起的中毒现象。”
李教授夫妇还举了一些以中草药及新针疗法医治胃溃疡的病例。
李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一种新的治疗法还只是一个开始，还要有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去做。他们参观医院时，中国医学界领导人就一再叫他们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医术时，不要将这些初步的成绩讲得太过分。
李教授这次从中国带了很多箱有关中草药的医书和中草药的标本，认为收获十分丰富。
李教授夫妇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也于七月二十九日会见了他们。据李教授说，周总理仍然记得汤汉志在约二十七年前南京的一个酒会上，第一次与他的夫人邓颖超见面。
李教授在湖南湘乡出生，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夫人汤汉志医生也是湖南人，先后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及北京协和医院，于一九四八年，他们夫妇俩到美国定居。
李教授是著名的病毒学专家，曾与一位叫苏化的医生共同创制了一种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药物，药物的名称为ＬＳＣ，“Ｌ”就是李教授英文名的缩写，“Ｓ”是他的朋友苏化医生的缩写。李教授一向在华盛顿州立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于一九六八年退休。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三日发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印度》，全文如下：
印度想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想同印度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印度进行了两年的外交努力以后，两国政府间的距离仍然象过去一样远。
第一个障碍是围绕着把印度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恢复到大使一级的问题形成的。印度在一九六二年边境纠纷期间召回了驻中国大使，中国在静观了长得异乎寻常的一段时期以后，一报还一报采取了同样行动。
印度政府已向中国人表示愿意向北京重派大使。但是印度人并不是干脆地提出大使的名字征求北京的同意，而是想要中国保证对他们的行动采取对等行动。中国人断然拒绝给予这样的保证。他们指出，印度人自己首先召回了大使，因此没有权利在重派大使的时候提出任何条件。他们必须遵循正常的外交程序，到时候会看到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印度外交部对这种态度有两派意见，但是直到不久以前还是那些警告说这是想使印度遭到严重奚落的官员占上风——印度驻北京代办米希拉先生坚决主张，如果不能得到中国方面关于采取对等行动的明确保证，就不要再往前走。其他官员的论点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政府的那种要求是不恰当的，而且，考虑到中国向来严格遵守外交礼仪，提出那样的要求也是不必要的，但是这些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有一切理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人是被他们历来的爱“面子”的心理引入了歧途。本来，如果他们遵守通常的程序，并及早放弃坚持要北京事先提出保证的做法，那么中国大使早已及时派到新德里了一一毫无疑问，派出的时间既不会匆忙得不合常理，也不会拖拉得令人难堪。
但是，到印度人解决了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给自己造成的问题的时候，印度次大陆的事态发展又已对两国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其他障碍，而且是一些更具实质性的障碍。据这里外交界的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印度政府最近通知中国不久将提出印度大使的名字以征求同意——这一次印度人没有再暗示要取得中国方面采取对等行动的保证。但是把政策的指导思想从爱面子变为讲实际的这种转变来得太晚了。中国人立即通知印度人不要照他们所说的意图办事了，因为这时的情况已不容许中国作出响应了。
印中关系的问题现在已同新德里对一九七一年战争的后遗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次大陆打下的结子纠缠在一起了。这个结子不解开，印度同中国之间要改善关系是不可能的。看来，这个过程只能从这里开始：印度释放巴基斯坦战俘，以换取巴基斯坦对孟加拉国的承认，这种承认一直是可以这么取得的。中国在联合国发表的说明它为什么否决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的发言说得很清楚，遣返俘虏，是这个问题的症结。这一点做到了，次大陆也许立即就能够朝着普遍缓和紧张局势前进，中国也就会多少觉得解除了它的忠于巴基斯坦的义务，从而能够不但响应印度的而且响应孟加拉国在外交上的表示。
对于中国的立场，印度人是很清楚的，而且这里的外交界人士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遣返俘虏一开始，他们马上就会为向北京派出大使采取行动。
任何想要把中印边界这个老问题提出来早日求得解决的试图都将是错误的，大概还会损害两国间的关系，这里最近把周恩来一九六二年致亚非各国政府的信印成小册子出版这件事就证实了这一点。那封信令人信服地申述了中国对边界问题的立场，现在再版的意思只能是要提醒印度：这方面毫无改变。对于英迪拉·甘地夫人来说，要是接受象中国一直坚持的那样在现状的基础上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那就是收回她已故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说过的许多话。边界问题应留给甘地夫人的继承人去解决；在此同时，如果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达成一项简单的协议，那就足以把实际上自从中国单方面和胜利地从一九六二年战场撤出以来一直存在的事实上的解决办法正式确定下来。
【路透社圣地亚哥八月十四日电】阿连德总统昨晚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中警告说，智利处于内战的边缘，几秒钟之后，他的声音改变成噼噼啪啪的声音，因为圣地亚哥和智利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由于断电而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
在三十八分钟之后，应急发电站恢复了圣地亚哥的供电和同外界的电讯联系。
总统已讲了四十分钟，告诫全国提防二十天之久的卡车主罢工造成的悲惨后果，在断电后，他在一些靠自己发电广播的电台中呼吁大家保持平静。
阿连德在讲话中对全国说，如果卡车主继续罢工，他将宣布紧急状态或要求议会实施戒严令，戒严令是一种更严厉的措施。
阿连德在讲话中谈到罢工引起的恐怖活动浪潮越来越大。
他说：“五人死亡，三十一人受重伤，对卡车进行了七十一次袭击，对公共汽车进行了三十七次袭击，对铁路线进行了三十七次袭击，对桥梁进行十次破坏，这些就是这次罢工的结果。”
在总统的讲话接近高潮时，在总统显然感到气怒时，广播中断了。
【拉丁社圣地亚哥八月十四日电】阿连德在重申“我们处于内战的边缘”之后说：“卡车主的罢工是对国民经济的侵犯，除此以外，还有卑鄙阴险的恐怖活动。”他解释说，百分之四十的工厂只开工百分之二十，大矿正受到缺乏燃料的威胁。
他说：“全国应该知道，我们处于恐怖活动浪潮中，存在一个叛乱计划，恐怖活动已达到本国从未有过的程度。这是法西斯主义。这是我们必须谴责的。”
总统要求人民信任政府的行动，他说，武装部队三军司令和警察局长参加内阁，这是智利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从未有过的。
他说，他的政府将镇压“法西斯的卑鄙行动”，他表示遗憾说，在那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具体指左派革命运动）中也出现“同法西斯主义配合的”人。
【法新社圣地亚哥八月十四日电】左派联盟政府今天清晨在这里证实，全国八个城市停电是由于四次爆炸事件造成的。
这番话是内政部副部长贝尔加拉说的，他把这些事件直接归罪于“极右分子”。
贝尔加拉指出，这次非常严重的恐怖事件发生在距圣地亚哥西北二十二公里全国电力股份公司的一座高压线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