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十六日刊登上智大学教授前田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核军备没有削减反而增强，“两名警察”独断专行》，摘要如下：
上个月美苏两首脑在华盛顿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协定，本月在赫尔辛基开始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且，这种活动被当地当做“世界和平的巨大里程碑”和“象征紧张局势和缓的大景象”而传说着。但是，这些协定和会议有哪一点是旨在实现使我们安心的世界和平的呢。
防止核战争比较可靠的方法，是全面废除世界核军备。但是，在这次签署的防止核战争协定中，核武器本身丝毫没有受到限制，甚至没有规定不使用核武器。也没有说不首先使用的问题。
另外，如果美苏之间或者其中一方同第三国之间，或者第三国彼此之间发生争端，有将美苏双方或者一方卷入核战争的危险时，美苏将举行紧急磋商（协定第四条）。当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磋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次协定给人的印象是，“两名警察”的思想在背后发挥着强大作用。不言而喻，这种思想就是只允许美苏两家维持强大的核战力，而不让任何第三国拥有接近其强大的核战力。
在军备方面，美苏大力扩军的情况也是令人吃惊的。最近全世界军事开支的总额，每年约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仅美苏就约占百分之六十。并且，从过去十年的军事研制费用来看，美苏就占世界总额的约百分之八十五。这说明两个超级大国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且，在去年一年主要向所谓第三世界出口的非核武器数额中，美苏提供的就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关于欧安会的召开也不能忽略其背后的军事形势。最初倡议召开会议的国家是苏联，其精神是五四年提出的全欧集体安全条约的设想。这个设想旨在废除各种军事同盟，建立包括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体制（六九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也是同样的设想）。但是，今后即将谈判的课题并不是这样的设想。似乎只是争取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缔结互不侵犯边界协定和促进文化交流协定。这种推进紧张局势的和缓的动向是可喜的现象，但其背后仍有大量军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队约三十五万人，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约七十万人）在对峙，都把强大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指向对方。因此彼此继续抱有恐怖感。
国际紧张局势尽管出现了和缓的现象，但是没有实行裁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认为，相互敌视的“两名警察”越来越强大的状况，蕴藏着严重的问题。
【本刊讯】英《东西方文摘》一九七三年七月号刊登雷蒙德·斯利珀（美国田纳西大学航空工程学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的（军事）技术挑战》，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常关注的是，在军事和技术条件方面使我们拥有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不容置疑的优势，苏联的军事科学是先进的，可确保部队的各种类型的武器得到正确和成比例的发展。”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将军说这番话是表示他的信念，他说这番话是对美苏相对军事技术形势作的一次认真的估计。
自从苏联在五十多年前立国以来，苏联领导人就追求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的目标。但是过去十年在这方面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曾经观察过苏联情况的某些西方学家说，苏联的技术并不呈现威胁。另方面，美国军界领导人若干时候来一直担心，苏联在科学和军事技术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是对美国安全的严重而日益增长的威胁。
哈维博士、古尔雷博士和普罗科菲耶夫先生最近写了一部出色的著作，对科学技术作为苏联政策的工具作了分析。该书的作者全都是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学者。该书第三章谈到了苏联在科技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从一九五○年的大约十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大约一百五十五亿卢布。
威廉·斯科特上校（他任美国驻苏空军武官的第二个任期届满后已于去秋回国）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空军杂志》上为该书写了书评。斯科特上校支持作者们的这一观点：苏联为取得科技优势而作的努力同“直接的军事力量特别有关”。作者们估计，苏联的科技投资约百分之八十用于军事需求。因此，斯科特上校的估计是，在一九七二年，苏联的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相等于美国投入的二百四十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大约为二百五十八亿美元。
即使假定斯科特上校的估计有点过分，这个比较也可惊人地表明，美国最好认真地看待苏联的挑战。
苏联领导人显然赞同在军事一技术上占优势这一目标，并且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创造优势。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七月号登载一篇书刊介绍，题为《废物制造者》，摘要如下：
专靠刺激消费以保持生产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建筑在垃圾及浪费之上的社会。好比一座房子建筑在沙丘上一样。
“美国生活就是消费的生活”，很多美国的中产阶层人士这样说。实际上美国也正是这样地生活着，他们仅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六，却消耗掉地球上一半以上的资源。
在美国有一股很强烈的风气，就是鼓吹浪费；市场顾问里保就曾大力提倡“强制消费”运动。不择手段的推销大计
存着以上方针的大公司和企业便各出奇谋地实行他们的推销大计：
在不知不觉间有颜色的女性丝袜流行起来，而且还得要配上衣服的颜色，这使袜商们多了几倍的生意。其后，“衬色”这种风尚被流传至每件日用品上，包括指甲油与不同的场合相配，泳衣要与天色调和，电话颜色要与房间情调配合等。
美国式的生活是繁忙和讲求物质享受的，因此制造商们都把装潢看成是决定货品能否畅销的关键，比它的质与量还重要。例如在食物方面，最先研究的并不是它的营养价值或是否清洁等问题，而是怎样的包装才教顾客感到方便和得体。据统计，一个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花掉五百多元在货品的包装上！为了使用简便，很多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都以压缩空气喷射包装形式出售，按钮即出。在很多不需要这种包装的情形下，固然增加物品成本，制造了更多废物，而且往往对物品本身也是很浪费的，因为在它用光之前，罐内气压都降到“乏力”的程度，罐旁又糊有“凿罐危险”的标贴，因此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东西便与罐一同被扔掉。
尽管冶金技术和线路设计已有了飞跃的进步，一些专家们还要设计一种寿命不能超过三年的手提收音机，因为如果手提收音机保用十年，在第一批用坏要换之前，市场已达到了饱和点，便再不能支持继续生产下去（意味着工厂要关门）。又如果耐用是货品的特性，那么用户便享受不到快速进步所带来的新产品了。总括以上的理由，为了不断有新产品面世，用户就得永远接受一些技术水平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的东西。为了市场及用户的将来“利益”，制造商们用同样的成本而不去生产耐用十年的收音机，却去生产寿命三年的产品。
纵然工业技术进展得很快，它也赶不上推销商人们的要求，一种新的手法就是尽管东西还是有效地服务着，但要使它在持有者的脑海中都已变得陈旧。“新的就是好的”这个概念不断地灌进了顾客的脑子里去。
汽车制造商还故意降低他们商品的质素来增加销路。在一项统计中人们发现以下的结果：丢到废铁厂去的汽车越来越新，路上坏车的事件却比行驶中的汽车的数目增加得要快很多，这就说明了汽车的可靠性并不因技术进步而有所提高。事实上，一位工业设计家就说过，时下的提炼合金，是要它生锈而不是教它耐用的。
各式各样的日常家庭用品中也有这种情况。其中的一项就是用塑胶来制造零件中最易受磨损的部分，在使用一年半载后当它裂开时，制造商却带着歉意地告诉你，因款式的“革新”而停止了零件的供应，这样，那具还是簇新的洗衣机便成了餐台，而它的工作便由另一具更新的去代替了。鼓励浪费的手法
从技术上来说，要做到电视机使用八年而无须修理，应该是不难的事，但厂商们却从不让你知道他们能有这样的技术，他们的影像管越来越不经用。也有人作这样的解释：“只要添少许成本，家具、衣服、碟子等都可以造得极其耐用，但制造商和顾客对这点都会不感兴趣的。”
在德国，以往很多诚实的工厂对售出的仪器都附上详细的说明书或线路、图，间接鼓励人们自己动手做些较为简便的维修。现在的美国厂家可不同了，他们很少备有这类的说明书，甚至连货品的号码牌也放在不显著的地方，诸如冰箱底或炉脚等处，使大意的用户买不到配件而被迫添置个新的。
赊帐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庞大动力之一，同时亦成为了这国家的生活特式。有了赊账制度，推销工作变得轻松了很多。在很多情形下，零售商人会发觉他们在放款中所赚的比买卖本身的还要多。于是所有的人都被游说去欠债了。资源的大量消耗
在其他国家的人眼中，美国人的偏重消费实在有点愚蠢，一些人对美国的不重视教育和医药感到惘然。另外，由于过分着重出产容易废退的货品及越来越多的把经费用在广告上，美国很多工厂都已削弱了他们与外国工厂的竞争能力。过于强调销售方法加速了工商业的垄断，因为大企业总是控制了顾客的印象和爱好。而货物的充斥及人口的增加（后者显然是很次要的）更改变了美国的生活质素。“每户两车”的宣传使道路挤满了私家车；每天，数以千亩计的美国绿林和原野被蚁群般的堆土机抓破了脸孔；自然界的气息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大都市的面积的扩展把多个城市连在一起，纽约和费城之间压根儿就没有郊区的存在。与消费工业成正比的污染问题亦是极其严重的，空气、食水的破坏，垃圾的堆积，及噪音的增加，都狠狠地伤害了美国生活的质素。
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人所用掉世界上的资源，比一九一四年以前四千年来全世界所用掉的更多。
由于企业界鼓吹消费的结果，抛弃的狂热差不多成为美国的国民性。据估计，除了食物不算在内，美国人平均比世界其他的人要耗费多十倍的资源。宁愿在冬天烧掉数以万加仑计的燃油去温暖屋子而不肯多穿点衣服的，只有美国人而已。
（这本书）在总结性的一章里，作者指出他认为当代阻碍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的最大社会因素是：第一、美国人广泛地相信他们的科学与技术进步能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第二、无孔不入的商业气味充塞着整个美国的生活，而这些广告对人的社会价值并没有增益。后记
这本《废物制造者》出版于一九六○年，当时美国的国势极盛，在世界上以国际警察自居，从第三世界国家输入资源的行径受到较少的阻挠，各资源国根本连讨价还价的力量也没有，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也相当稳定，然而作者柏加德已看到这所谓“消费文化”所带来对美国人在精神上的严重后果。过了十多年的今天，书中的数字当然不能再作准，但笔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现时美国一部分人的消费方式不独构成了对他人的剥削，而且还带来了不能再忽略的后遗症。
（香港《今日世界》一九七三年八月号刊载美伯明翰新闻公司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