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金边八月十三日电】今天这里有消息说，柬埔寨政府军昨天撤离了斯昆镇。
在这之前数小时，政府军放弃了更北面八公里的波雷多栋据点。
守卫这两个据点的十营政府军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
【合众国际社金边八月十三日电】军方人士今天说，柬埔寨军队在遭到叛军猛烈攻击之后于十二日撤出了金边以北大约五十英里的一个重镇。
这些人士说，在政府军撤出斯昆之后，柬埔寨空军开始轰炸由叛军控制的这个城镇。
这些人士说，星期天晚上疲惫不堪的政府军向东面的七号公路沿线撤退，于是斯昆就陷落了。
北方各省的激烈战斗同金边周围战斗平息的状态形成了对照。政府军利用这种暂时的平息来巩固和扩大首都的防卫圈，以防美国在星期三停止轰炸。
美国军用飞机利用它们最后几天对柬埔寨的轰炸，对可疑的叛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然而，飞行员们说，季节雨妨碍着美国的空袭。
【美联社金边八月十三日电】红色高棉叛乱分子今天对金边的波成东机场以西不到八公里的政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
这次对多列的进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个镇是保卫机场的主要环节之一。
在黎明时可以听到美国轰炸机在试图击退这支进攻部队。投弹声震动着金边市区。
【合众国际社金边八月十二日电】在一个北部省城的柬埔寨守卫者今天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同台批向被围困的政府军发动全面袭击的叛军交战。
金边周围继续处于战斗间歇状态。政府军在预见到美国将在十五日停止轰炸的情况下加强了首都已扩大了的防御圈。
美国作战飞机对首都周围到处进行猛烈袭击，其目的是要把叛军保留在金边附近的东西炸光。
装载着极需的弹药的三条驳船在湄公河上方一里的地方缓缓行驶，这是两天来设法自西贡开抵金边的第二批船队。在星期六（十一日），九条驳船中有八条顺利地开抵金边。装载着弹药的第九条驳船被敌军火箭击中，后来被美国作战飞机炸毁。
据报道，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斯昆——一个位于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连接处的主要城市，距金边东北约四十八英里。
一位美国飞行员在斯昆上空盘旋时拍发无线电报说，“局势严重，无法防守。前线在撤退，军队在溃逃。”
这位飞行员说，在斯昆的柬埔寨地面部队司令员报告，他的“处境极糟……接着他的话中断了，我未能再听到他的话”。
斯昆人口不到五千，若干月来一直被围困着。
美国轰炸机被紧急召来解救斯昆被围困的守军，它们袭击了斯昆四周的叛军集中地。
沿湄公河挣扎而上的河上运输队是两天来迎着共产党炮火而上的第二批运输队了。这两批运输队中都有装运弹药的驳船这一点表明，政府希望在美国空中掩护继续保护这些易受攻击的船只的情况下储存一些弹药。
走在金边周围公路上的战地记者报道实际上没有任何地面战斗。相反，政府军出现在保全下来的公路上，并挖壕守卫首都。
【本刊讯】布拉柴维尔八月十一日消息：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在正式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越南之后，八日下午在他的参谋部官邸向报界发表谈话，谈他对上述三个亚洲国家访问的印象。谈话的有关访华部分摘要如下：
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访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朝圣，因为你是以一个反帝的人民的领袖的身份前往的，而这三个国家又有反对美帝斗争的宝贵经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志，你是否许可我们把你的旅行称之为朝圣？
答：首先，对朝圣这个词的意思应当同意。事实上，朝圣是一种虔诚的旅行，往往是去圣地。
但是，对我们刚果革命者来说，我们认为前往中国、朝鲜和越南，从反帝斗争这个明显的意思上看确实可以说是一次朝圣。我们可以把这次旅行说成是朝圣，但不是去圣地的朝圣，而是去看看这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榜样发源地本身，这些国家过去同我们一样，遭受过殖民统治即外国剥削。我想，这个词对我们选得很好，这真是一次朝圣，一次革命的朝圣，它使我们有机会仔细看看和学习这些过去长期斗争，今天还在激昂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亚洲人民的经验。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你的关怀，是否可以看作是中刚关系牢固的一个证据？
答：我看，应当这样说，是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极好。我们同人民中国保持的不是礼节性关系，用国际与外交语言说是纯合作的关系，然而却是一种真正严肃认真，很有战斗性的合作。
鉴于刚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很牢固的特殊联系，一些特殊的事实显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牢固，这种牢固，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的。这是一个真理，它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人民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无需另加解释。这完全是真的，这体现出刚果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刚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刚果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联系和关系牢固的重大意义。
问：主席同志，在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访问期间，你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无疑，这样一个会谈使你们能够回顾国际时局和中刚关系的迫切问题。但是，主席同志，你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这次历史性密谈的概要情况？
答：刚果人对毛泽东主席自长征以来的斗争，对中国共产党人先反对日本占领者随后反对蒋介石集团直至革命胜利的斗争，不是不知道。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斗争者，他经历过许多斗争。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现在的年纪，而且也是因为他进行过广泛的斗争，而且，我们想，他时时刻刻都在他的书房里看书。这是相当不方便的，但我们想，他不得不减少礼节性的甚至友好的拜访。因此，去见他的只有我一个。
在这一个半小时内，我们讨论了刚果和中国所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对刚中合作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致我们确实为在中国有一位十分同情地赞赏刚果革命经验的负责人、一位领导人、一位战士而感到高兴。
总而言之，关于中国和刚果，关于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一切都完全证实了我们在刚果对两国关系情况的看法。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主席尽管工作很忙，但对国际问题仍然非常关心。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下国际问题。
关于中国所处的那个地区的问题，我们了解了情况，没有发表意见，但是我们十分注意地听毛泽东主席讲。关于目前有关世界和平的这些问题，我们交换了意见。总的说来，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问：总统同志，你是继西哈努克亲王之后有幸参观了中国最大的海军基地旅顺港的第二个国家元首。请问，除了中刚友谊之外，除了我们政策上的一致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说明这种优待呢？
答：我本人曾经感到意外，因为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到大连去时，我没有想到我们要参观什么特殊的东西，而且周总理并没有陪同我一直到我离开中国去朝鲜的时候。
每当一个国家元首去人民中国作正式访问，他总是要选择某某省让他去参观。而我们呢，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特殊选择，因为最好是让别人向我们建议访问某省。我们在北京时就是这样作的，后来他们建议我们去参观大连。
我首先必须要说的，就是在这个省培养了金松迪（纺织厂）的刚果工人，其中有刚果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奥金巴—莫伦德。
这说明人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曾经去布拉柴维尔装配金松迪工厂的第一批中国工程师。我们重新见到了我们认识的人，并且这是我向某些工程师授勋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给另一些中国工程师授勋之前，这些人已经回国不在布拉柴维尔了。因此人们很容易想象出我们参观这个省时是怎样一种气氛。
我刚才说，一直到周恩来总理本人对我说这样的话之前我还不知道在这个省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他说：“我们将去参观一些我们没有让别国元首参观过的东西，这一点就向你说明了贵国和我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关系如何。”
我把我所记得的他跟我讲的话都说出来了。其实，这是个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海军基地，法国人把它叫做旅顺港，一个曾经引起象日本人那样的侵略者的垂涎欲滴的战略要地，一个在殖民时代被当作侵占中国领土的现成的唯一的大门的港口。
问：我们从我们在你们随行人员中的代表那里得知，在你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在北京签署了一项有关中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一笔贷款的重要协定。我们希望你揭开这个继续遮盖着我们可能把它称为你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成果之一的沉默的帷幕。
答：代表团在北京也曾提出过一些问题。我们是在中国、在一个友好国家、一个东道国，我们要按照接待我们的国家的习惯行事。周恩来总理认为，很显然，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一般关系，所以不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的议定书。
我们预料到这一点，因为，在访问中，我国和中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合作直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只是肯定和巩固了这一合作，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内容，而我们还没有把现有的、在过去的年代签订的协定所提供的东西用完。但总理作为一个革命者和中国的斗争者曾向我提出了建议。根据他的看法，我认为他的看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其次谈到贷款问题，人们可以叫贷款，但实际上，要评价这笔贷款是不容易的。
当然，不可能讨论或说明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因为，目前中国是唯一对刚果这样做的国家，它这样做是充满信心，不干涉别人，不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人，这一点是重要的。
问：你对中国的历史有什么样的印象，中国革命和刚果革命之间有何相似之处？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们，我在这里只是谈谈我的主要印象，因为印象是很多的，又是大量的，看到了我们在动身之前从书本上、报纸上、从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中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看到了我们从历史上知道的、并被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所见到的事情所证实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有效地表达这一点，才能使之能够在我国有效地产生反响。
如果我们要开始写我们的革命历史，我们无疑将引用中国的经验，在那里我可能要进一步说明我的印象。人们经常谈论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班图社会主义、刚果社会主义）和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可能的途径。至于我们，我再一次断言，只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举世皆知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以马列主义原则所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中国的经验，在中国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把马列主义原则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进行了他们的革命。我想，也必须把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原则的普遍真理运用于刚果的实践。
但是中国革命有特殊性，因为现在是二十世纪，奇怪的是，在北京城里几乎没有私人汽车。然而从中国给许多正在斗争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援助来看，这些人是很先进的。我们不能说他们是贫穷的。我们还参观了他们最后进的公社，然而，所有这些人在实现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有衣穿、有房屋住和有饭吃、甚至有电视和收音机等之后，都是讲节约的。
显而易见，这些人并不贫穷，但在北京城里使人吃惊的是，比如好几百万人（在城里至少有七百万）骑自行车，小汽车自然是官方的。
为什么这些人都使用自行车呢，他们说，这是因为这便于他们去上班。这是一种既不需要汽油，也不太需要修理的运输工具。其次这是当地制造的，这就是中国人。
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是难以表达在中国看到的一切。现在这样做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尝试。应当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具体体现的思想力量中，从毛主席的所有著作中、从中国人民自从封建社会、日本和其他外国占领、殖民统治、直到解放即革命以来进行的斗争本身中去寻找这一切。此外，还应当包括中国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即蒋介石集团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战争。这一切使中国人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特征。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我们参观了一个农村，一个公社，人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切，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农民家庭里，我在那里看到了在刚果、波托波托、多利西、鲁塞堡、马丁古或金卡拉也有的那种房子，一幢家庭的房子。那里有电和所需要的一切，我很明确地说，这些人有一切必需品，在我坐的床上，一个家庭的床上铺着中国席子。这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在进一步发展之前首先改变的是人的精神状态，换句话说，使人的精神状态与革命相适应。这就是从建立在自力更生原则基础上的中国经验中吸取的教益。
【合众国际社金边八月十二日电】（记者：库尔瓦纳·福阿）
“把郑兴的脑袋砍下来，
象颗果子那样挂到树上。
把施里玛达的脑袋砍下来，
也把它挂到树上。
把朗诺的脑袋砍下来，
把它带给西哈努克亲王。”
这首歌是一些在战斗和被俘之后幸存下来并且被送到金边监狱的叛乱分子编的。
现在，在首都的市场上、难民营和咖啡馆里，都有人在小声地唱着它。
这首歌的存在本身就是表明公众恢复了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支持的一个小小的征候。
战场上的士兵、稻田里的农民、学生、市场上的妇女、寺庙中的僧侣、甚至隔着桌子交头接耳的政府官员们，现在都比较大胆地承认他们热爱和信任这个在三年多以前被朗诺政权定为“卖国贼”并被缺席判了死刑的人了。
两年前，每当外国人公开提到西哈努克的名字的时候，在场的柬埔寨人总是吓得面色如土，扭过头去瞧瞧背后，说一声“别讲了”，然后很快就改变话题。
唯一敢于表示仍然尊敬这位流亡亲王的柬埔寨人是那些不受法律制裁的人——僧侣。很少有哪个寺庙不是至少挂着一张“寺庙保护者”——西哈努克亲王的像的。
现在西哈努克的名字挂在每个人嘴上，可爱的金边人在说出他们怎样偷偷地继续对他们亲爱的亲王表示敬意时总是格格地笑。
在一间柬埔寨木屋里，“Ｓ·Ｄ·”，三十三岁，轻轻地从颜色鲜艳的佛教祭坛上——每个柬埔寨人家里都有这种祭坛——拿下一个小小的大理石骨灰盒。
她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西哈努克亲王有一天曾来到我丈夫和我工作的公路上帮助干活。他拿起铁锨，在我们旁边挖了几个小时的土。我把这个从他曾经站过的地方收起来用头巾包上，一直保存在这个盒里，每天晚上我向佛祷告的时候总是为他祈祷。”
她在盒里所珍藏的物品是西哈努克曾站立过的地方的一把土。
一年前曾排除西哈努克回来的可能性、并认为西哈努克回来是“不可能和不可设想”的一些外交官现在开始改变他们的看法。
一位他的国家同朗诺政权积极结盟的外交官说，“西哈努克象其他任何人一样也犯错误，但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通过在大国间走很细的钢丝使他的人民过着吃得饱、愉快与和平的生活。在这个国家住了一段之后人们只能为这些人民作最好的祝愿——而现在人们能为他们作的最好的祝愿是西哈努克早日回来。”
另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看看这个城市的人民吧。外面有一支军队随时都有可能冲进他们的大门，但是，除了几个很有钱的人以外，他们谁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和不安的苗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外面是西哈努克的军队，他们认为，一旦这支军队开进来，一切就又都会变得美好了。”
一位接近总统府的政府官员说：“我有很多次梦见西哈努克回来了，所以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他的飞机将在夜间到来，全市都将灯火通明，为它引航。男女老少都会在飞机着陆之前几小时等候在路旁。他将步行回城，至少会常常把汽车停下来，让等候的人们能够看到他。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扑到地上去舔他踏过的土。”
关于西哈努克会回来的想法也影响了战场上的军人。一些最近在受到叛乱分子的轻微袭击后开了小差的军人后来宣称，他们看到了西哈努克亲自在领导叛军。
他们说：“他要我们回来，所以，我们当然就回来了。”
就连那些策动了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行动的人也开始对自己采取的行动的结果表示遗憾了。
施里玛达将军最近在一次向外交官们介绍柬埔寨军事、经济和政治局势的会上，曾停下来让外交官们提问题。
一位友好的外交官问道：“回顾三年来发生的事件，你能说说你们的革命中有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吗？”
施里玛达忧郁地回答说：“当然，这很简单。出了问题的地方就是，西哈努克没有在最初的几周内回来把一切重新整顿好。我们本来预料他会回来，但是他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