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一日刊登马文·豪八月十日从圣地亚哥发回的一篇述评，题为《阿连德的王牌：民主传统》，摘要如下：
智利人安静地进行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在这个晴朗的冬日，生活近乎正常，一个水果小贩说，“我希望一切都好，因为军人已经接管”。这的确是这样，但是阿连德总统把军人拉入他的政府的行动使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有了至少暂时稳定的前景。军人也许处于最困难的处境，因为他们肩负着使国家恢复秩序的重担。他们也对最近在他们的队伍内、特别在海军内发现颠覆活动一事感到担忧。
阿连德总统通过了这个回合，但是他想通过民主同意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无疑至少目前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大多数人认为，阿连德靠建立文人军人内阁赢得了时间，但是普遍认为，迟早，也许没多时，他将面临同他的反对者的另一次摊牌。
国家安全内阁今晚向四万五千名卡车主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这是内阁首次显示力量。已警告卡车主，如果他们到星期日晚上再不复工，他们将被捕下狱，他们的车辆将被征用。
也许总统最硬的一张牌是大多数智利人深深地尊重宪法政府和普遍害怕爆发内战。
几乎人人谈论内战即将爆发，从阿连德总统到圣地亚哥红衣主教，这些告诫无疑起了作用。
昨天在工人统一工会举行支持政府的巨大示威游行时，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口号是相当革命的，谴责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要求“人民政权”。但是，气氛是缓和的。没有什么人攻击军人参加政府。相反，左派组织发出呼吁，号召士兵“同工人和学生一道参加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老板和法西斯主义”。
对新政府的政治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反映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态度和他们的等级。
中间力量似乎要么赞成新政府，要么给予新政府以有节制的支持。
这里的中间派是指大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一部分社会党人以及工人统一工会，工人统一工会是由这些党控制的。
国民党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一个小的激进左派党）谴责了文人军人内阁，各有各的理由。
预料双方的极端主义组织将反对新政府，特别在阿连德总统昨天宣布他将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之后。在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上，总统指责“祖国和自由运动”煽动大部分近几周国内发生的暴力和破坏事件。他还指责全国卡车主联合会扰乱治安。
同时，他承认最近在海军中发现的叛乱活动是“极左派”搞的，他说，将制止对武装部队的这种政治渗透。
基督教民主党似乎在经过这次危机后取得了最强有力的地位。由于上周恐怖活动、罢工和破坏活动威胁国家的安全，总统同该党主席开始了会谈，以图确立政治上的休战。除了要求军人参加他的内阁这一点外，在几乎每一点上，他都同意了。
但是形势继续恶化，昨天阿连德总统组成了他的国家安全内阁，授与它的使命是恢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总统自己的社会党对这个行动意见不一，但是同意参加内阁，这是阿连德的小小胜利。
工人统一工会总书记、社会党人罗兰多·卡尔德隆表示了该党大多数的保留意见，他说，“只要政府继续执行人民联盟纲领，我们就支持它”。
今天，由于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和解性的声明，又出现了阿连德政府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取得和解的希望。
总之，许多事情取决于新政府能否恢复秩序和振兴失败的经济。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举行罢工的卡车主没有显示出变得缓和的迹象，其他行业和自由职业的组织依旧扬言要参加罢工。
【美联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八月十一日电】胡安·多明戈·庇隆将军和他的夫人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今天接受作为正义运动为九月二十三日大选提出的总统候选人。
这项公报，是总统府新闻和宣传秘书埃米略·阿夫格斯在同这位前总统在他的私人住宅举行的会议结束之后，于今天下午宣布的。
参加会议的有：政府的部长们，庇隆主义领导的党联——解放正义运动的议会党团负责人。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二年十月号登载一篇题为《“协同”超音速客机》的文章，摘要如下：
筹备了足有十个年头的英法合作结晶——超音速“协同”机，在今年六月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好向世人介绍本身的性能，以求在民航史上打开新的一页。
在它的十年发展中，“协同”机遇上了不少困难。有些属技术性的，有些是关于经济及政治的，也有舆论的阻挠。很多难题已得到消除，但更多的还是有待解决。总之机器已经出世了，在这个年代以内能否成长壮大起来，仍是个问题。
音速的界限已在五十年代被人类打破了，这是人们专注研究军机的结果。为什么超音速喷射客机要到七十年代才能面世？战斗人员所受的特殊训练是个因素，由于要减少空气的阻力，一般超音速飞机都要在数万英尺的高空——稀薄的大气层中飞行。这时军机机员得要穿上紧身加压衣及配备氧气罩，由于气流不稳定和高速度的关系，强烈的震荡和急剧的加速都非一般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乘客所能抵受的。此外在设计超音速喷射客机时，还要注意很多其他的问题。
首先是结构材料问题。“协同”机设计人把最高飞行速度定为声音的二点二倍（时速一千四百五十英里）。在这样高速下，由于外边空气与机身摩擦的结果，机身的温度会升至摄氏一百五十度，机身的震荡更易造成金属疲劳。对火箭来说，问题不会很大，因为火箭只飞一次，旧式的金属还是可用。军机的结构设计也较简单，原因是机身细小，而且真正以超音速飞行的时间，一般只有十数分钟而已。可是超音速客机要忍受高热达二小时之久，而购买这种飞机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它们能飞上三四万小时，因此耐劳的金属成了飞机的生命。“协同”机的大部分结构还是用旧式的铝合金组成，二点二倍音速差不多是这种合金的极限。
飞机设计人第二件头痛的事便是飞机的音响问题。螺旋桨飞机的噪音主要来自引擎。对喷射机来说，在起飞及着陆时，主要的噪音也是来自引擎内的车叶及压缩机，在快速飞行时，从引擎喷射出来的高速气流与外界较慢的空气混合，产生极大的音响，称为喷射音响。超音速客机飞行时，除了发出比其他一般飞机更大的以上两种噪音外，致命的，就是当它以超越音速前进时，会产生一种带有机械破坏性的噪音，称为“声波爆炸”。飞机用它像锥子模样的鼻子，把空气锥开，这些被挤出来的空气，来不及流散，累积在某处，产生了极高气压，因而会在机后不断出现强力震波，传到地面，成了爆炸性的音响，毁坏门窗和墙壁。
为了解决这个音障问题，最近一些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可以转动的机翼，拴在机身之上。在慢速飞行时，机翼与机身成直角，当速度超过音波时，机翼便一前一后转动，像一把剪刀似的飞行。据说这样的不对称形状，会减少两边机翼所产生的震波的同步干扰，而且这样耗油量亦会少点，因而“声波爆炸”与其他噪音也就减弱了。但这只是个纸上理论，目前任何一国仍未有勇气去试验这件“怪物”。
除了“声波爆炸”以外，飞机的啸声还叫农村中的鸡不下蛋，奶牛挤不出奶，使人的血压增高，引起孕妇死胎率的增加。在瑞典好些大城市所作过的统计中，发现每三个神经病人中有一个是受不了噪音刺激而成，因此噪音污染亦成了各大城市的严重污染问题之一。
飞机制造公司为了要替他们的飞机找到销路，都曾在消减音响方面作过一番努力。引擎车叶形状的改良设计，减低了由引擎而发出的噪音。如果把同一只机翼下的两具喷射器距离移近一点，由于周围的空气也被吸入两器中间的地方，因此喷射器与附近空气的相对速度得以降低，所以喷射噪音亦随之而减少，一个喷射器的噪音亦藉另一个的作用而受到反射、折射及散射，噪音更为大减。所以新型的喷射机都把一对喷射器移得很近。
搭客是主顾，也是很多飞机公司主要的讨好对象。现代的喷射机在喷射器的排气管尾部都装置了各种消声器（虽然设计者对这些装置的作用原理还未十分清楚），又在座舱周围采取更有效的隔声防震措施。为了进一步减轻噪音对搭客的骚扰，都将喷射器从机翼移到尾翼去，这样可使坐在机身前部的搭客更觉宁静。
当然，机外的噪音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声波爆炸也未能解决，“协同”机飞抵东京作推销时，单是噪音本身就是一项新纪录，甚至在距离飞机两公里处，所记录的协同式噪音也达一○五分贝（马路上的风钻机的音量是一百二十分贝，一百三十分贝是人耳所能忍受的极限）。报纸说，飞机临头时，连电话铃声都听不见。因此，在解决这个音障问题以前，未来的超音速客机在机场上空和高度较低的时候，只许用比声音低的速度飞行，只有在离地二十至二十五公里的航线上才能用超音速飞行。专家们已暂定“协同”机不会在有人居住的地区上空作超音速飞行。
一般飞机的上升与降落低速飞行时间占半小时。在短距离的航线上，超音速客机根本不能产生多少优越感。因此，“协同”机只适宜于作越洲航运。
超音速客机的另一个问题，是废气污染问题。十九万磅的燃油使“协同”机拖着一条黑色的长尾巴升空，它三十八万磅的笨重机身更加深了尾巴的色调，使参观试飞的来宾看去有点碍眼。虽然它大部分的废气都排在大气中的较上层，但这已足使一些敏感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在考虑订购该机时迟疑不决了。
“协同”机在英法间被认为是一种带政治性多于带科技性或商业性的产物。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英法政府签署共同发展“协同”机合约，不久以后，负责制造这机的工人便增至一万三千人，初时的研究经费原定四亿美元。自此以后，这个计划一直都在风雨飘摇中捱下去，技术及货币贬值问题使研究费用扶摇直上，英国的每次经济危机都陷“协同”计划于窒息状态。但正如一位英国航空专家所说：“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进入共同市场，我们不能耽误了‘协同’机，这是一宗糟透的事情。”计划还是进行下去，时间也是紧迫的，因为在三处所发展的超音速客机，谁的先出，谁便抢先挣到首期的订制合同。在六八年时英国估计“协同”机比波音机早七年面世，因而希望销售的总数能达三百架。但就算第一架试验型于六七年末在法国出厂后，反对继续试验下去的依然大有人在。甚至在一九七○年秋，当两国在这计划上已花掉了二十一亿美元时，《卫报》的社论还极力支持停止“协同”运动。
现在它终于被合力地推到选购台上了，目前只接到十多架的订单，至于它的前途如何，一时还难于预料。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八月八日报道：
（本报驻美特派员周杰八月七日华盛顿专电）美国商务部长登特今日说，他最近访问中华民国，“并非意在表示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证明我们将继续实行尼克松政府迄今所采取的政策”。
登特在单独接见本报记者时解释说，罗杰斯国务卿在日本与韩国举行会谈以后，未能与登特同至中华民国访问，“不应被解释为轻视”中华民国，而是当时罗杰斯并没有访问其他国家的计划。
尼克松政府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很显然的，本届政府就任以来，尼克松总统对中华民国的人民极为尊重与钦佩。我重申我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不仅反映出我们始终一致而明白的政策，而且也反映出美国人民的情感。”
登特最近访问中华民国曾引起揣测，说是美国在台北设立贸易中心，是为了将来一旦与中华民国停止外交关系，该贸易中心即可取代驻华大使馆。当被询及这类揣测时，登特发表了以下的评论。
登特强调，美国在台北设立贸易中心，是“美国商务部纯粹根据商业上的考虑”而决定的，而“与政治或外交的决定无关，那一类决定是国务院的责任”。
他继续说，美国在台北设立贸易中心有双重原因。第一、台湾被认为是一个“成熟中的市场，美国产品应在那里找到日益扩展的需求”。第二、它表示美国政府努力要减少美国与中华民国贸易的赤字，“以避免国内潜在的政治问题”。
登特说，美国“深深感激”中华民国努力恢复美国与中华民国的贸易平衡。他相信，“在中华民国这种合作精神之下”这一趋势可以纠正过来，而贸易赤字终将消除。
登特深信，在双方平等互惠的合作下，“我们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团结精神今后将导致贸易上的扩展”。
登特形容中华民国是“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的地方”。但是他指出，由于美元贬价，“使美国公司向海外投资的兴趣没有以前那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