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八月四日刊登梁厚甫写的文章，题为《欧洲总形势的初步探讨》，转载如下：
记者到欧洲来，和当地的机枢人物——主要是新闻记者，有了初步接触，对欧洲的总形势，庶乎不是门外汉，特条列见闻，以供读者参考。欧洲人看苏联的企图
有关中欧缩减军力的会议，将于今年十月三十日举行。今天欧洲的第一个大问题，当然是美苏两国在这一个角力场上边的做法是怎样；或者说，欧洲人看美苏两国对欧洲的企图是怎样。西欧方面的人有过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虽然对于战争，谈虎色变，但是认为：在短期之内，苏联对于欧洲，不会有军事攻势。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目前的经济窘态以及后勤力量。不过，尽管如此，苏联对于欧洲，会扩张其影响力，或者说，会作政治攻势。如果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那就是说，以政治攻势作为军事攻势的先行。
苏联为甚么认为对欧洲的政治攻势是时机呢？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可能认为：在西欧国家内边，左派力量，实在不小。在法国在意大利内边，均有党员众多的共产党，而这些共产党，大部是接近修正主义的。如果苏联和西欧的当路者的对立加强，这些左派力量，自然无法发挥，对立缓和了，欧洲的左派力量，就有发展的可能。
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似乎忘记了一件事，苏联迄今对捷克仍作军事占领。此一事，不但使东欧国家有戒心，更使西欧的共产党，无法振振其词。因而我们可以说，纵使苏联对西欧的当权者，摆出笑脸攻势，苏联不可能将欧洲的左派力量，完全转化为亲苏力量，反而使得东欧的当权者，因与西方有接触的可能，而造成更多的罗马尼亚。
对苏联作这样的看法的，不但是西欧方面的人，甚而包括美国的政策制订人如基辛格博士，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之流在内。欧洲人看美国的政策
如果这是美国政策制订人的看法，那末，苏联对西欧作政治攻势，其结果，苏联“季孙之忧”，将在“萧墙之内”，苏联这样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其西顾之忧，反而令其本身有“着起袈裟事更多”的感觉。
既然如此，美国对这样的趋势，为什么不加以欢迎？最近美国作出姿态，表示纵在不均衡的形势下，美国仍可以在中欧撤兵，实际是唯恐苏联不肯入瓮。
此外，美国摆出这样的姿态，也可以令到北约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更多的让步。因而，美国就可以一石二鸟。
可是，美国这样的政策或者想法，反对者不是没有其人。法国、西德、英国早已反对美国撤兵，而美国国内反对的力量，亦异常雄大，主要的代表是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克逊。
最近曼斯菲尔德参议员重提裁减海外驻兵力量，其语气象是向前，实则后退。因为，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往明指撤退欧洲驻军，但现在泛指撤退海外驻军，这是向美国国内力量屈服的明证。
为甚么美国国内的力量，如此雄大呢？这因为，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有更多的“多国公司”出现，有更多人向欧洲投资，西德之复兴，实受美国的“多国公司”之赐。美国政府要撤兵，不能不考虑美国商人对欧洲的投资。
尽管美国政府作出姿态来获致西欧国家对美国作经济上的让步，但美国政府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多国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市场内边的价值。
更有一点，如果西欧国家对美国作更多的经济让步，让步到了极点，结果会令到美国的在欧驻军，变成为一种雇佣兵，其结果必然令到美国国内的舆论，横生枝节，在水门事件高唱入云的今天，美国政府是不敢放手做去的。
所以，在今天，已可以预料，在十月三十日的缩军会议中，美国不可能作出撤军决定，来应“欧洲年”之景。“欧洲力量”的兴起
然而，撤兵问题，还不是欧洲问题的全面。欧洲还有一个“欧洲力量”的兴起的问题。所谓“欧洲力量”，其另外的一个名词，就是“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主义”认为：欧洲人不愿看到美苏两国把欧洲作为军事上的战场，亦不愿看到两国把欧洲作为政治上的棋盘或者作为经济上的摇钱树。“戴高乐主义”欢迎美国在欧洲驻兵，甚而反对美国从欧洲撤兵，不过，美国在欧洲驻兵，是基于美国对世界霸权上的需要，而不全是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恩惠。欧洲最后还是要自保的，自保的内容，依戴高乐的看法，就是“核子法国、陆军西德”的悬想。在悬想未实现之前，先争取一段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间。
戴高乐在世的时候，戴高乐主义并不受到欧洲人的注意，特别不受到德国人的注意，近自美国明定今年为“欧洲年”并且放出了缩军的空气以后，戴高乐的幽灵，就踯躅于波恩与巴黎之间。最近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至少具有戴高乐主义的争取一段时间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意味。
摆在美国前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欧洲力量”兴起呢？还是和苏联合作来裁抑“欧洲力量”呢？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周报》第一一三七期以《贝尔格莱德的社会状况》为题，刊登了德拉什科维奇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统计材料说：目前贝尔格莱德市就业人数有四十二万多；最低个人收入是八百第纳尔，尽管“平均收入”在逐渐接近一千八百第纳尔这个数字，可是最好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整理出来，而笼统的统计材料又没有对下面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是：是否有的贝尔格莱德市民其工资在法律规定的最低界限以下？是否有人靠社会救济过活？最后，是否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是一个工人收入的十倍，乃至十五倍？
最后，在贝尔格莱德就业这个事实又意味着什么呢？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如何？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关系如何？生活水平的最低界限和最高界限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在生活水准以下
经济学家们计算过，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四口之家要维持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每月至少需要一千五百至二千第纳尔。如果相信下述材料，即首都的“平均”个人收入是一千七百五十第纳尔，以及四口之家和五口之家在首都是为数最多的，那末就没有理由使人感到过分不安。
但是，当人们知道，今年四月一日约有八千名贝尔格莱德工人的月薪少于八百第纳尔，就是说，少于最低个人收入，人们又会说些什么呢。而且其中又有二百一十人的月薪少于六百第纳尔。
这些人在工业部门中为最多，其次是建筑业、手工业、农业，而在社会保险部门、经济联合会、旅游业、航运、林业、电影工业、电子工业，还有几个部门，尤其是机关中，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四月一日还有三万三千三百六十四名工人的收入在八百到一千第纳尔之间，约五万名工人的收入是一千至一千二百第纳尔，月薪在一千二百第纳尔至一千四百第纳尔之列的大约也是这么多。工资高于一千四百第纳尔，但是低于“平均”个人收入的就业人员有八万五千名。
换句话说，有二十二万五千名左右的工人或者全部就业者的半数以上，不能夸口说他们达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平均”工资。有穷人吗？
没有正式统计，但却有这样的事情：一位公民来到区里要求社会救济，并求援说：人们要卡掉我的电灯了，因为我没钱交费，他们要到法院控告我，因为我已有一年没钱交房租了，现在冬天就要到了，而我还没有皮鞋、大衣和袜子呢。
没有确实的材料说明，每年究竟有多少贝尔格莱德人落入这种地步，但是可以想象，这种人的数目并不是可以忽视的。最高工资
尽管一千七百五十第纳尔被宣布为贝尔格莱德的“平均”个人收入，可是有趣的是，只有很少贝尔格莱德人能挣到或者接近这个数字。今年第一季度之后，仅有三万五千名就业的贝尔格莱德人挣到了一千八百第纳尔至二千第纳尔。有四万六千人的工资在二千至二千五百第纳尔之间，有二万二千五百人的收入高于二千五百第纳尔，而少于三千第纳尔。
官方的材料说明，今年四月，有一万二千五百名贝尔格莱德人从他们集体的财库每人得到了三千至三千五百第纳尔，有七千多就业者属于下一个“工资级别”——三千五百至四千第纳尔。每月收入超过四千第纳尔的那些人的数目接近于收入少于最低个人收入的那些人的数目，即约七千人左右。
官方的统计没有说明有多少人的工资超过了五千至六千第纳尔的界限。而社会统计部门也回避这一事实。诚然，它们在今年初就其收入超过五千第纳尔这一界限的贝尔格莱德和各共和国的经理的数目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是匆忙的，相当表面的，仅仅包括共和国内的十个劳动组织。根据这个材料，在去年，“格尔梅奇”企业总经理的月薪最高，达九千一百四十第纳尔。接近这一收入的有贝尔格莱德博览会总经理、“贸易中心”、“纺织中心”、“阿德里亚”企业以及其他几个贝尔格莱德企业的总经理。不管这个调查多么表面，它还是表明，其月薪少于五千第纳尔的经理几乎屈指可数。四万二千个百万富翁
正好这几天电子计算机计算出：去年交税的有四万二千多贝尔格莱德人。这就是说，经过一番折扣之后，挣钱在三万五千第纳尔以上的人有这么多。
在上周，市税务机关详细地审查了这四万二千名交税者的名单，并把那些上报其收入在十万新第纳尔以上的人一一列成名单。人们认为，他们属于贝尔格莱德的富人一类。这个名单交给了市议会新闻机关，由于“某些原因”不告之记者。但是《新闻周报》的采访记者得到了各区税务机关的材料：去年，上报收入在十万新第纳尔以上的贝尔格莱德人有一百名左右。这就是说，他们的月薪在一万第纳尔以上。前年，这种人有二十六个。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九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格鲁利奥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着眼于亚洲安全条约；随着对柬埔寨停止轰炸的临近，克里姆林宫发动新的反北京运动》，摘要如下：
苏联的外交已转向亚洲，其目标是召开一次亚洲集体安全会议，其对手是北京。
苏联的宣传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亚洲集体安全，但是直到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表现出这样一种办法具有吸引力以前，亚洲集体安全计划一直处于不显著的地位。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月开始采取了行动。他对一个正在访问的北越代表团说，越南战争的结束对建立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共产党集团领导人的克里米亚最高级会晤，使他们调整阵容以坚定地支持欧洲安全纲领，并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亚洲安全会议将是议事日程的下一个项目。
如果莫斯科能够使其他的亚洲国家支持这一主张，其后果将是把中国孤立成为唯一的坚持己见的国家。中国的盟国阿尔巴尼亚是没有参加欧安会的唯一国家。
苏联总理柯西金八月六日在欢迎伊朗首相胡韦达的晚宴上提出了亚洲集体安全的建议。第二天，苏联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在一篇长文中对此作了响应，同时加紧了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攻击。
日本首相田中计划于十月初对莫斯科的访问，将给苏联的外交家们提供另外一次加紧兜售集体安全建议的机会。
为了使一项亚洲条约取得进展，就需要在东南亚保持安定。共产党集团领导人在他们的克里米亚最高级会晤的公报中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巴黎和平协定。
《真理报》的文章列举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最近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些回合。
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它一直谨慎地敞开着同北京达成任何可能的和解的大门——然而要按照莫斯科的条件。
同中国积极进行着贸易、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今年可能超过苏联的日本，起着关键的作用。田中对莫斯科的访问大概将是一次棘手的外交上和经济上讨价还价的访问。苏联毫无疑问将乐于得到日本对亚洲集体安全计划的支持。前提之一是在太平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三十年之后签订一项苏日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