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二十九日刊登该报前特派记者仲田善昭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盛夏的中国》，摘要如下：
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访华团，从十六日开始，用了十二天的时间，访问了北京、西安、广州。记者随着访华团进行了访问，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国内体制增加了稳定感，对外也在小心谨慎地实行国际化。下面是我的如中国谚语所说的“走马观花”式的中国印象记。友好胜过观光外国旅行者和驻外华侨回国省亲者增加了。中国已是盛夏。正因为如此，外国人无顾忌的超短裙和无袖衣的穿着极其引人注目。允许这种穿着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国际化和变得灵活的一个例证吧。外国人感到新鲜的仍然是中国的文化古迹。最感动人的是历史的悠久和伟大。大概中国人本身对他的历史也会感到自豪。中国既古又新，既广又大。
中国尚未准许开办自由主义国家所想象的观光游览事业。人事交流首先是根据通过同外国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友好，对和平作出贡献这个基本原则进行。据说根本不象苏联那样考虑通过观光收入来获得外汇。尽管是那样，北京去年也修建了供外国人专用的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正在迅速地执行接待外国人的政策。尽管说外国客人增加了，但去年一年也只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日本人占八千人。在八亿人口的中国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也有旅馆和翻译等方面的限制，因此，使人感到中国正在慎重地推进国际化路线。在外国人中，从非洲国家来的人很引人注目。这可能是中国说“不当超级大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吧。为人民服务
北京大学的正门是红漆大门。它是中国的东京大学，但是其教学内容却完全不同。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为人民服务”是教育目的。在这里也是自力更生的路线学校的主人是学生。
据周一良教授说，似乎“教育方法还处在试验阶段”，其目的是培养为无产阶级服务，通过生产和劳动实践，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接班人。发展经济
去年天旱，据说今年的气候也不太好。但是，蔬菜和水果是丰富的。我们参观了北京市东城区的朝内菜市场，其价格之低是日本没法想象的，而且菜新鲜而又丰富。
蔬菜、肉类和水果的丰富完全同政治的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谷类仍有干旱的可能。从北京到西安的行程中，从飞机上鸟瞰，有不少河流不流水。但是，中国农民喜气洋洋。是“听天由命”吗？不，他们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口号下，积极地大办水利。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六日节译日本《国际贸易》刊载的一篇报道如下：
《国际贸易》编者按：在日中贸易中，从中国输入闹钟，是一九七一年秋季开始的，一年约有八千万日圆左右。中国制造的闹钟，有精巧、坚固等优点，因此比较准确，在用家中获得好评。现在，中国不仅生不闹钟，而且大量生产容种各样的钟表，其技术的进步，令人有刮目相看之感。今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前，到天津、上海进行技术交流的日本东进企业株式会社社长柴田义正，介绍了有关中国钟表生产的现况：
我们应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邀请，于今年三月下旬访问了中国约两周。
访问中国的目的，是洽谈输入闹钟的业务和技术交流。因此，有机会同天津、上海的钟表工厂的技术专家们进行技术交流和参观工厂。在这次参观的印象中，今天的中国的钟表制造技术，有出乎我们预料以外的急速发展。兹介绍这样的两三个例子：
天津已制成运销海外的、非常精巧的「金鸡牌」闹钟和手表·这次，因为中国方面建议进行水晶钟表的技术交流，以我们来说，当然认为对天津要求比较高度技术的水晶钟表的生产感到兴趣。但是，中国的技术人员对精密的水晶钟表技术，已进行了调查研究。首次的技术交流，仅限于水晶片的尺寸误差、因温度差异而振动数值的变动等核心问题。其高度的技术水准，使日本方面的专家亦为之感佩。
上海同天津都是轻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了生产手表、电子钟表、闹钟等种类的钟表工厂。以上海为主，日本发展音叉钟表和电子钟表的技术的日子尚浅，但上海的技术人员同天津的一样，对调查研究各国的技术的优点缺点非常热心，使人惊叹。
上海钟厂的闹钟工厂，一直就是制造我社输入的全部模型品的工厂，我们在厂长的带引下，获得详细参观了各项制作工序。这个工厂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的同时，从外国资本接收过来的高层大厦改装过来的，制造工序分配在每一层楼，进行由下而上的流水作业法，机械设备几乎全部是国产的，各种各样的附属品设计良好，所有机种均是自动化。据修理钟表出身的厂长说明，三十多间修理钟表工厂及其修理工作集中到这个工厂的技术人员，是通过业余学校培养成的。职工多是年轻的妇女，每年可生产钟表一百二十万只。
最后一道工序的品质检查，非常严格。例如，日本的品质检查，是采取抽样方式，以二十四小时运转时间，定在差误快慢一分钟为止。但是，上海这个工厂，是将全部产品逐个检查，在六天运转中，以求达到二十四小时误差快慢三十秒为止。以上说明，今天中国的钟表制造技术，已进步到生产相当高级的产品的程度了。
【本刊讯】《东京新闻》七月六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大平外相十月访华》，摘要如下：
政府首脑人士五日透露，大平外相决定在十月田中首相访问欧洲和苏联之后访问中国。外相在这次访华时，将向中国首脑说明首相访美、访苏的内容。同时，希望对南北朝鲜的应有态度以及维持印度支那和平后的亚洲和平等问题进行深入的会谈。届时，也考虑开始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次谈判。
另一方面，政府打算如可能的话，在外相访华之前，希望在九月份实现中国外长姬鹏飞访日，并将通过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再次发出邀请。倘若姬外长九月访日能够实现的话，届时，将解决难以进展的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之前，缔结航空协定。
【本刊讯】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刊登捷尔斯卡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也应该尊重观众》，摘要如下：
莫斯科的夏天由于游艺演出而更加丰富多采。如果去看看这些演出，就不难发现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而且往往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特点。虽然游艺节目一
般都是灵活、敏锐的，能生动活泼地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过去一向拥有许多忠实的景仰者；即使现在，也还有许多人为之入迷。这主要是青年。他们总是追求新鲜，喜欢赶时髦。而老年或中年一代的游艺爱好者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斯米尔诺夫—索科利斯基、维尔津斯基、鲁斯兰诺娃、列杰利和赫鲁斯塔列夫等人的表演。现在他们难得才去看一次游艺演出。这倒不是因为上了年纪或者是落后于飞驰的生活。这一部分观众对游艺演出无动于衷大概另有原因。他们显然对它已经大失所望。
如果依次综观游艺演出的节目，则可以发现，好的和特别坏的节目都不太多。但是，中不溜的、灰溜溜的、粗制滥造的则比比皆是。正是这些玩意儿把现代游艺弄得没有生气、缺乏表现力。更糟糕的是，许多演员为了赶时髦而盲目地相互模仿，因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失去了自己的特点。
这样就出现了模仿天才演员和著名演员的孪生演员。结果，一切都因此而完蛋。著名的演员完了，因为别人“剽窃”了他的表演特点；模仿者也完了，因为原作总归要比仿制品好。但是，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观众啦。而这种可悲的纠葛在各种体裁的节目中都可发现。
现在，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歌曲已成为游艺演出的皇后。我想谈谈几个青年声乐器乐团的演出情况——这样的乐团最近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可以看得出它们似乎对俄罗斯题材特别感兴趣。但遗憾的是，纯粹的时髦及其外表的装饰在这里占了主导地位。
一般都是青年去欣赏声乐器乐团的演出。如果说，一个老练而富有经验的观众能够辨别禾苗与毒草，演奏者服装上的华丽花边褶皱和领饰上闪闪发光的宝石不会使他眼花缭乱，他也能冷静地、批判地对待表演的节目，那么，青少年则往往满足于向他提供的那种用色彩鲜艳的包装纸裹着的代用品。而且还有一个危险，即这一代用品会使他们与广大的艺术界隔绝、歪曲美的概念。
乐团一般都要在节目里弄进几个经典的民歌或苏联歌曲的加工品。这些改编乐曲常常给搞得非驴非马，变成灰溜溜的、庸俗的公式。下面就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列宁格勒“友谊”乐团的节目里就有众所周知的歌曲《伏尔加船夫曲》、《货郎》、《你为何向道路凝望》等。经过“现代化”的改编，这些作品中原有的涵义、思想、感情全没有了。这些赶时髦的加工品由于过多的电子乐器的叮当声、轰鸣声和格吱声而显得累赘，毫无根据的旋律变换、虚假的豪放和满不在乎等，所有这一切都同俄罗斯民歌著名的丰富的道德哲理与惊人的鲜明性很不和谐地交混在一起。
该团的女独唱演员艾季塔·皮叶哈是个多才多艺的歌唱家。她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她也在自己的节目里塞进几个改编成现代化的完全是自由形式的歌曲，如《暴风雪》、《我自己培植小花园》、《卡秋莎》。歌曲中原有的那种味道，那种节拍到哪里去了？自白的歌曲、赞美的歌曲、具有深刻内容的歌曲变成了轻飘飘的游艺流行小调。请听听她是怎样演唱《卡秋莎》的吧。千百万苏联人唱起这首歌就会忆起那难以忘却的往事，这是一首举世闻名的歌曲。这样一首明快、抒情、旋律严谨的歌曲，在勃罗涅维茨基的任意改动下，变成了某种在激烈的弹奏声伴奏下的巴西姗巴舞曲。
莫斯科的“蓝色吉他”乐团和“愉快的伙伴”乐团也属于这类风行一时的乐团。关于这两个乐团的节目，可以用依利弗的一句话来说明：“既不是从某人那里剽窃来的，又不是自己的”。在“蓝色吉他”乐团的表演中，歌曲《红莓花》、《一双树皮鞋》、《亲爱的，我为什么认出了你》、《你们现在去哪里，同联队的朋友》、《田野，可爱的田野》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涵义和几乎全部真诚可爱的东西。起初，时髦的声调似乎还能激起听众的好奇心。但是他们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在五光十色的音乐外形的背后，并没有大家都很熟悉并很珍视的作品原有的那种深刻涵义。
“愉快的伙伴”声乐器乐团演出节目中的一些经现代化加工的俄罗斯歌曲破坏了它的整个演出。《蚊之歌》尤其令人费解。硬塞进一些私货，篡改重音，参差不齐的节拍，过多的打击乐，所有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使人不仅为完全不理解演出节目，并且也为演员的专业水平而忧虑。
我故意讲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两个最有名的乐团，因为许多乐团在向它们看齐，拿它们做榜样，模仿它们。
因此，流行小调的演出只能制造成功的假象，而且只能在极为有限的一部分观众中间造成这种假象。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歌唱家和某些乐团获得的名声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他们没有理由为这种名声而自以为是。这不仅是欺骗观众，也是欺骗自己。因此，那些在一生中曾经有幸能看到过或听到过真正的艺术的人，对于某些现代派的时髦演员如此不信任，也不愿意去看游艺演出，这是不足为奇的。
人们常常写道或说道，从前听一次音乐会就能看到所有天才的演出，而现在他们都绝迹了，只能看到两三个好节目。不错，这种现象是有的，而且还很不少。有时，在一个很有趣的音乐会上塞进一些显然是灰溜溜的玩意儿，它们令人感到内容贫乏、有时甚至感到很庸俗。看过女歌唱家科赫诺表演的人未必再想去第二次。很蹩脚地猎取来的节目、毫无表现力的噪子，但是却配上了超表现力的外表——长头发、领带上闪闪发光的钻石、闪闪发光的戒指，还有同样怪诞的装腔作势，这些未必能引起听众的好感。
观众满意地欣赏那些具有尖锐思想内容、歌词能够击中要害的讽刺歌曲。但是，谁又能从勃拉文和克里科梁的表演里得到满足呢？他们歌唱什么？表扬的是什么？批评的是什么？他们演唱的讽刺歌曲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美学涵义呢？我说这些并非空口无凭。可以举出在他们的“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几行来看看：我们在寄售商店，买了两件短皮袄。我俩穿着麂皮袄，不吃不喝干坐着。
或者类似这样的词：“老太婆去看足球，回家时丢了一只耳朵。”
我只举了少数几个例子。类似的东西就象伪造的音符一样夹杂在音乐会的节目中，因而毁了整个音乐会的演出。而且，此类拙劣的节目给整个游艺创作投下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