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迈阿密七月二十三日电】昨天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数十万古巴人观看了阅兵，从而开始了纪念卡斯特罗革命二十周年的一周活动。
来自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代表团，包括来自美国和拉美的共产党和左派代表抵达古巴首都参加活动。
武装部队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同卡斯特罗总理一起检阅了军队的游行和战斗装备。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军队准备好“应付万一，来保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果”。
总理的弟弟在广播中赞扬了“从列宁的祖国——伟大的苏联得到的各种卓越和无私的援助”。在迈阿密收听到这则广播。他说，俄国的武装力量迫使美国签署最近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劳尔·卡斯特罗显然指美苏关于裁军的协定。
劳尔·卡斯特罗说：“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威力是一个巨大的制约因素，能够对帝国主义的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浇一盆冷水，不管他们多么富有侵略性和多么反共。”他攻击了“美国腐朽和丑恶的内政”、“衰老的美洲国家组织”和“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
【路透社哈瓦那七月二十二日电】古巴武装部队今天几年来举行了第一次阅兵，地对空萨姆火箭、坦克和重炮隆隆地驶过哈瓦那的街道。
半小时的阅兵也标志几百名军官（包括妇女）的毕业，这次阅兵第一次拿出了苏制ＢＢＭ２４多种火箭发射器、远程１３０毫米口径大炮、ＺＣＵ—５７２自动推进大炮、ＯＯ—７６水陆两栖轻型坦克和配有１００毫米口径大炮的Ｔ—５５坦克。
应邀来参加古巴革命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客人还看到古巴空军的制米格飞机在上空飞过。
武装部队部部长在讲话中说，苏联的援助是古巴武装部队达到有效和有准备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他说，古巴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对付“任何敌人”。
【合众国际社迈阿密七月二十一日电】（记者：马丁·麦克雷诺兹）专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光辉日子——七月二十六日》
在俯视古巴圣地亚哥的一个山坡上，竖立起一座五十二英尺高的引人注目的新铸像，夜间由强光灯照亮着，背部是马埃斯特腊山。
据在迈阿密收听到的哈瓦那电台广播说，这是卡斯特罗总理的像，树立这个铸像是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庆祝卡斯特罗的革命运动二十周年的活动的一部分。
【本刊讯】哥伦比亚《时代报》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合众国际社从华盛顿报道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负债最多的地区》，详细摘要如下：
拉丁美洲在欠外债的八十个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支付的外债利息迅速达到出口收入的两倍。
也许，这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得出的最触目惊心的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报六月二十五日对这个结论做了说明。
形势可能达到爆炸点，这是因为出口收入主要用来支付外债利息。
这份报告指出，同时，为发展提供的官方援助比上面提到支付的利息增加得更慢。
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相当多的国家不得不去谋求重新谈判债务，如果这一行动失败，今后，大多数国家将在债务问题上面临困难。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秘鲁和智利正面临支付债务的严重问题，他们曾经殷切地寻求重新谈判，特别是同主要债权国——美国重新谈判。似乎阿根廷正遇到同样的处境，据估计，它有七十亿美元外债，而它的微乎其微的国际货币储备是不足以支付利息的。
这八十个发展中国家的总外债从一九六一年的二百一十六亿美元上升到一九七○年的将近六百七十亿美元（一九七○年的数字是完全的）。
虽然世界银行预计今年这笔债务可以达到七百五十亿美元，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估计约为八百四十亿美元。
发展中地区——非洲一东亚、中东、亚洲南部、南欧和西半球（拉丁美洲）中，拉丁美洲的外债最多，达一百九十三亿七千二百万美元。
至于官方的双边援助，拉丁美洲所占比例最低，占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一，拉丁美洲接受多边机构的大宗贷款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但是，在私人银行的贷款方面，拉丁美洲在中东（以色列未算在内）之后居第二位，占百分之四十点四。
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低于一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一九七○年所借的外债占八十个国家的总外债的百分之十六，而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这八十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
全部外债中的大部分（百分之五十七点八）是由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一百到五十美元之间的国家欠下的。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八十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二。
报告还说，在一九六○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外债付息的增长率每年为百分之九，但是增长速度在加快，甚至到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期间翻了一番。报告说，根据这些情况，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数量、债务期限的不利制度和支付的利息的迅速增加提出了需要国际共同体注意的问题。
此外，对相当多发展中国家支付利息的能力表示怀疑，因此需要提出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办法。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二十二日摘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题为《庇隆复出的背景》，全文如下：
庇隆将在阿根廷再度重新执政。阿根廷是一个有二千四百万人口，受通货膨胀以及大量失业困扰的国家。
现年七十七岁的庇隆，在经过了十八年的放逐生涯之后从西班牙回国。他一手提拔的学生坎波拉由大多数的工人、学生所支持获选为总统。
庇隆被视为最负声望的领导者。七月十三日，坎波拉政府已集体辞职，为五星期内的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可以肯定，庇隆将毫无疑问的当选。
这位一度的铁腕强人重返政坛充满了戏剧性。一九五五年，他遭到放逐：在他领导阿根廷的九年中，社会各方面曾取得成就，得到工人的支持，甚至军队也认为，没有一个政府比得上庇隆所领导的更为有效。
在四天的选举中，庇隆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多数政府席位、议会席位以及很多个省的立法议席。
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后，庇隆决定在幕后指挥，作一些重大的决定。
但是阿根廷情况仍不稳定，绑架事件亦不断发生，只今年以来已达六十多起，其中包括本国官员及外国大使。
阿根廷经济仍然混乱，今年头五个月，生活费用已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比七二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失业的人数估计占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左右。很多工人只能做一日停一日。
工人们希望庇隆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稳定。激进青年希望实现革命社会主义。
当前任统治者同意让庇隆复出执政时，军方也加以默许，原因是，军方对日益增加的武装活动也感忧虑。
庇隆能够保持局势稳定吗？很多外国观察家和阿根廷有地位人士均认为他有一个极好机会，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来使阿根廷团结统一。
很多人士认为，假若庇隆失败，或他死去前仍未完成统一大业，则阿根廷将不可避免爆发一次内战。
（续昨）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大量的建筑现在都显出一副破败的模样。除了大部分建在郊区的新工厂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新建筑要算工人住宅区了。其中不少虽然式样简单，却很漂亮，多半是建立在郊区工厂附近。因此，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是向郊区或近郊区扩展的，而城市中心则改变不大。
目前中国城市的街道比过去干净多了，很多路旁都种植了许多新树，更是锦上添花。但是空气污染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而普遍的简朴气氛则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现代化城市交通设备。城市里最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机动车辆由于稀少，特别显著；比之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了，也比今日亚洲其他大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原因很清楚，就是当政者决心节约；腿力比汽油或电力要便宜得多啊。同样也出于节约的目的，一般用于取暖和照明的耗能量也减少了。到处看不到明亮的灯光，灯泡也节省使用，因此一到夜晚，城市就显得暗淡阴沉。从中国中部到整个南方，绝大部分的建筑——包括以前有暖气设备的——现在都没有暖气，因此人们在城市里也必须和在农村一样，穿上棉衣。
尽管经济上朴素，但是城市丝毫没有被贫困所笼罩。中国最大的目标（也是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就是消灭极端贫困，和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使之达到过得去的水平。这至少在我们所访问的地区是这样的。我们所到之处（包括城市、郊区和农村），从未看到那种过去常见的折磨人的穷困现象，悲惨的乞丐或敝陋的城市贫民窟，（虽然有些作家把过去的情况过分夸大了）。现在看到的一般中国人是相当健康的，温饱的。
然而，如果要对这些成就给予正确的评价，就应该承认，保证人人可有的这个低生活水平，确乎还是很低的——实际上是简陋的——而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部分是由于降低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城里的富豪已经被消灭。
中国政权所做的，是给全国人民提供了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至少在大跃进以后的灾荒、困难时期结束后的十年中，做到了这点）。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对基本粮食和棉布（包括做成的棉布衣服）实行了定量分配，并维持了低而稳定的价格，它实际上对房租采取了津贴办法，使房租极低，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它大力推广了教育和基本保健事业而将二者收费很低。然而，除此以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性行业收费，虽然一直十分稳定，大部分都是高得惊人。
访问中国的人要对中国农村地区得出一个哪怕是印象式的鉴定，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同样体会到一种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古老的农舍，农民在田间一如往昔用手劳动——这一切使我感觉到那种自古以来人与自然间的根深蒂固的谐趣，仍然继续着。然而，很快就能发现那里确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人们到处看到为修建新水渠、水沟、池塘和水库而进行的大量工作。这种努力——这在中国有其古老传统——在促进农业稳定和增长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电气化在农村也大大发展了，新的电线已深入到农村。它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灌溉中大量应用了电力水泵，农村遍地是小水泵站。农村电气化也促进了农村小型工业的逐步发展。其他的变化是：土地经过修整并扩大了；男女在地里集体劳动，而不是单个或三、五成群；山旁和路边新种植了大量幼树（供取材、防止水土流失和遮荫之用）。
在我们所访问的公社里，新引用的种子和一些新的耕作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方面的“投入”，自从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决定优先发展农业以来，是显然增加了，虽然速度较慢。然而也很清楚，中国农业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得到戏剧性的“改造”。农业机械化工作只刚开始。
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显然有理论上的和潜在的有利条件来兴办集体农业。农业集体组织可以有较多的公共积累，用以添置现代农业设备，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规划，更合理地使用土地，更全面地利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人民公社很可能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同政府在城市实行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某些一样的效果：维持一种农村生活的最低水平，减少农村的贫困情况，消灭悬殊的工资差别，以及增强农民在遇到灾荒时的安全感。
为减少物质奖励付出了何等代价，是难以判断的。几乎肯定的是付出了代价的，可能是相当高的代价。正因如此，某些中国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主张从当时已经后退了的集体化再后退大得多的一步。但是，或者由于公社的优越性，或者与它无关，总之，公社从那时起曾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据西方经济学家估计，自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来，农业增长率总是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百分之二）——这在中国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中国这个国家（美国正在和它恢复邦交）是一个十分自豪的国家，它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稳步地走向对世界事务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同巨大困难斗争着并面临许多动荡不定因素的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新建立正常化关系是一个历史任务，这对建立国际关系中适当的平衡和亚洲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值得乐观的。然而，为了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持久的、日益友好的关系，我们不仅应该怀着善意，而且还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中国，勿抱幻想，勿存幻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