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日参考消息 第4版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九日电】忠于政府的军队今天在总统府外面长达三小时的战斗中用火箭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粉碎了一个装甲团的叛乱。
    阿连德总统使智利全国处于军法之下,并说,他的左派政府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惩办那些罪魁祸首”。
    阿连德在总统府发表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忠于政府的部队已粉碎了“叛乱者企图推翻宪法政府的尝试”。
    他说,他将宣布全国实行戒严令,停止宪法保证,使全国处于军法之下。
    在发生战斗时,阿连德正在他郊外的住宅里吃早餐。在战斗结束后,他在大批军警的保护下坐汽车到总统府。
    叛乱的第二装甲团回到兵营,该团的军官被捕。
    战斗是在上午九点爆发的。坦克向总统府发了数百发炮弹。里面的警察用卡宾枪和机关枪回击。
    战斗进行了大约九十分钟,直到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叛乱的装甲团,并迫使它投降。
    阿连德说,陆海空军司令在国防部亲自指挥保卫他的政府。
    阿连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叛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全国一千万公民的“绝大多数”反对这样的行动。
    他说,叛乱不会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他说,他们将继续沿着他们已经走的道路前进。
    【美联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九日电】配备有坦克支援的陆军部队二十九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区用机关枪扫射阿连德的官邸。阿连德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说,这牵涉到智利陆军中的“一个叛乱集团”。
    阿连德在这次袭击发生后不久对全国讲话。袭击发生在上班前行人正多的时间里,行人惊惶地逃离出事地点。
    阿连德说:“在这困难时刻,工人阶级应同叛乱部队作斗争。忠诚的部队应支持工人。他们值勤时不要对他们发生误会。叛乱的只有装甲兵的一个团。其他部队是效忠政府的。”
    【美联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九日电】在叛乱士兵的叛乱失败之后,阿连德总统向聚集在总统府外面成千上万群众说,在战斗中向总统府打了五百多发子弹。
    阿连德还说,外交部的十六间办公室被毁坏,一百多扇玻璃窗被打碎。
    【美联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九日电】陆军叛乱分子今天用机枪扫射了总统府,忠于政府的部队粉碎了叛乱,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在交火中,至少七人被打死,二十二人受伤。六名死者是平民。
    在大约一百名叛乱士兵和四辆坦克攻打总统府和国防部被击退后,军方对圣地亚哥省实行了宵禁。
    阿连德总统说,“一小撮文人”参加了这次叛乱。
    政府要求议会宣布戒严令,宣布戒严令后,政府将有权不拿拘票进行逮捕和停止其他个人权利。
    据军队司令部宣布,总统下令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路透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八日电】军方的一位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阿连德总统的政府挫败了军人企图推翻智利国家元首的一个阴谋。
    圣地亚哥紧急区司令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将军对新闻记者说,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在智利“中断宪法秩序”。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六月二十七日电】阿连德总统今晚宣布圣地亚哥省为紧急区,因为政府说,有人企图暗杀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将军。
    目击者说,普拉茨的小轿车被几辆私人汽车阻塞,其中大部分私人汽车是妇女驾驶的。目击者说,在一次混乱的事件中,普拉茨离开了他的汽车,朝天开枪,叫来了一辆驶过的出租汽车,这辆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国防部。普拉茨一直由于同阿连德合作而遭到右派反对者的批评。


    【本刊讯】《巴拿马—美国人报》六月二十二日在“国际评论”栏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新中国的出现》,摘要如下:
    刚刚访问人民中国归来的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硕士在向一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时,两名新华社记者正在巴拿马。这一巧合对于曼弗雷多部长所说的他访问北京与革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或设想无关一点,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但是,应该指出,不能认为曼弗雷多部长对记者的回答是否定建立这种关系的可能性。他只是说明,他的旅行和这种可能性没有联系。
    关于人民中国,显而易见的是,巴拿马不能处在那股日益普遍日益强大的潮流之外。和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在短期内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亚洲大国正在全世界取得日益增长的优势,而且也是由于巴拿马自己的国际政策迫切要求这样作。
    应该指出,人民中国作为一个同美国和苏联并驾齐驱,居于法国和英国之上的大国,是这些大国当中唯一同第三世界,同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忠诚联系的国家。北京政府无疑是各大洲的小国的天然同盟者,是它们可以依靠的最有能力和正直的支持者。它是虽然拥有众多人口、强大的军事实力、政治上发展以及惊人的社会经济前景,但是仍保持正直和高尚品质的唯一国家,不能指责它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企图。
    问题不在于可能交换的商品,也不在于两国之间可能开展的技术合作计划;而是在于道义上的友爱、政治方针的吻合、两国不因国家大小不同而受影响的立场上、态度和方向方面存在的联系。


    【合众国际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六月二十四日电】前总统庇隆今天同他的老政敌、激进党领导人里卡多·巴尔文会谈了两小时,巴尔文说,会谈是在合作的气氛中进行的。
    巴尔文在庇隆十年铁腕统治期间被关在监狱里,他和庇隆于去年十一月修好。
    庇隆曾表示他想到巴尔文在拉普拉塔的家中去拜访他,但是由于「安全的原因」,两人在议会大厦举行了会谈。巴尔文对记者说,他赞扬了庇隆上星期四向全国发表的讲话,称这个讲话是「积极的,为民主开始了一种建设性的对话」。
    【路透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六月二十四日电】庇隆将军加强了他争取在阿根廷保持和平和政治稳定的运动。据认为,他同巴尔文的会谈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休战。今天的会谈是又一个迹象表明庇隆将军已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控制权。
    【路透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六月二十六日电】庇隆主义政府已警告阿根廷城市游击队说,他们必须停止他们的行动。
    坎波拉总统在昨晚的一次讲话中严厉警告说,他的政府将使用它拥有的全部力量来保障秩序。
    游击队,特别是人民革命军骚扰前军政权,而自从庇隆主义者于五月二十五日重新掌权以来,他们继续活动。


    【合众国际社洛杉矶五月八日电】两位曾随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美国医学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心脏病专家今天说,中国人在护理和治疗方面已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美国心病学院院长斯旺博士说:“中国在二十年内大概取得了在世界史上比任何国家都大的进展。”他说,中国人实际上已消除了饥饿和大部分主要的疾病。
    前美国心病学院院长埃利奥特·科德博士说,中国人在保健方面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


    【本刊讯】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世界周报》六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它驻纽约特派记者杉浦正章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名声很坏的联合国外交官们》,摘要如下:
    “联合国什么事也办不成还可以忍耐,但对最近外交官们的恶劣态度无法忍受。”——纽约市民接连不断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违章停车和在公寓里举行吵吵嚷嚷的宴会还有情可原,但最近竟出现了赖账回国的外交官,市民讨厌联合国的情绪越来越大。对联合国外交官的评价同联合国的威信下降成正比,越来越低。“比黑手党还横行霸道”
    违章停车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愤怒地说:“联合国外交官比黑手党还横行霸道。”违章停车的情况也实在不一殷。消火栓前自不待言,连公共汽车站和人行道等地方一有空就停放汽车,不管是什么地方,根本不顾他人。如果是马路边还可以,但是在联合国代表团知名人士举行宴会的饭店或大使公邸的前面,停放了两、三排汽车,不用说消防车,就连警察巡逻车也开不进去。
    在纽约,挂有外交官牌照的汽车就有一千三百辆。由于条约而承认外交官有特权。因此,警察不能很好地维持交通秩序。不妨说,违反交通秩序的情况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市当局向每个外交官都分发了消火栓和各种交通标志的照片,要求予以合作,但外交官们把它当成耳边风。连日连夜开大型宴会
    “连日举行宴会,公寓里吵得不得了”,因此房东不愿向联合国外交官出租房间的事件也正在增加。荷兰驻联合国的大使要搬进曼哈顿的高级公寓,但是遭到拒绝,理由是“一住进外交官,佣人的工作就要增加”。根据市当局所掌握的情况,上述事件至少有八起。
    总之,似乎可以说,在纽约,尽管有乌鸦不叫的日子,却没有联合国代表团不举行宴会的日子。
    代表团的宴会也经常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每到周末星期五的夜晚,不管中东或印度支那有没有战争,身穿鲜艳夺目的服装的男男女女在走廊上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传来乐队的奏乐声,使人仿佛看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的王朝的舞会。在联合国职员中,谁都知道高级娼妓就在这种场所出入。
    即使外交官之间接触的时候,也有的大使采取蛮横无理的态度。日本的一位年轻外交官曾经向一个国家的大使自我介绍说是二等秘书,并伸出了手,但对方不但没有握手,反倒把手缩了回去。模范生是中国代表团
    当然,并不是联合国的所有外交官都是不按常识办事的。
    似乎可以说,前年秋天加入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的外交礼仪是最好的。在刚到纽约时,可能有点紧张,拘谨和生硬的表情都很明显。最近,对个人的家庭邀请也愉快地接受,其灵活态度得到了好评。来往行人也对列队参观时代广场等热闹场所的中国外交官笑脸相迎。而且又出现了中国热,所以市民的评价也很好。中国代表团好象对违章停车等事情也非常注意。
    但是,似乎可以说,象中国代表团那样的模范生反而是例外的。很多市民认为:“平均质量大为下降了。”大国利己主义产生了影响
    这种质量的下降也许是一种“推动力”,使人们对联合国的评价也在一个劲地下降。
    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舆论调查,在联合国刚成立时,美国国民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绝对多数支持国会批准联合国宪章。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初开始对联合国慢慢感到幻灭。列举数字看来,在一九六七年,认为联合国“办好事”的占百分之四十九,超过了认为联合国“无能”的数字百分之三十五。在一九七○年,认为联合国“办好事”的虽然减少到了百分之四十四,但还超过了认为“无能”的数字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七一年,认为联合国“办好事”的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认为“无能”的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联合国外交官的质量之所以降低是因为“亚洲、非洲等小国都随随便便地参加进去了”。不过,这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小国反而把联合国看成是最高的政治舞合,其热情也很高。似乎可以认为,外交官的质量的下降是同联合国的威信的降低相辅相成的。不管是在越南,还是在中东,或是在印巴争端中,大国的利己主义都发生了冲突,因而,没有一件事情取得了进展。可能是仿效大国不顾宪章的理想的利己主义吧,中小国家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倾向也正在增强。尽管召开数十次会议,但达成的协议同上一次的决议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联合国的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每个外交官产生影响。而且,似乎可以说,亲身感受到这种现实的市民降低了对联合国的评价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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