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泛伊朗党机关报《土地与鲜血》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超级大国的勾结对小国有好处吗？》，全文如下：
对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会谈所抱的乐观和轻信的情绪正在逐步为现实态度所取代。随着世界人民逐渐更多地了解到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讨论的内容和结果，他们在预言会谈将有利于人民时就更加谨慎。在世界人民中，曾经抱着最大希望的阿拉伯人首先放弃了他们的希望。阿拉伯国家的大使所发出的警告就反映出他们的失望情绪。
在公开发表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之间达成的协议中有为期十年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削减核武器的协议；关于对企图破坏世界和平的第三国，即中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还有一些旨在缓和美国能源危机和苏联工业生产的次要的贸易和经济协定。美国人同意在莫斯科开设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谈正是希望达成这样的协定。他们的协定无疑是重要的，并将影响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的命运。换句话说，这两个超级大国已同意遏制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以及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在这些协议中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份。这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认为它们是世界的统治者，要由它们来决定别国的命运。不仅第三世界的国家、而且还有欧洲和日本都是它们作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决定的受害者。
对世界和平的欺骗宣传事实上是给这些可怕的决定以及排斥所有民族的和附属的国家打掩护。根据戴高乐总统倡议每六个月举行一次的勃兰特—蓬皮杜会谈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不是出乎意料的。虽然法国多少仍沿着戴高乐的道路前进，但是联邦德国已大大背离了阿登纳的道路。建立一个受美国压力影响的强大、统一欧洲以及受苏联压力影响的东欧的问题已经被迫要遵循两个超级大国的庞大阴谋而解决，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最近的勾结使得事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难办了。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处在世界独裁的边缘，它拥有可怕的力量，能粉碎任何一个独立和自由的运动。不同意世界瓜分者的愿望的任何民族抱负或独立运动，都可能在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下在初期就被扼杀。
世界的历史充满着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了掠夺别国和遏制民族解放力量而进行勾结的事例。对世界和平的最好和最可靠的保证是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国家能处理它们的合法的国际事务。任何想限制这种关系或者不准国家过自由独立生活的企图将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人们希望这两个领导人的决定同样将会保证这种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权利，以此作为对世界和平的保障。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六日电】题：首相答辩说，中国的核武器不是威胁
田中首相在二十六日上午的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对于社会党议员木原实提出的“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日本是不是威胁”的质问，回答说：“我认为不是威胁。前些时候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明确地说不使用核武器于进攻。”
关于“中国的核武器”，佐藤前首相在任期间曾经在国会答辩说“是威胁”。因此，今天首相的答辩，可以认为是政府改变了对于中国的核武器的看法。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六日电】题：正在研究倡议举行越南复兴会议，四次防结束后不打算再搞防卫计划——首相答辩
田中首相二十六日在众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针对社会党议员提出的质询作了如下的答辩：
（针对“如何评价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这一质询）美苏之间公开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被评价说是个相当的进步。必须努力使其导致核裁军，并且除了和平利用之外不使用核。在七月底访问美国，从九月底到十月中旬访问欧洲和苏联。所以在出访之前，要好好研究日本对人类和平应起的作用。
关于防止核扩散条约，一旦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和平利用与对核的国际管理等问题达成协议，日本也将批准。
（对于“日本对亚洲集体安全保障问题是否采取主动”这一质询）美苏举行谈判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但是，如果无视中苏之间和美中之间的问题集中在亚洲这一现状，那么，即使提倡安全保障也成问题。目前正在考虑倡议举行两越南的复兴会议等，以便对将来的亚洲和平作出贡献。
田中首相还就木原实提出的有关质询答辩说：“我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日本没有威胁。因为在以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明确表示不把核武器用于进攻。”但是，木原追究说：“那么，日本没有必要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对此，田中首相强调说：“这是飞跃论，拥有核武器的不只是中国。日美安全条约始终是必要的。”
还有，铃切康雄（公明党议员）质询说：“你认为今后还需要制定防卫力量整备的长期计划吗？”对此，田中首相说：“虽然正在按照不要继续制定五次防、六次防计划那样的方向进行着研究、但是，国际形势还没有稳定到在四次防中完成和缩小防卫力量的整备的地步。”表明了对于长期整备计划持否定态度的想法。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六日电】题：也出现了在“多极化时代”要确立自主外交的观点，对美苏联合公报反应复杂的外务省，对苏联在日苏会谈中的态度表示警惕
外务省认为，这次勃列日涅夫访美宣告世界外交的多极化时代的序幕已正式揭开。
但对于美苏会谈的意义、特别是对将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外务省内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必须加紧确立适应新时代的外交姿态，另一种认为应具体而冷静地分析美苏会谈的成果。
外务省对于这次美苏首脑会谈的看法，在下述各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作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动向，应给予高度评价；二、同时，紧张局势的缓和不是改变国际关系的既存结构，反倒可能根据这种既存结构来进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也是一样；三、另一方面，就象防止核战争协定所表明的那样，也有着为美苏两国主宰世界而作出共同努力的目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等等。这个省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访美归途中访问法国也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由于担心很可能造成迄今为止彼此对峙的美苏两国将以这次会谈为分水岭而肩并肩地重新转向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印象，所以要求法国给予理解，并且抑制反对。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如果根据这种观点来分析我国所处的地位，那么此时不确立日本外交的独自主张，不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中确定我国的地位，我国就有可能落后于“这种大势”。
与此相反，在同一个外务省内还有另一种看法强调说，应该认为美苏间的真正信任关系不过是终于找到了头绪而已，因此不要被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蒙蔽，而应冷静地分析会谈的结果。特别是如果具体地研究经济方面的美苏合作的成果，那就不能认为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他们还指出，同勃列日涅夫与勃兰特会谈的情况一样，苏联方面有着过高地宣传经济合作成果的倾向。这种看法是说，预料在即将到来的日苏首脑会谈中，苏联方面将会采取强调这些“成果”以套取我国作出经济合作的保证的姿态，因此，必须更加冷静地估价美苏会谈的结果。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八日发表伯纳德·温劳布六月五日从新德里专发该报的一篇报道，题为《印度的种种问题更趋严重》，摘要如下：
英迪拉·甘地总理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它们表现为印度各地激烈的骚乱，范围甚广的饥荒，工潮，失业人数节节上升，以及人们指责国大党腐化和政府治理失当。
有些批评者和评论家说甘地夫人和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是总理执政七年以来最深刻的。他们指出，在她在大选中得到压倒多数的委托之后过了两年，在印度在孟加拉国战争中让巴基斯坦受辱以后过了十八个月，她的人望和威信已一落千丈。而那时她的权势之盛真是无以复加。自从那时以来，印度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旱灾；甘地夫人由于未能实现她公开申明的消除贫困的政策而遭到了右翼和左翼指摘者的激烈抨击。除此而外，在这个由于抢粮骚乱、由于一个邦内发生警察哗变弄到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以及由于对政府劣迹的尖锐批评而扰攘不安的国家里，近几个星期里出现了一种可以觉察得出来的、几乎是凄惨的幻灭和悲观之感。
总理的助手们总是说，政府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是由两个交互作用的力量造成的，那就是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再加上百孔千疮的经济。
他们坚持说，尽管发生了旱灾，甘地夫人的计划正在切实地逐步成型。
内政国务部长Ｋ·Ｃ·潘特说：“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我们在取得成就。如果说我们遭到什么挫折的话，那是自然条件造成的，而且也是暂时的。”
但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批评者信服。温和的《印度斯坦时报》评论说，“懒散、自流、妥协、腐化、无能和败坏标准的现象太多了。道义上的权威可悲地削弱了。人民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不耐烦了，已经接近爆发点了。”
有影响的左翼杂志《政治与经济》周刊的一个专栏作家罗梅什·塔帕尔说：“社会主义的口号已经成为各式各样与印度的现实没有多大联系的乱七八糟的理论。在首都，人们第一次普遍感到，英迪拉·甘地必须对这种放任自流和日趋瘫痪的状态承担全部责任。”
目前，对甘地夫人和执政的新国大党的反对力量分散在五六个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党派之中，它们没有能形成一股团结一致的威胁力量。尽管对甘地夫人个人的批评越来越多，这位五十五岁的总理仍然是印度政界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今后多半还会继续如此。
虽然如此，甘地夫人的威力的衰落是迅速的，肯定无疑的。最近在南方的泰米尔纳德邦举行的一次地方选举中，新国大党的候选人只得到百分之二的选票，这是一次很丢脸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甘地夫人遴选的首席部长在当地并没有多少人支持。
更有甚者，中央政府未能制止暴力行动的严重增长。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北方邦两万警察最近为了抗议薪饷低微、条件不好以及他们所说的上级官员的虐待而发生的叛乱。
虽然这次历时三天的哗变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人们还是对之深为不安，因为这是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第一次有大批警察反叛政府并且与军队作战。
中间偏右的反对党人民同盟的主席阿德瓦尼在接见记者时说：“所有这些动乱背后的共同因素就是幻灭。甘地夫人答应实行改革，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她被她自己提出的教条主义的口号束缚住了。一旦引起了人们的希望，而又不能实现这种希望，那就一定要失掉人心，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即使是协助总理的计划工作人员也承认，经济在过去两年中变糟了。失业人数现在已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一直同情甘地夫人的一个印度经济学家说：“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人为的危机，它与旱灾的关系甚少，而与政策的关系则颇大。确实发生了旱灾，确实供养孟加拉国战争所造成的一千万难民带来了后果，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明我们不能克服这些问题。主要的失败是在粮食战线上，他们在那里一错再错，那是极恶劣的政策。”
人们广泛承认的是，政府没有说明去年的粮食危机的真实情况，而如果能说明确切的情况，本来是可以消除粮食囤积，防止粮价猛涨并减轻这么一个有五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的饥荒的。
印度的和西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印度在苏联购买小麦使小麦价格上涨到创纪录的水平以前拒绝到国际市场上订购小麦是根本性失策。
官员们至今最害怕的事情已经由马哈拉施特拉邦到处发生的粮食暴动所证实了，那里的饥饿的农民发现无论在自由市场上还是在政府的平价粮店里都买不到粮食。政府原来希望收购八百万吨，但是结果只搞到了三百万吨。
除了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外，甘地总理也受到报纸上广泛的攻击。反对派欣然称之为“印度的水门事件”。人们指责她滥用自己的权势来庇护她那二十六岁的小儿子桑贾伊在首都郊外开设一个大厂制造小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