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3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青年非洲》周刊四月二十八日第六百四十二期刊登该刊随同阿希乔总统访问中国的特派记者保罗·伯内特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非洲》,摘要如下:
    十年之后,尽管中国进行了文化革命,但中国的立场,特别是对非洲的立场肯定是有变化的;当‘然这种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改变的。今天非洲的民族革命是由执政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人民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永远站在非洲各国的现政府一边;中国倒是认为,非洲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些政府担负着民族要求。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希望,即希望有一天出现友好的、有组织的力量来接班。但是中国人并不宣扬这一点。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成功只能来自各国内部的力量,他们注意不去鼓舞或引起那种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导致最反动的和最落后的分子胜利的行动。
    中国人除了帮助解放运动和鼓励它们进行武装斗争之外,今天他们决不是非洲政权的放火狂,但非洲大陆的那些最保守的领导人就象某些西方大国一样仍继续把中国人看作是放火狂,事实恰恰相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必须谈几点说明。
    人们在中国同非洲政治家们进行的一切谈话,都证明中国的毛主义分子和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毛主义的信徒之间——在对非洲形势进行政治分析方面——存在着距离。这些谈话还证明:今天中国人承认,他们的革命经验首先基本上是中国的。从中国人承认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不可输出的时候起,人们就几乎不理解某些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传播这种看法:同中国合作,就是同魔鬼结成同盟,就是引狼入室。应当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同中国的关系和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既不抱幻想——中国不可能一切都做,但也不自卑。
    此外,虽然中国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中国人对他们同非洲国家关系采取的方法和观念在许多方面是具有典范价值的。在组织方面,中国人的方法符合下列三个标准:有效、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平等、快。在这样一个时代
    ——非洲人敲门时就痛感到好象是乞丐似的,这一点是特别令人赞赏的。中国的援助总是适应一项具体计划的,而对这个国家来说,这项计划的必要性是预先得到那些来自北京的专家了解的。因此这并不是一笔旨在为将来正式访问而增加国家元首停车场的贷款,也不是用来补偿一个友好政府的预算赤字的贷款。这更不是一项“有约束的援助”,至少不是象在法—非合作范围内所考虑的那种援助。如果中国人提供物资和专家的话,在物价问题,他们是“不搞竞争的”,他们的专家享受与非洲专家同等的待遇。最后,偿还这些贷款是按照特殊的贷款条件进行的。利息是很低的,偿还的限期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得多。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快。最近一个例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拉马南佐阿将军的政府决定同南非断绝一切贸易关系时,他担心要偿还齐腊纳纳政府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欠的四十亿马尔加什法郎的债务,向法国提出了央求。中国在接到要求几周后,就向马尔加什共和国提供了四十亿。据说,就象在巴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心理问题。中国懂得马尔加什新政府尽快地摆脱这笔沉重而又丢脸的债务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中国技术人员和外交官一样,在他们的行为举止方面带来了一种新作风。在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家长式作风。应当承认,在这方面,他们要比他们的苏联对手更能获得成功。这种注意是重要的,不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北京所设想的那种“亚—非主义”新作风是与下面一种考虑相一致的:即在到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抵制苏联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象其他国家那样的无产者国家。它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它有它自己的利益并正在捍卫它的利益。非洲国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中国的经验,由于它的方法,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它的独创性,因此对非洲仍然是具有充分的教育意义的。
    今天除了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有限的合作手段之外,对建立关系最有益的贡献正是来自于中国的这种经验。不是奴颜婢膝地抄袭,而是为了激励非洲自己(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它的性质和它的传统)“创造”或“设想”一条走向发展的独创的道路。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中苏争夺非洲朋友》,摘要如下:
    中苏在它们的主要竞赛地区之一非洲仍然相争不休。
    专家们指出,中苏的立场的根本差别是,俄国人敦促非洲国家接受莫斯科的而不是接受西方的支持和领导。相反,中国人则建议亚非团结一致对付被他们认为是超级大国的苏联和美国。
    六个月以来同撒哈拉南北的一些非洲国家签订的一系列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说明了北京在非洲争取朋友的运动的劲头。
    在外交上承认以后,中国已同达荷美、尼日利亚、卢旺达、多哥和扎伊尔第一次签订了协定。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北京还同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刚果(布)、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塞拉勒窝内、苏丹和突尼斯就一些建设项目进行了讨论或达成了协议。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在北京的一位苏联人士今天说,中苏两国旨在把中国航空公司的北京—伊尔库茨克航线延伸到莫斯科的谈判陷于僵局。
    据这里的西方人士说,其原因是苏联要求它自己的民航飞机有权飞越新疆地区。
    中国代表团于三月三十一日去莫斯科讨论一九五四年双边协定的执行情况,协定规定要在两国首都建立互惠的空中联系。


    【法新社圣地亚哥六月五日电】智利铜矿工人四十五天之久的罢工,由于其政治影响是威胁阿连德总统左派政府的危险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次罢工仅仅影响到两个智利最大的铜矿之一特尼恩特铜矿。仅仅部分工人参加这次罢工。据政府说,百分之四十的工人参加罢工,据反对派说,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参加罢工。但是,这次罢工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增加工资问题,因为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产生多种后果。
    从经济上来说,这次罢工已使国家损失数百万美元。在这个冲突开始时,当时参加罢工的人数更多,当局估计每天损失一百万美元。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情况也很糟。阿连德担心,他的联合政府和中间及保守的反对派之间关系的破裂会导致一场内战。
    几星期来,左派一直在进行一个大规模宣传运动,告诫老百姓提防这样一个危险。特尼恩特铜矿罢工激起的情绪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因此在兰卡瓜省颁布了紧急状态,军队已奉命在警察部队没有能力恢复秩序时恢复秩序。
    基督教民主党人(中间派)和国民党(右派)支持罢工者反对政府,企图增加政府的经济困难。
    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已呼吁矿工发挥“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试图使他们回去工作。经过多次谈判之后,政府指出,它不能满足铜矿工人的所有“过分的”要求,铜矿工人同智利其他工人相比是“享有特权的”。
    如果局部罢工能使国家遭受这样大的损失,那么倘若反对派使罢工运动蔓延到其他矿和其他经济部门,政府的稳定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是观察家提出来的,他们知道,目前的冲突只是反对派对左派政府发动的“冬季大战役”的一个开头。
    政界人士认为,阿连德将不得不再次依靠军队去挽救他的局面。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五月六日刊登一条电讯,题为《中国再次在加纳获得立足点》,摘要如下:
    中国希望通过在今后两年帮助加纳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和灌溉工程的办法,恢复它过去在加纳的强大影响。
    北京的工程师和专家将于今夏到达。加纳要求中国人指导成千上万的志愿人员和学生开凿从沃尔特河通到阿克拉平原的五十英里长的运河。那里将修建一个灌溉体系来种甘蔗、棉花和大米。
    自从七年前恩克鲁玛被推翻以来,北京的技术人员是第一次到达加纳。


    【本刊讯】厄瓜多尔《宇宙报》五月二日刊载《美国在拉丁美洲循序撤退》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洲关系中每一个新的重大事件,都打下了历史的印迹,证实了美国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变化。
    显然,这决不是涉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那种冷淡关系或它们间单纯的摩擦问题。不论在联合国巴拿马会议,还是就美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的计划所做的调查,或在美洲国家组织华盛顿会议上发生的小小风波,这些都表明我们面临着美国政府深思熟虑后推行的明确的脱身政策。
    “睦邻政策”时代距我们现在已经相当久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利用这种政策勾结拉丁美洲国家来消除欧洲国家在一些国家的影响、组织和企业。同样争取进步联盟时代也早就过去了,那时华盛顿慷慨地资助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创立和活动,并为它上台提供经费,如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弗雷上台所证明的那样,华盛顿在这事件中扮演了大笔掏钱的角色。
    西半球事变说明,新型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告终了,他们曾经执行这种政策,使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从而把这些美国大财团的潜在竞争者排除在外。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业已推行的与过去那种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完全不同的一次新的政策。
    拉丁美洲已不再是这个西半球堡垒的后院了。自从华盛顿在自己势力周围建立“和平共处”的轨道以来,拉丁美洲便失掉了它从前在华盛顿政治赌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美国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广泛持久的谅解已使美国在对拉丁美洲阵营的关系之间所施加的压力、玩弄的阴谋活动以及时紧时松的作法已不灵了。
    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角逐——这种政治角逐使“冷战”阶段的特点亦即它们间的紧张和对峙——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富有弹性的“五极”竞赛,这“五极”现在是由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人民中国和苏联组成的。
    由于这“五极”势力之间推行和平关系的结果,美国被迫尊重这些势力对拉丁美洲的渗透。
    容忍这些直到昨天还被认为是外来的势力的介入,这就必定迫使美国循序撤退。
    因此,这种新政策,有时表现为单纯的撤退,有时是全盘放弃,这不是某一个政府采取决定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相反,它是一个将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泛美关系上的重大变化。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撤退是这种新世界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种政策就是让被遗弃的拉丁美洲听天由命,让它已不是听凭美国,而是听凭角逐中的世界势力和因素的摆布。
    美国撤退的特殊性是,它是在美国在拉丁美洲经历了艰巨和痛苦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得到援助最多的国家,正如在智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倒成了最厉害地反对美国的国家。
    华盛顿面临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潮流,它用一种撤退来适应这种潮流,这对它是有利的。


    【拉丁社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二十九日电】坎波拉总统的新政府今晚接管所有大学,并规定了牛肉的最高价格,这是阿根廷人非常关心的两件事。
    由二十五日就职的坎波拉和教育部长签署的第三十五号法令强调,采取接管所有大学的措施,是考虑到对教师、非教师和学生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的压制已破坏了大学的生活。法令强调必须使大学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商业部今晚公布了一项规定牛肉最高价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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