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人与日本》月刊一九七三年一月号刊登了一个特辑，题目是《焦点——一九七三年的苏联》。这个特辑由四篇文章组成，现将外交评论家原子林二郎撰写的第四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现行领导人以极为阴险的手段把赫鲁晓夫赶下政权宝座以后，已经流逝了八年多的时光。然而，苏联的社会、政治机构的各个领域或阶层的不满，不仅几乎完全没有消除，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同时，甚至产生了新的矛盾。
操纵苏联政治领导最高权力的人，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些人控制着党和政府以及其他各种公共团体，统治着不足二亿五千万苏联人民。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一次也未曾为实现自己的政策而利用中央委员会。若有，那也只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为了把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兼总理的地位上赶下来而利用中央全会做完了事前工作。今日之中央委员会同一九五七年以后的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一模一样，只是听取最高领导人们和由他们指定的人发表演说，报以鼓掌，盲目地同意最高领导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决定。不过是盖盖橡皮章而已。
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春天举行的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自一九五三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地建议更换党证。更换党证的表面目的是要在苏联国家机构的各个方面淘汰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但实际上是企图从党组织中清洗不忠于党的机构的人，加强勃列日涅夫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竟然试图采取这种评价不佳的措施，也有其理由。党的机构经常争夺势力，勃列日涅夫把大批党机构的人包括在被中央委员会新起用的人们中，欲以此来加厚中央委员会内支持他的阶层。
不过，这种企图即使实际上强化了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也不可能使其稳定。赫鲁晓夫尽管为了用他的亲信来巩固党的上层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毕竟为他的亲信所驱逐。这一事实就是一个佐证。农业萧条的阴影这样，即便勃列日涅夫沿袭赫鲁晓夫已经尝试过的种种手段，仿佛也不可能稳定身为总书记的他的地位，亦不可能在政治局内成为“平等之中的第一把手”。横亘在他面前的内政外交上的许多难题是成堆的。尤其就内政方面而言，是给一九七二年再次浓重地投下了不吉祥的阴影的农业危机。
农业打击对整个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却直接造成了粮食匮乏，波及到人民生活，面包的节约，食肉、牛奶、黄油、土豆和蔬菜等食品的不足，以及自由市场的价格昂贵，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斯大林死后，人民群众对生活的不满和消费压力，已经愈来愈成为一桩政权所严重关切的事情。倘若勃列日涅夫政权不能在这个枢要的政治领域取得显著的效果，那就将不可避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实际上，从勃列日涅夫政权成立五年后的一九六九年起，劳动群众丧失干劲的迹象就比赫鲁晓夫末期更为严重了。
一九七○年底在波兰爆发的由于对生活的不满而引起的群众暴动，使一九五六年十月以来成立的哥穆尔卡政权飞到了九霄云外。苏联领导必须学习这一经验教训，决心将重点更加移到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来。但在政治局内代表军工复合体利益的人的反抗似乎是强大的。因此，勃列日涅夫业已陷入人民对消费的不满和军方对军备不满的两面夹攻之中。无法根绝的地下出版物进而，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值得过问的是，知识分子对于作为对赫鲁晓夫搞的非斯大林化的倒行逆施而复活斯大林主义或加强新的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反体制的抵抗，已经有了加强。
成为知识分子抵抗运动核心的“地下出版物”正处于普及之中。一九七一年底政权决定对“地下出版物”要斩草除根，虽然秘密警察大肆镇压，却没有达到目的。政权对知识分子镇压的升级，引起了反体制知识分子反抗的升级。（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政权把反体制知识分子囚禁于精神病院，荼毒犹太人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些已经引起国际性的反响，批评和抗议之声使政权不绝于耳。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尼克松访苏之前不久，立陶宛的年轻的基督教信徒为抗议迫害宗教而烧身自杀。以此为开端，民族主义性质浓厚的群众暴动猛烈兴起，历时两天。到了九月，在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故乡德聂伯彼德罗夫斯克，整个群众不满情绪爆发，引起了大规模的暴动。
这些事实数不胜数。尽管勃列日涅夫拼命加强个人权力，社会、政治各阶层对政权的不满依然明显地愈演愈烈。简洁地说，在勃列日涅夫现行政权成立后八年有余的今天，已被人民所厌恶，并已丧失了信任。就是这样一种不信任感，在勃列日涅夫之下，不可能指望生活会比现在变好。应该认为，如果说这种不信任感在政权成立当初已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那么现在则普遍被重新公认。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五月二十八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积极地掀起舆论，总理府散发宣传画》，全文如下：
田中首相将于八月下旬访苏，就缔结日苏和平条约问题等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总理府认为，北方领土问题眼看进入新的阶段，所以决定积极地开展启发活动。这一活动，特别以青年和妇女阶层作为重点。打算通过召开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大会和地方居民集会等把运动推向高潮。总务长官坪川将于六月下旬从海上视察国后岛等北方领土，以便提高国民对北方领土的关心。
总理府，过去通过北方领土问题对策协会印制散发宣传画、设制宣传塔、路边标语牌，举行北方领土展览、召开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国民大会等。今后，将进一步充实这些活动。这个协会，今年还特别制定了新的计划：一、制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宣传画、传单、火柴盒并广为散发；二、进一步推进地方居民集会的组织化等。传单将贴在东京都内的出租汽车和电线杆上，总之，是为了启发对北方领土不大关心的市民。关于火柴盒的设计，提出来要在盒的一面印上北方领土的照片，另一面印上本土和北方领土之间的距离等资料。
总理府通过这个协会，每年都全面收集最优秀的几张标语的宣传画大量印刷并到全国各地去展览，今年计划在国民的协助下，广泛地贴在公共浴池、邮局、理发店等。
北方领土展览和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大会将照常举行。总理府把现在画在准备在青森召开的地方居民大会作为时机，准备举行画片和宣传画展览和进行包括签名运动的启发性活动。这个协会的总部还希望在推进这些活动的时候，得到日本青年团协会等青年团体地方妇联等妇女团体的超过以往的大力支持。
【美联社萨格勒布五月二十六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要美国和苏联都对目前中东局势负责。
据援引，萨达特在接见《信使报》记者时说：“美国是以色列的一个道道地地的同谋者，但是我对苏联也有一些意见，因为我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就现在我们面临的后果向他们提出过警告。”
他又说：“苏联作为一个大国有它的国际战略。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危险和重要性的估计，他们的利益和他们与美国紧张关系的缓和……”使得他们不可能无视“我们的估价和分析”。
“我们决心单独进行我们的战斗。我们不想要苏联为我们打仗，我们也不希望苏联和美国发生冲突，因为这将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但是我们要求苏联给予这个地区以应有的注意。”
埃及总统再次谴责以色列不要和平，并指责美国“不区分受害者和侵略者”。
萨达特总统强调指出，不能期望在这个地区以外举行的会议，包括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总统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来解决中东危机。埃及人民必须单独打这一仗和作好准备。
【南通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今天到达这里，为的是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两天会谈，讨论中东局势和是否有可能寻找办法摆脱多年来使国际关系遇到困难和给和平造成经常性威胁的危机。
扎耶特是在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签定两周年的日子到达这里的。
扎耶特的莫斯科之行是同安全理事会即将辩论中东问题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美国有联系的。在即将举行的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最高级会谈中，中东问题可能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苏联在外交上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调说，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现在轮到解决中东问题了。但是据人们现在所知道的，迄今为止并没有为此作出多大的努力。
最近几个月内，苏联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欧洲问题和同美国的关系上面。
这里的观察家们并不预料苏联对中东局势或对苏埃关系的立场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德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在开罗有消息说，苏联主张成立一个特别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的某些国家组成，另外再加上“一个支持阿拉伯人的国家和一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扎耶特同雅林会谈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埃及发言人说，来访的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今天在这里会见了瑞典驻苏联大使、联合国中东问题调解人雅林。
可靠人士说，他们两人讨论了中东局势和预定于六月四日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
【本刊讯】日《产经新闻》五月二十八日报道：
据日苏关系人士称，从莫斯科返任的苏驻日大使托罗雅诺夫斯基，最近在大使馆里召集了干部会，确认苏对日政策没有基本的变化。该人士说，这县体地意味着苏联在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上不可能对日本让步。关于领土问题，在我国政府首脑之间，现在也认为看不出有所进展的征兆，这一观测同苏联这一强硬态度结合起来看，围绕着今年夏天将要举行的日苏首脑会谈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上次托罗雅诺夫斯基大使临时回国，正是召开四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时候，看来，他在回国期间肯定同苏政府和党的机关充分调整了意见，以为田中首相访苏做准备。正因为如此，他这次确认苏对日政策不变，可以看做是反映了苏联政府和党的首脑的态度。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文森特·布伊斯特）苏联今天对于“敌人”经常企图利用特务以及电子或机械工具渗透或试探苏联边防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苏联边防军头目马特洛索夫中将在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还指出，在苏联六万公里长的边境的某些地段上——大概是指与中国毗邻的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经常性的神经战。
马特洛索夫将军一度是苏联政府参加北京的苏中边界问题会谈的代表团的团员，他今天在《真理报》上说，苏联军队的指挥官们必须时刻保持戒备。戒备得到了现代化军事装备和部队适当实力水平的保证。“但是要保持戒备，指挥员们还必须能够在情况急剧变化时迅速地调整边防配系。”
马特洛索夫说，苏联边防军指挥官们现在有一切可能“根据任何新情况”迅速地把必要的兵力集中到关键的地区。
这位苏联将军的文章向这里的记者们暗示，在中国边境上进行着一场经常性的演习战，而苏联部队则迅速地适应于对方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