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五月四日刊登迈克尔·伯林的一篇评论，题为《台湾、美国的联系削弱了》，摘要如下：
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世情咨文”看来是预示出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关系的结束。
这个二百页的咨文的主题是：美国的政策放弃通过同互相竞争的力量中心打交道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均势”战略，转而采取“意见一致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美国的盟国的参加将导致区域性和全球性利益的协调。
但是，中华民国不再被列入这些盟国之中。事实上，咨文中关于“中国”的一章（在这一章里没有提到台湾）指出，华盛顿—北京日益热乎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的国家利益这一健全的基础上的。
只有在亚洲这一章里，才在两段里提及“台湾人民”。在这里，总统重申了他对保卫台湾人民——而不是它的政府——承担的义务和继续保持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北京肯定会对咨文中这些没有提到的地方感到高兴。
即使在美国着手同北京建立大使级的“联络处”关系的时候，它还继续同中华民国保持大使级的形同虚设的正式外交关系。事实上，在这份主要是明确阐明众所周知的各项政策的咨文里，完全没有提到国民党政权的做法是出人意料的少数几件事之一。
【时事社东京五月三日电】述评。题：面临调整同日本、西欧的关系
——尼克松的外交咨文
美国总统尼克松把以调整同西欧和日本为中心的关系推到了外交政策前面。这从在第三部分《加强合作》的五十三页中，西欧占十九页，日本占十三页便可以看得很清楚。直言不讳地谈了对西欧和日本的想法，而关于中苏两国的部分却自始至终是比较平铺直叙的说明。这一点也是证实改变了重点的材料。
如总统自己在咨文中所说，改善同中苏的关系是一九六九年就任总统时的心愿，这出戏以去年访华、访苏达到高潮，目前进入了尾声。然而只埋头于执行对中苏两国的外交政策，势必会疏远和盟国的关系。于是总统把第二届政权的外交政策的主题移到了调整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上。
在外交咨文中，总统仍然明确区别使用“敌对国家”和“盟国”这两个词。看来是要重新加强在第一期改善同“敌对国家”的关系后出现的松弛的同“盟国”的纽带。
去年的咨文说处于“正在出现的和平的结构中”，今年的咨文说“形成持久的和平”。这个主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性的。就是说咨文的梗概是，通过演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戏来形成总统所鼓吹的“持久和平”的理想。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四月二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为什么追求美国—赤色俄国麻烦问题一览》；副题是《在一个拥有雄厚潜力的国土上，并非一切顺利。农业歉收，工厂出产劣品，企业管理人员无视现代思想。因此，莫斯科向美国寻求援助——降低以往年代的仇恨的调门》。摘要如下：
在苏联国内外，越来越多的重要迹象表明，在俄国同它的死对头美国的关系中，一九七三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现在看来，克里姆林宫确实在寻求与美国的一种“特殊关系”，以代替在全球战线上与美国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竞争。
这种意味深长的态度转变，是由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
——在军事上，俄国是世界第二强国。
——在经济上，苏联仍然是一个比较不繁荣的国家，它的两亿五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中间是属于末位的，远远低于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有迹象表明，俄国领导人已经作出决定：他们需要美国的贸易和援助来使他们的经济立足于更加健全的基础之上。苏联的苦恼何在？据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专家们分析，来自俄国自己国内的最新数字暴露出，实际上按任何尺度衡量，克里姆林宫都面临着莫大的国内问题，其中某些问题具有危机的成分。
——苏联农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产量远未达到指标。只有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大量进口谷物，才能避免食品供应的严重不足。
——苏联工业在某些部门（例如钢铁）取得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成绩，但是在其他方面，它的增长率正在落后。一些长期指标正在被砍掉。总的说来，生产仍然落后于西方水平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出的“使市场有充足的消费品”的保证不仅没有兑现，而且不再受到最高层的优先考虑。关于提供更多的肉类、家具以至炒锅的诺言，已让位于加强军事机器和促进重工业的计划。
——俄国没有能够发展技术和知识来利用它的天然气、石油、金属这些自然资源的雄厚潜力。它公开地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寻求资金、贷款和技术援助。
——工人的不满情绪这种慢性病正在滋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苏联报刊几乎每天都抱怨磨洋工和溜号、酗酒、野蛮和流氓行为。
——其他一些不同政见现象使领导集团伤脑筋。有一些知识分子攻击共产党迫害文艺界和科学界的持有不同政见的分子。
这样一些国内的弊病已引起国外的注意。一位西方战略家的看法是：“看来，至少在短期内，俄国人不像从前那样危险。俄国需要扩大同西方的贸易，而且特别重视美国，因为美国不仅能供应所需要的粮食，还能提供资金和贷款。这就意味着，莫斯科目前在局势的稳定性方面有着既得利益。”党的力量。俄国领导人由于所有这些问题而处境如何？他们在国内是不是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西方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不。
一位西方的苏联问题权威人士说：“如果说最高领导层中的任何人现在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这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如果在一九七二年的灾难之后，又一个灾年接踵而来，那就可能使某些头目跌落下来。而且，由于周围存在着种种的问题，没有哪一个苏联领导人真正能安心休息。”
一位分析家说，“许多俄国人越来越把斯大林时代说成是往昔的好日子。”基本麻烦。西方专家一致认为，苏联今天的麻烦的核心问题是国内问题。不是国内政治或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是基本的经济问题。
当俄国同美国作比较时，苏联的缺点就特别明显。苏联当局自己声称，去年，整个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四。根据美国的估计标准，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百分之一点五。不管根据两个数字中的哪一个来估计，美国（它的货物和劳务的生产的实际增长率是百分之六点四）都要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九七二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二千亿美元，而俄国不到六千亿美元。
在经济方面，俄国的问题最尖锐的莫过于农业领域了。据苏联的官方数字，一九七二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指标为一亿九千五百万吨，而收成为一亿六千八百万吨，比指标少了二千七百万吨。一位美国官员说，即使一亿六千八百万吨这个数字，也是被夸大了三千三百万吨之多。
为了防止面包的缺乏和工人抗议的危险，苏联当局向西方买了三千万吨粮食，价值二十亿美元。此数相等于过去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进口机器方面所花的总额。
其他作物的收成几乎也一样糟糕。危机之路。西方专家说，严格的、集中的控制一般弊多利少。计划人员吩咐集体农民，该种什么，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而计划人员常常是错误的。
个人主动性的丧失是十分明显的。农场的设备无人照管，工具损坏之多往往使美国参观者感到震惊。
苏联的农民一旦不受国家控制，就显示出他们是能够多么勤奋地劳动。例如，农民可以拥有小块自留地，他们能够按照他们所能获得的任何价格出售农产品。这些自留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但是它们提供的土豆占全国土豆的百分之六十三，蔬菜占百分之三十八，牛奶占百分之三十五，肉类占百分之五十一，羊毛占百分之二十。一位农业专家说，“这意味着，典型的俄国农民在自留地上付出他所能付出的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在集体土地和牲口上面只是付出他不得不付出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集体化农场上的挫折使整个经济受到瘫痪性的影响。例如，在劳动力越来越缺乏的情况下，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劳动力却用于农业，而美国仅为百分之四。
决策人被迫把更多的投资用于农业，把大量的外汇用于食品机器的进口。跛足的工业。苏联在农业上的困难，只有它的工业上的不景气可以与之相比，迄今，苏联工业不能应付现代社会复杂的、成熟的要求。管理不善，浪费，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缺少主动性，这一切都侵袭着苏联的工业领域。这样，一九七二年，工业产值只增长百分之六点五，比一九七一年增长率低，也未达到百分之六点九的指标。
由于缺少做衣服和鞋的原材料，轻工业产品特别显得不足。但是，即使在俄国经济的有魅力的部分
——基本重工业方面，也是有弱点的。
使莫斯科的计划工作人员更加头痛得多的一点，是俄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能够按预期的速度提高。目前的五年计划要求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六点一，但是据苏联的统计数字，仅提高了百分之五点二。浪费，低效率。巨大的浪费，是苏联经济的大漏洞之一。例如，柯西金总理不久前透露，在现在应当完工的一千五百五十七项工业建设项目中，有九百零六项仍然没有完成。
经济能加以改革吗？基本上，西方专家深信，俄国只有实行激烈的经济改革才可克服它的大量浪费、草率工作和其他种种弊病。
一九六五年，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在某些企业中实行改革，其目的是使经理人员发挥更大的主动性。许多老的中央控制制度被废除了。实行了一种利润制度，经理人员和工人如达到了他们的指标，生产了可以出售的货物，就可得到奖金。
但是，这种进展大体上已被破坏。一个原因是，共产党领导人担心，扩大改革会削弱他们的权力。
结果，现任领导人已决定暂不实行改革，决定保持政治控制，“设法”转向西方寻求资金、技术。苏联的处境。俄国人能不能用金钱购买到他们进入技术时代的途径？他们以前作过尝试，但失败了。某些西方专家并不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们认为，不实行基本的改革，俄国就注定要在繁荣经济的竞赛中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不久就将败给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五月十四日一期（提前出版的）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审慎的魅力》的文章，摘要如下：
莫斯科报刊为它的读者提供了十二篇关于美国生活的连载文章，这些文章通篇热情描写路旁的休息室、快餐厅和番茄酱。共产党首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登上红场主席台向数以千计参加五一节活动的人们报告了关于“苏美关系积极发展”的最新消息。上星期，从政治局到在美国大使馆前的面带笑容的卫兵，都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审慎的魅力。在莫斯科的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几乎是令人吃惊的。这好象是有人按了一下同美国友好的电钮。”
勃列日涅夫预定于六月对美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他煞费苦心地确保，在苏美关系中不要出现任何不顺利的现象。他甚至走到了解除两名执政的政治局委员的地步，因为，后者对同美国搞缓和一事持保留态度。上周勃列日涅夫会见了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由于后者一年来第三次抵达莫斯科，因而在伏努科沃机场出现了用法国白兰地和汽水接待的热闹场面。
莫斯科官员奉命不知疲倦地出席美国外交宴会，以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一批批去访问的美国代表团。虽然，急于想更多地知道美国的俄国人了解不到有关尼克松先生卷入水门事件的情况，但是，他们谈到了大量报纸登载的包括从星条旗的历史到俄美特点比较（他们在生活乐趣、丰富的智力和乐观主义方面有相似之处）一切内容的文章。一位美国外交官对《新闻周刊》的杰伊·阿克塞尔班克说：“确实，事情发展得比较顺利。当局正在为那些想同在美国的家属重新团聚的俄国人签发更多的出境签证。”
不管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急切地要同华盛顿改善关系——以及如何急切地争取公众支持这种政策转变，但是他同样决定要使俄国普通老百姓不致因每天接触美国思想而受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