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三月二十八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苏联用黄金购买黄油和面包》，摘要如下：
苏联最近几个月不得不花数十亿在西方购买三千万吨粮食和饲料。苏联人付的是黄金。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农场主都在摩拳擦掌。世界市场的价格猛涨。
苏联目前要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购买近二十万吨黄油，以便在工人的天堂中使人们能在西方的面包上再涂上西方的黄油。这样，欧洲经济共同体可怜的堆成山的黄油就要少一半。这笔巨额交易将减轻九国共同体紧张的牛奶市场的负担。这些从西方来的黄油同时支持了与自由的农民体制为敌的苏联支离破碎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体制。
大量购买食品，这是制度无能为力的自白。党和国家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自我揭露为完全的无计划性。由于其他国家的现实和实例，企图用甚至克里姆林宫也不能命令雨神的话来解释这些困难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没有能力在化学和技术的时代里用最好的土地给它的公民足够的面包，这将宣告了它的破产。苏联被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国——导弹都是自己制造的，但要从西方买黄油。
如果一切都属于大家的，那么谁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平凡的哲理寓于事情的本质之中，而且任何人也不能改变星球公转的轨道：
尽管苏联只拿出它的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来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但苏联农民却在这百分之二的土地上，从其小园地里生产出苏联土豆总产量的几乎三分之二，蔬菜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蛋类的百分之六十，牛奶和肉类的百分之三十八，没有膨胀起来的私有制的成绩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下面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制度：
由于国家规定不现实的价格，所以在苏联黑市盛行；偷窃公共财产的现象司空见惯，由国家提出的计划遭到居民们的破坏、回避和歪曲；运输业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和死硬的办法而出现病态；庄稼收得过早或过迟；许多水果和菜蔬坏掉了，或者进到牲畜肚子里去了。
克里姆林宫通过警察和军备，核武器、火箭、坦克、飞机、宇宙飞行和军舰来巩固它的政权。
苏联算是主要的产鱼国家之一，这是空的，因为新鲜鱼在苏联人民中间还是缺货。但是坦克占优先地位。
赫鲁晓夫认为，用开发新的土地，扩大生产面就找到了关键。关键不在那里。而勃列日涅夫乞求雨神，也是徒劳的。
说苏近几个月的人事变动表明，苏已形成一个新的七人领导核心，七人中除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外，其余四人均为勃列日涅夫的门徒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六日刊登艾伯特·威克斯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内阁》，摘要如下：
在苏联，由于过去几月在党和政府官员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高级改组，一个新的“厨房内阁”似乎已经形成。这是一个勃列日涅夫的班子，由下述人员组成：
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马祖罗夫，柯西金和索洛缅采夫。
苏联一些有名人物在对级别很敏感的克里姆林宫里的地位下降了。其中最出名的是苏联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他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最近宣布重要决定或招待外国贵宾的一些会议或场合。另一个重要人物的不露面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波利扬斯基。一位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一月底，他失去了苏联第一副总理的职务（他现任农业部长，一个较低的职务）。直到不久之前，波利扬斯基曾是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法定继任者。现在这个地位由马祖罗夫接替，他是一个有名的“强硬派”。
在研究了这个七人核心的履历以后，人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除了老资格的柯西金和苏斯洛夫以外，都是勃列日涅夫栽培的，他们同勃列日涅夫保持亲密的关系。此外，他们是勃列日涅夫一代，唯一的例外是库拉科夫，他是管农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他仍然是勃列日涅夫的门生，他的政治提升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影响。波利扬斯基地位下降而库拉科夫地位上升，这一事实表明，库拉科夫虽与波利扬斯基同一年纪，现在却是后者的监督人。
第二点是关于所涉及到的这些人的民族背景问题。显然，在最近的高级人事变动中，乌克兰人受的损失最大。列入乌克兰人降职表的另一个人是谢列斯特，他显然反对去年勃列日涅夫的美苏最高级会谈。只有那些受勃列日涅夫保护的乌克兰人才是很顺利的：谢尔比茨基是属于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长期任职期间曾与之共事的这个魔力形成的党政官员的核心班底的。（然而，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大俄罗斯人，不是乌克兰人）波利扬斯基是一个典型的被降级的乌克兰人。
还应当提到存在着一个更小的核心领导班子的可能性，这在苏联过去的历史上一向是如此，甚至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也是如此。中央领导人中的这个最核心部分必然会包括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柯西金，换句话说，“三驾马车”。但是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三人班子。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差不多要退休了。很可能，到预计两年后即一九七五年，召开的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时，勃列日涅夫将是三头政治中留下的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了（波德戈尔内将告退的迹象早已出现了）。到那时，七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班子就将包括一个资格最老的、握有实力的领导人（他拥有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数卷言论集和文集）
——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
——以及他的一伙比较年轻的得意门生，那时勃列日涅夫就能够让他们准备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各种各样的法定继任者的职务。至于说柯西金的新的法定继任者马祖罗夫，有迹象表明马祖罗夫将同他的前任截然形成对照。柯西金过去是搞消费品的，而马祖罗夫是搞运输和农业的，而且强烈倾向于大力发展军事或者“大量耗费金属的部门”（特别是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的政策。苏联也许需要这样的总理，如果它把七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设想为加紧同中国对抗的时期的话，这反过来又要求重视粮食的储备、铁路运输以及同最高级的军官们搞好关系，这一切都是马祖罗夫的专长。
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位同事索洛缅采夫是党内主管重工业的书记。他也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理。他同样也是一位在影响苏联对中国采取态度方面的决策明显起作用的很有地位的官员。在苏联各共和国中，俄罗斯联邦占了面对着怀有敌意的中国的苏联边界的大部分。
简言之，今后数年，也许数月，人们无疑将会看到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当局中出现重大改组。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三月七日刊登一篇报道乌兹别克共和国召开党积极分子会议的消息，摘要如下：
党积极分子会议讨论了乌兹别克党组织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苏联五十周年》报告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任务问题。报告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和讨论时发言的人都分析了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思想工作形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是当前需要集中加以注意的。
在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还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去掉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恶习。有时还出现以下一些旧现象，如民族狭隘性、宗教偏见、贪污、受贿、酗酒、寄生心理等。广大公众应当经常注意同这些反社会主义道德分子作斗争。然而，发言中指出，并不是到处都对根除落后心理和民族主义遗毒进行应有的积极的深刻而周密的工作。例如，在科学无神论宣传薄弱的地方，宗教徒的活动就活跃起来了。
【美新处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三月三十日电】题：理查森关于安全援助计划问题的演说
美国国防部长理查森准备在圣安东尼奥一个民间和军界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的演说摘要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安全援助计划是尼克松主义和尼克松总统为七十年代制定的对外政策的核心，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向其他国家提供在军事上自给自足的手段。今天我讲话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说明什么是安全援助，表明它怎样适应我国重要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方面的需要，来阐述一下这个困难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进行对抗和遏制的时代里，我们为帮助其他国家武装它们自己和训练它们的部队而作出的努力也许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当时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公开表示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敌人不断采取的敌对活动，另一方面，面对着遭到战争削弱和担负着过分沉重的发展任务的国家的易受攻击性。
今天的世界不同了——情况有所改善。过去一度支配着我们政策的那种僵硬的两极状态已不复存在。我们已经着手同苏联和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关系。西欧和日本也再一次能够发挥同它们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相称的作用。
由于情况的改变，由于一场漫长而悲惨的战争的刺激以及由于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国内的需要，美国人民逐渐认为我们必须对我们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现实地加以限制。因此他们问及我们的安全援助计划同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的关系如何是应当的。但是有些人却对这种计划本身的必要性提出诘难，硬说这种计划仍然是卷入别国事务，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是背道而驰的。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危险的，它将使我国走上一条本届政府和美国人民所摒弃的道路。
相反地，我们所谋求的是使美国在七十年代国际事务中发挥一种新的、现实的然而是负责的作用——一种同我所说的这种新的条件和情况相适应的作用。
尼克松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这种新的作用的一种陈述。它是基于美国必须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一个信念的。我们自己的安全和福利需要它；我们在国际事物的结构中所占的份量使之不可避免；我们实现一代和平和比较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希望取决于它。
在这样说了之后，尼克松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平衡的伙伴关系
——更为现实地分担责任和作用。美国今天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去做它过去所做的一切。这是不符合我们已经改变了的处境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已经有所加强的状况的。这也是不符合我们正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性质的。因为，如果我们为其他国家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它们就不会去积聚自己的资源和政治精力了。
……在安全援助的体制下，国防部执行两项不同的计划：军事援助计划，作为馈赠援助向外国政府提供装备和劳务。通过向外国进行军事销售，外国政府以美元支付它所购买的装备和劳务。第三个计划是把无偿的贷款和低价的销售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
……在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美国对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援助采取的形式是给予大量的军事馈赠援助。
在一九六五年，国外的军事销售
——即由别人直接购买美国的防御装备——自一九五○年实行这个计划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军事馈赠援助。今天，销售量为馈赠援助量的七倍左右。
光是在一九七二年财政年度，美国就在全世界向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出售了将近三十五亿美元的防御装备和物品。
……今天当我们设计和部署我们的力量时，我们的指导方针是总体力量观念——总体者，就是因为我们考虑的不仅是美国的能力和潜力，而且还有我们盟国和朋友的能力和潜力。根据这种总体力量观念，军事安全援助计划已纳入美国部队的防御计划范畴，对盟国目前和潜在的能力的具体考虑也纳入了这个范畴。
今天当我们安排我们的力量和设计我们的安全援助计划时，我们遵循的一系列方针都是为了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我们期望别人所做的工作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
我们是否应当提供安全援助——和如果提供援助要提供多少——的问题应该由美国人民和国会辩论，但是，辩论需要在对这个计划的目的和好处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进行。
因为，我也确信，在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将为一个现实的安全援助计划争取得到支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向其他人提供为保卫他们自己所必要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盟国和我们一起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的伙伴关系。
总之，关系重大的是，安全援助是否会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为从一个对抗和遏制的时代过渡到一种新的、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的一个手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