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明星晚报和华盛顿每日新闻》三月一日刊登克罗斯比·诺伊斯从东京发回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日本在安全保障下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今天，看来日本人对他们同美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远比不久以前更加捉摸不定。过去的正确判断——或者至少是日本的对外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已经大大地站不住脚了。
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几年里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尼克松主义的出现、越南战争产生的结果、美国采取行动同中国和苏联和解、日本和美国之间因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发生的越来越大的摩擦——这一切都在这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综合起来，所有这些事情可以概括为一点：许多日本人越来越怀疑美国作为一个盟国的可靠性。由于日本比有象它那样的幅员和经济力量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依靠美国维持它的安全和繁荣，对美国的可靠性作出的这种新的估计，对日本的决策人有极其严重的影响。
这个重新估计也决不局限于领导层或上层人士。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十年来对美国的尊重显著地减少了。在时事通讯社多年来进行的确定“最喜欢的国家”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在一九六五年以前美国一直以大量的票数领先。到一九六五年，瑞士在各国中占了首位。今天，不仅瑞士，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也在这个人心争夺中名列前茅了。
当然，美国仍然是与日本有牵连的几个大国——特别是中国和苏联
——当中“最受人喜欢的”国家。意味深长的是，最近的局势大大加速了在我们在亚洲的最重要的盟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的不利的趋向。
日本人一直在对作为我们的全盘亚洲政策的一部分的尼克松主义的意义作出新的判断。原来日本认为尼克松主义不过是把美国力量从亚洲稍微撤出一些——要求我们的非共产党亚洲盟国为它们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联系其他形势发展来看，美国对亚洲的这种新政策正在具有广泛得多、同时更加含糊的含义。
事实上，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整个基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对中国的遏制——这一度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基石和它的主要目标——现在实际上已经让给苏联去做了。除了像南朝鲜、台湾、还有比较令人怀疑的东南亚这样一些地区外，现在真正妨碍北京实现其雄心的障碍是俄国的力量，而不是美国的力量。
今天，美国对亚洲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实效的词是“多极”，唯一的问题是谁都不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总的思想似乎出自十九世纪的欧洲政治：在几个国家之间——就现在而言是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可能还有印度
——保持相对的均势，在这种相对均势中，每个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集团相争而从中得到好处。
十分坦率地说，日本人对于他们究竟如何适应这种新局面并不十分有把握。他们并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在一个相当合作的、能保证他们必要的原料供应的和平的世界上生活、进行贸易和繁荣昌盛。他们并没有雄心要承担重大责任来单方面确保出现这种情况。
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许多日本人会欢迎使联盟有所松弛，以使他们能够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比过去更多的灵活性。但是他们注意到在拟议中的亚洲均势中出现的重要的不对称现象——例如他们自己几乎完全没有军事力量，因而怀疑这种均势实际上将如何发生作用。最近的形势严重地动摇了他们对继续同美国保持防务条约的信心。但是只要老的安全保障仍然存在，实际上就很难把它抛弃。
【时事社东京三月七日电】题：外相答辩说，想在不给日中之间带来障碍的范围内维持日台航线
大平外相七日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就牵涉到日中航空协定谈判的日台航线的处理问题说：“在日本与台湾之间，每天有一千名左右乘客来往，这是事实。至于日台间的航线，想在不给新的日中关系带来障碍的范围内维持下去。”
这番话是在回答自由民主党的深谷隆司的质询时说的，外相还表明：
（一）关于今后的日台关系，政府的基本方针是，要在不损害日中间的信任关系的条件下维持下去。日台间的航线问题也应该在这个方针中来考虑；（二）日台航线不是中国方面是否承认的问题，而是日本方面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这次日中航空谈判中，关于日台航线的项目（同谈判）没有关系；（三）同台湾的航线是由台湾的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之间的合同来维持的，宣布问题则是由运输大臣的权限来进行的，但是今后大概仍将维持这种事实关系；（四）在这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中，没有那样困难的问题。希望中国方面很好地理解日本的机场的状态，这次谈判代表团没有超出这以外的权限。
【时事社东京三月七日电】题：驻华大使小川说，航空协定谈判不会费很长时间
大阪消息：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七日参加了日本记者俱乐部在大阪市内的一家饭店举行的早餐会，就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等各项协定的日程发表谈话如下：
一、首先要加紧缔结航空协定，由于外务省和运输省两省的负责官员七日已去北京，根据这次谈判的结果，将在某种程度上看清前景。由于日中双方想法基本相同，所以大概不会费很长时间。
二、继此之后，将是渔业协定。由于六月份民间协定就到期限了，所以想缔结政府间协定。
三、海运协定也不是困难问题，因此大概会顺利地进行。
四、贸易过去一向是通过种种渠道进行的，所以，如何把它纳入政府间的轨道还是一个问题。
五、我想，通过这一系列缔结各种协定的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气氛就会高涨起来。
【共同社东京三月五日电】题：英格索尔大使暗示，美希望首相访美
美国驻日大使英格索尔五日对二阶堂官房长官暗示，美国强烈希望田中首相能尽早访美。据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今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大使在同他共进午餐时说，“国会会议不结束，首相的外交日程大概就决定不下来吧！”
关于首相访美的问题，据说前些日子来日本的基辛格助理也转告了尼克松总统的意向，由于日美关系正处在“贸易战”这样的状态，所以，据说美方强烈期望首脑之间的接触。
【时事社东京三月五日电】题：二阶堂官房长官和美国大使亲切交谈，强调日美政府间的对话
二阶堂官房长官五日到东京赤坂的美国大使馆同美国驻日大使英格索尔共进午餐，并就当前的日美关系进行了亲切交谈。
席间，官房长官强调了日美间“不间断的对话”的必要性，他说，“在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上，美国也有一部分责任，我国也正在认真地致力于矫正不平衡。但继续出现盈余，这也是事实。因此，今后不仅是财界之间，而且日美两国政府首脑之间也有必要经常进行对话。”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三月三日刊登了一篇短评，标题为《向台湾示意》，摘要如下：
北京不仅在外外部广大世界寻找接触。它也加速了它重新统一的政策。它向台湾作的姿态和发出的信号不能作别的解释。高级的老政治家傅作义邀请台湾的爱国同胞公开地或（如果不行的话）秘密地回祖国看看，这种邀请的话是够清楚的了。前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向台湾的同胞保证说，只要他们现在拥护社会主义祖国，对他们就既往不咎，这也是明确的。
最后，基辛格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会谈后刚回到美国，这些话就广泛发表了。
所以中国知道，美国在使它的台湾政策符合于尼克松主义（“亚洲人应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这样，一九五○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签订的保证协定大概已没有价值了。这些东西也已写在尼克松的上海公报中。自上海公报签署一年以来，美国人和中国人显然已开始共同消除过去的遗留事务。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五日电】题：对亚洲事态发展的反应
《洛杉矶时报》的社论说：
一年前，美国在上海公报中承认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一向所坚持的东西，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接受这一立场已消除了在改善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的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
除此以外，看来这还使这样一个时候更接近了，就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将一致认为，聚集在一一起就正式结束中国内战作出某种安排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的。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三月四日发表弗兰克·钦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加强对台湾的呼吁，电台企图利用人们的不满》，摘要如下：
北京在最近几周内加强对台湾的宣传广播，设法唤起人们的思乡、爱国和自豪情绪，以取得台湾不同阶层人们——年青人和老年人、一九四九年逃离大陆中国的人和台湾当地人——的支持。
美国通讯社在国外收到的并在这里报道的广播内容利用在台湾的人们对税收高、水灾多、就业机会少的不满情绪。
但是，主题是，通过埋葬以往的差别实现民族团结，强调大陆上的中国人把在台湾的人看作是
“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
上个月在庆祝中国的新年的时候，北京电台广播了有影响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讲话。杜先生向“我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老乡”问候。
这位七十高龄的杜先生指出。他还是有个人威望的，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去年参加了为尼克松总统和日本的田中首相举行的招待会。为了唤起他的前同事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说，“访问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的祖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成就，它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许多国民党官员是同大陆中国的亲属分开的。杜先生在提到这一点时说，他本人是在分开十年以后在他的妻子于一九六三年从美国回来以后团圆的。杜先生追述说，他的女婿、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曾两次返回中国省亲，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招待。
在杜先生发表谈话后几天，另一位前国民党将领陈齐瑄也发表了谈话。陈在谈话中表明，同前国民党官员谋求和解的政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本人批准的。
对最近的来访者也表明了这一政策。
一名父亲是国民党将军的美籍中国学者追述说，周总理对他说，“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你的父亲了。他应该回来。”
一九六三年从台大毕业的一名青年工程师在一篇广播讲话中企图打消对不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和家庭成员分开的担心。这个人据说是一九六七年回到中国的圣路易斯大学毕业生。他说，他被分配在“我的故乡山东工作，这样，我就靠近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又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祖国的宝贵财产，对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关心，对我们是完全信任的。”
【本刊讯】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报纸《新国家报》三月二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现在是北京—台湾会谈的时候了》。摘要如下：
在成功地争取了日本人和美国人之后，北京领导人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千五百万台湾人。
中国共产党人再次表明了他们的政治上的聪明才智。阅历深的傅作义将军和廖承志发表呼吁进行谈判的调和性讲话的时机是再适宜不过了。
由于一国接一国的政府接受了周总理提出的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这种建交先决条件，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在台北的外交使团的数目则在以相应的速度减少。美国满足这一先决条件把联络处升格为大使级机构现在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台北必须认识到，继续不理会北京也是不会解决基本问题的。蒋介石总统在过去二十四年中一直等待的反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叛乱并没有发生。特别是由于看来他的政权似乎要在近期丧失其主要盟国，他的政府能够无限期地继续等待下去吗？台北必须知道，现在不达成协议可能导致将来的有形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