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伦敦三月十二日电】英国一家有威望的研究所十二日说，苏联驻西欧国家首都的外交官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间谍。
这篇报告还说，虽然目前存在着东西方和解气氛，然而俄国在西欧的情报活动却不断加强。
这篇题为《苏联的和平时期战略一览》的报告显示了莫斯科在各国搞间谍活动的情况，但没有说明来源。这些材料中的许多材料以前曾在报纸文章或者苏联变节者的大量口供中有过。
但是，由伦敦冲突研究所发表的这篇报告是最近几年公布过的关于俄国在西方搞间谍活动的比较全面的统计之一。
写这份报告的研究所里有英国研究俄国和共产党事务的某些第一流专家，其中有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利奥纳德·夏庇诺，伦敦大学的休·塞顿—沃森以及前英国驻古巴大使亚当斯·沃森。
其他的投稿人，诸如《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汤普森，是这里人们所熟悉的右翼观点的发言人。
但作者们都一致认为，在苏联看来，“和解”与“和平共处”就是利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颠覆和间谍活动来强化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个调查报告调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的欧洲成员国家，英国和比利时除外。报告说，因为一九七一年英国驱逐了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说他们是间谍，比利时那年晚些时候以同样的指责赶走了另外三十二名苏联人。
报告说，在西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里，在官方认可的苏联官员——包括外交官、商务人员、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新闻记者以及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间谍。它说，如果仅仅计算外交官的话，间谍人员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二。
报告说，在西欧的苏联官员的总数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从一千四百八十五人增加到两千一百四十六人，这些人的一大半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
报告说，苏联在西方还得到古巴和东欧情报机构的帮助。
这份调查报告分析了苏联情报工作的目的和技术。这个长达八十三页的报告还分类谈到众所周知的、苏联在每个西欧国家所搞的情报活动。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报》三月十五日发表一篇该报驻伦敦记者发回的报道，摘要如下：
冲突研究所发表的材料说，最近十年里，苏联在欧洲的官员人数由一千四百八十五人增加到了两千一百四十六人。
特别有意思的是苏联在各国的外交官人数增长的百分比。最近十年里增长比较显著的一个国家就是东地中海中极其重要的塞浦路斯岛（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它的地理位置靠近土耳其和中东（以色列、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北大西洋的重要基地就设在它的领土上。
其次是瑞士，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再次是法国，增加百分之七十；意大利和挪威（北大西洋联盟两翼）增加百分之六十；中立的瑞典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丹麦和荷兰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德国、土耳其和希腊增加百分之二十。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二月十九日出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帮助百万富翁》，摘要如下：
在波兰，目前又有几百个百万富翁——他们主要经营农业。为了提高生产，党的首脑盖莱克提出的口号是：允许富有者更加富有。
波兰四十八岁的果园主考尔查克邀请了二百多人到华沙近郊的斯科隆基村来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
个体农民考尔查克有能力举办这样盛大而昂贵的庆典。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内几百个拥有几百万兹罗提的大富翁之一。
这个经营农业的天主教徒通过培植苹果和梨而创造了他的几百万财富；他“在村子里同牧师正象同党的书记一样保持着同样友好的关系”。这个种植园主每年从他私有的三十三公顷土地上收获五百吨水果，畅销国内外。苏联人是他在国外的最大主顾，然而芬兰、英国、西德联邦共和国也通过华沙的“果品出口公司”购买斯科隆基出产的水果。
无疑，这个富农在华沙自由市场上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在那里就象在西方一样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然而考尔查克着眼于大宗买卖，不愿做零敲碎打的生意。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盖莱克的领导下，这个富裕的果园主将会变得更加富裕。考尔查克热衷地谈到盖莱克，他说：“他给我们开了绿灯，在他的领导下，一切都进行得更加方便，更加迅速。”
在取得莫斯科同意下，盖莱克从一九七○年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索波特和格丁尼亚等城市中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而爆发的工人示威中作出了结论：他废除了农民对国家的强制性交售；发放了更廉价和更大量的信贷；改革了税制；批准了个体农民免费就医；方便了对农业土地的购买。
不论是买拖拉机和载重汽车，还是购买土地或买新建筑——考尔查克都从国家得到信贷；只要他能够为此提供物质保证，实际上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国家获得大量信贷。
盖莱克的措施已经显露出初步成果。一九七二年波兰农业生产比一九七○年提高百分之十二——没有任何别的东欧国家能够表明有类似的增长。
华沙著名的农学教授和农业政治家加瓦伊也鼓励日益增长的私人积极性，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续支持私人企业——对大家都有好处。”
有着国家的保证撑腰，考尔查克已经存下钱准备给他的小女儿再买一处十公顷的大果园。这位农村的富豪打算给他第二个女儿大约二百万兹罗提作为嫁妆（第一个女儿将继承他的庄园）。在这方面，国家也通过信贷提供帮助。
国家慷慨提供信贷的意义在于：只有当私人企业扩大并且每公顷产量提高的时候，华沙新上台的农业计划官员才有可能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在波兰本土，允许个体农民私人占有土地的面积可达五十公顷；在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或者东普鲁士等昔日的德国东部地区甚至允许拥有土地一百公顷。
当然，迄今只有少数农民利用了这个机会成为大地主；大多数波兰农民至今仍然在小块的土地上劳动。三百多万个体农民耕种着波兰境内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已被利用的农业土地；百分之十五的耕地面积归国营农场所有；只有百分之一点八的耕地属于农业合作社。在百万富翁考尔查克居住的华沙附近的格罗耶茨县里，甚至百分之九十六的耕地面积属于单干的农民。
这位农村富翁同他的老婆、女儿和佣人住在一座新建筑的有七间屋子的别墅里，外带冬季花园、游泳池和三个洗澡间。他用的汽车是“沃尔沃一四四型”，这是他用了三十万兹罗提买来的。他的假期大都是在西方国家度过的。他和他老婆为每年三周的假期要付出大约八万兹罗提——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波兰人每年平均总收入的三倍。
由于盖莱克新政策的影响，地方党的干部对待个体农民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考尔查克说：“过去占有十公顷以上土地的人早就会被骂成富农，而今天一个人生产得多而且好，他就受到尊敬，不管他占有多少公顷土地都没有关系。”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三月十二日刊登Ｒ·Ｎ·Ｃ·斯蒂德的一篇报道，标题为《软化西方。缓和怎样为苏联的颠覆敞开道路》，摘要如下：
在冲突研究所的报告里，极为清楚地摆出了俄国搞的配合得很好的大规模活动的一些重要事实。这个运动就是企图用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手段来推翻西方政府。
俄国目前在西方各国搞的活动其规模和成就是空前的，是不言自明的。除了目前西方在日益缓和的气氛中敞开的新大门之外，现在的动荡的心情、人们的抗议、社会和工业界的纷争以及抛弃传统价值的做法，这些使得西欧变得特别脆弱了。像冲突研究所的报告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俄国的主要目标是在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使社会崩溃。
当地的共产党以及公开或地下共产党组织当然成了主要工具。来自更加极左派（虽然它同莫斯科有纠纷）的压力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偿。这样有助于造成全面的混乱。它使正统的共产党可以采取一种“温和的”姿态。例如，莫斯科和当地的共产党，一方面谴责“冒险主义的”极端派，但却常常给予他们资金、鼓励和合作。
在每一个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就是尽量利用在当地的机会。在英国，工业战线必然首当其冲。该报告令人沮丧地综述了英国共产党在有系统地酝酿工业骚乱方面的活动和成就。
在法国，他们既诉诸知识界的罗曼蒂克的“左派”，也诉诸从法国的新工业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骚乱。这种结果表现于人民阵线选举联盟的成立。
在德国，该报告所关注的正是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对俄国人开辟的前景。他们现在能够非常有效地利用德国统一的诱饵，来实现他们控制西德的目标。
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共产党人控制当地或省行政机构的地方，他们正在非常成功地使用传统的“保护”方法。
该报告表明，所有国家里的关键部门都成了特定目标。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各级教育机构。渗入和颠覆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门，这是另一个特定目标，特别是在德国。“报刊电台”是又一个特定目标。
报告表明，在许多国家里，对教会越采越重视。在充分利用机会在西方开放的社会开展活动的同时，目前俄国国内，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障碍，以防止教会同俄国人民以及其卫星国的人民有任何正常的接触。
俄国实际上剥夺了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其他的自由，报告用了许多章页一一举例来说明这一点。这显然并不妨碍西方支持共产党路线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为俄国的某种形式的控制效劳，这一切全是打着自由的旗号。
【本刊讯】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三月十七日刊登凯文·辛克莱写的题为《被香港抵制的人是苏联高级间谍》的报道，摘要如下：
被拒绝上岸的苏联特务尼古拉·科布扎尔，是苏联远东特务网的高级人员。
这个特务网范围遍及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由日本至西伊里安的巴布亚，其特务基地在西伯利亚的海参崴，特务的大头子是一名苏联秘密警察的将军。
目前被警方监视的尼古拉·科布扎尔与去年香港破获的苏联特务案有关。他在港招募香港商人何鸿恩加入其特务网组织，该组织是计划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尼拉及菲律宾搞颠覆活动的。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八日电】题：《真理报》评约
·艾尔索普
《真理报》写道，“华盛顿评论员约·艾尔索普炮制已有一年多的关于‘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许多文章中，谎言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今天发表的《敦巴顿大街的红卫兵》一文的作者谢·维什涅夫斯基指出，“艾尔索普只要一张开嘴，大大小小的谎言就飞出来了”。
维什涅夫斯基写道，艾尔索普承认，他在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受到“特殊的接待”之主要原因就是散布反苏谰言。“评论员回到他的华盛顿敦巴顿大街的住所后就成了那么一个红卫兵”，并开始颂扬中国当局。维什涅夫斯基指出，“艾尔索普之所以吹捧中国，仅仅是要努力让关于‘苏联威胁’的谎言具有更加近乎情理的样子。他重复的诽谤是老一套，但是采取了新的形式。目前，他已在援引‘在中国听到的说法’了。”
维什涅夫斯基写道，“一个有趣的场面正在形成：艾尔索普指着北京人说：他们‘很清楚苏联的危险’。而北京则时刻准备听听华盛顿这位说假话的挑衅者的意见，说什么他知道关于‘苏联危险’的某些情况。没有中国的原料，敦巴顿大街的谎言制造厂无法开工。而没有这位死硬反共家伙的产品，北京宣传家们也过不了日子。反共主义只能这样恶性循环。”